“县管校聘”政策的实施困境与破解策略

长期以来，我国在缩小城乡教育差距方面采取了城乡教师交流、城乡对口帮扶等相关政策与措施，“县管校聘”是新时代进一步破解区域优质教育均衡难题的重要探索。“县管校聘”政策实施以来，各省市积累了丰富经验，也暴露出许多问题，如政策协调难度大、政策实施过程异化；学校执行走样、政策效果弱化；教师配合度不高、政策影响下降等。其原因主要有政府统筹不到位、学校权责不对等以及教师保障不充分等。推动“县管校聘”政策实施到位，要解决好公益与功利、放权与监管以及集体与个人三种核心关系，并通过强化政府统筹破解教师管理碎片化问题，通过科学设计强化政策实施协同性，通过强化监管以消除教师对评价的顾虑，通过系列配套措施与补偿手段增强政策执行动力，通过梯度推进降低改革难度，全方位提升“县管校聘”的实施水平。     

精准扶贫政策的分级落实机制及其基层实践困境

打赢脱贫攻坚战,关键在落实精准扶贫政策。目前,精准扶贫政策在实践中形成了分级落实的制度安排,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基层政府和村民的利益诉求并不完全一致,各自遵循着不同的行动逻辑,使政治机制、行政机制和治理机制共存于政策落实的过程中。行政机制意味着地方政府只会遵循官僚制的惯性逻辑,将精准扶贫从一个宏观政治层面上的战略问题转换成为一个官僚体制内部行政层面的政策执行问题,按照事本主义的原则落实政策;治理机制反映出村庄场域中不同利益参与主体在贫困户指标的分配中遵循着乡村逻辑,影响了扶贫政策的落地;行政机制与治理机制间的内在紧张关系,造成形式主义在基层行政中的泛滥,使政策呈现出“悬浮”状态。这促使中央政府启用政治机制,发起运动型治理,将“行政问题再政治化”以克服官僚体制的内在弊病,推进政策落实。受此影响,省级政府只得调整、修订政策,而政策的变动又加重了地方政府执行政策以及进行贫困治理的难度,这构成精准扶贫政策陷入基层实践困境的内在制度逻辑。     

中国的“双碳”目标与实践:形成逻辑、现实挑战、社会风险及推进进路

为应对不断加剧的全球气候危机,中国于2020年提出“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双碳”目标,该目标的形成基于“气候恶化的事实与影响—对气候变化的科学认知与制度倡导—推进碳减排与经济转型发展的实践行动”的演进逻辑。由于“双碳”目标属于政策驱动型目标,因此面临碳交易市场效能有待检验、“双碳”立法缺失、“双碳”技术薄弱、“双碳”多元利益主体“缺场”等挑战。在推进“双碳”目标实现的过程中,需要密切关注空间正义失衡,人群利益受损,运动式、休克式减碳等社会风险。推进“双碳”实践需要构建“政府—社会—企业—学界”等多元主体参与的系统性架构:在政府层面进行制度创新和立法推进;在社会层面培育民众的“双碳”意识,积极建构“低碳”社会;在企业层面加强低碳技术革新,开发绿色产品;在学术界层面积极开展“双碳”研究,加强“双碳”专业人才培养,从而共同推进“双碳”目标的达致和绿色发展。     

多中心协同治理:何以可能,何以可为？——基于江苏C县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经验诠释

从多中心协同治理的理论逻辑出发,构建“政府、企业、村民、社会组织”多中心主体下的协同治理机制,聚焦主体之间互动关系的生成机制和运行逻辑,并以江苏省C县农村人居环境的治理实践作为典型案例进行解析。研究表明,多中心协同治理是一种节本增效且具备操作性的治理方案,具备中国乡村场域的现实支撑,即主要通过沟通协作、资源整合、目标耦合以及利益联结,明确治理体系中各主体的功能定位,进而对行政规制、市场经济、村民自治、社会参与等进行界定分工,由此有效调动各方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实现激励相容与优势互补,最终形成治理合力。     

利益相关者对学前教育反贫困的认知偏差及其实践逻辑——基于云南省Y 县G 乡X 村混读班的田野调查

儿童早期发展是国家反贫困战略的重要内容,学前教育反贫困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笔者以云南省Y县G乡X村中的混读班为个案,以利益相关者为切入点,解释了从县到乡镇再到村庄的运作过程中,学前教育反贫困是如何影响着早期儿童教育的。学前教育在“县-乡镇-村”的运作过程中,相关利益者对学前教育反贫困的价值和对象等方面均产生了认知偏差并在其具体运行中形成了特有的逻辑。具体表现为:一方面是县级政府与村民对学前教育反贫困在儿童发展中的价值认知上发生偏差;另一方面是县级政府与村民对学前教育反贫困帮扶对象的识别存在偏差。其背后逻辑是:自然经济与社会属性是学前教育反贫困的社会基础,情与理之间的妥协是学前教育反贫困对象识别的机制,固守与变通是学前教育反贫困的精准管理逻辑。在这些逻辑之下,最终导致乡村学前教育反贫困实践与国家政策之间出现了偏离。为此,需要促进利益相关主体对学前教育反贫困的认知,制定乡村学前教育精准扶贫的专项政策,调整学前教育精准扶贫的体制改革和制度设计,地方政府应因地制宜地构建地方性的学前教育反贫困体系。     

博弈与共生：“双减”政策受众的行动理性研究

“双减”作为新时代推进教育公平、减轻教育焦虑的关键改革,其政策受众理解、接受、遵从政策的程度是“双减”政策能否有效执行、目标能否实现的核心要素。研究在充分肯定“双减”的政策理性和科学辨析其受众群体的基础上,引入理性选择理论解构分析“双减”政策受众的利益诉求,将之类聚与分化为秩序化呈现与个性化彰显两个层面,并进一步从集体理性与个体理性的角度探讨政策受众与政策执行主体之间的四重博弈逻辑。在此基础上,将“双减”政策受众行动理性建构的递进层次分为行动利益的并轨、行动文化的整合与行动理性的维持三个方面,并由此推进全观视野下的科学化政策执行策略。     

畜牧养殖与产业兴旺有效衔接的政策协同——以生猪疫病防控为例

畜牧养殖作为农村的支柱产业之一,与实现产业兴旺目标密切相关。以生猪疫病防控为例,试图以小的切入口解释协同衔接畜牧养殖与产业兴旺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具体从政策协同的角度阐释、分析畜牧养殖与产业兴旺在政策供给方式、供给主体和供给目标等方面的政策协同性。因此,促进畜牧养殖与产业兴旺有效协同应该从政策协同方式出发,推进政策供给主体的纵向协同与横向协同;从政策主体的共同目标出发,推进衔接过程中的政策内容协同;从政策协同的机制出发,构建起畜牧养殖与实现产业兴旺的协同制度。     

“共同的发展”与分殊的利益——L县水电开发与移民搬迁的个案分析

在以往研究中,政府与农民的冲突往往被归结于发展过程中因目标不同所造成的利益对立,但是,对L县水电开发与移民搬迁过程的研究表明：在相同的目标下,政府与农民也会出现明显利益对立。原因是在水电建设过程中,虽然政府与农民有着“以水致富”的共同目标,但是当地政府过于追求工程速度与效率、移民安置的城镇化率以及搬迁任务完成与否的“发展”逻辑,与希望通过“搬迁致富”、避免增大生活风险和以暂时“牺牲”来获取未来利益保障的农民“生存”逻辑都产生了较大冲突。事件背后,思考如何才是真正的发展,以及认清唯经济增长的狭隘“发展”逻辑得以产生的集体“误识”原因,将是我们从理论层面化解政府与农民“共同求富而民未富”矛盾的主要任务。     

多重制度逻辑下 现代学徒制的实践困境与路径选择

[提要]我国现代学徒制政策在运行实践中存在着由于多重制度逻辑叠加而产生的冲突困境,主要表现在政府的规制秩序逻辑、企业的市场竞争逻辑、职业学校的人才培养逻辑,三者基于信息不对称和资源有效供给机制的缺失所导致的多种逻辑相互割裂和组织行为脱嵌。利益是多重逻辑冲突的本质和平衡的空间,从利益的功能属性视角来透视利益主体的行为逻辑与影响,客观上要求职业教育政策进行自我创新,包括价值取向创新、执行模式创新、决策主体创新等。     

协同共治视角下的环境治理现代化——基于地方环境政策修正利益主体的博弈分析

当前,环境治理已然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逐渐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环境治理制度体系。基于多元主体协同共治视角,围绕政社互动的分析框架,就地方环境政策修正利益主体的博弈分析发现,在压力型体制和政绩竞争的驱使下,相关主体不可避免地将自身利益追求和行为倾向掺杂入地方环境政策修正之中,使得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为寻求利益最大化与其他利益主体展开竞争,致使地方环境决策和执行之间塑造了无形的组织界限。因而导致地方环境政策执行主体依托正式科层体制反馈政策设计问题往往难以奏效,不得不依托普通民众等社会主体采用非正式行为策略“自下而上”反向施压地方环境政策修正,但其成本付出也要远高于正式反馈的行为策略。由此提出,要建构政府与普通民众等社会主体相对平等的协同治理机制,推动基层政府由“行政枢纽”向“治理枢纽”转型以及引导普通民众等社会主体有序参与环境治理监督,才是打破地方环境决策和执行之间的组织壁垒、政府与社会实现双向良性互动以及推进中国式环境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政治向心与政策协同：家庭积极生育支持政策的保障机制

当前年轻人的“不愿生、不敢生”生育顾虑是社会结构性问题的体现，这必然要求以更为宏观的视角理解生育支持政策的人本内涵，并以整体性的政策组合为公众的生育意愿调整创造友好的文化与制度环境。针对现有生育支持政策缺乏协调性、相关性和整体性的问题，需要在政策实施过程中运用政治向心和政策协同的交互逻辑：一方面是向心逻辑的引领，主要表现为在积极生育支持政策中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政治向心凝聚各方力量，整合多元诉求，建立和完善“上下互动”的协调机制和运行机制；另一方面要以政策协同为基础，加强不同部门和相关主体在政策上的协同治理，具体包括积极生育支持的政策内容协同、政策机制协同和政策工具协同。只有政治向心和政策协同统筹推进，才能最大限度保障积极生育支持政策的实施效果。     

“被产权”:农地确权的实践逻辑及启示——基于某土地产权改革试点村的实证考察

在农地确权的具体实践过程中,自上而下的确权政策表达遭遇到多方面的抵制,导致确权实践的"被产权"逻辑。即一方面政策实践脱离农村社会实际和农民需要,表现出浓厚的行政命令色彩;另一方面,作为政策实施对象的农村和农民被动接受政策,不得不用某些策略性方式纠正政策内容与实际需要的背离。具体而言,基层治理原有秩序机制、村庄社会运作逻辑和农民的土地认知结构等成为形塑"被产权"实践的主要因素,诸种反制因素在政策执行过程中起消极作用,但是契合当前农村社会现实和农民实际需求,具有实质合理性。在与制度环境不相适应的情况下,依靠产权制度孤军深入,往往陷入"头疼医脚"的实践困境,损害而并非保障农民利益。     

政策执行与基层治理 ——基于水库移民后期扶持项目的案例分析

国家制定的政策需要通过层级细化或再规划过程落实到地方场域,才能实现其政策目标。国家权力话语下的文本形态转化为现实形态目标的过程并不是一个直线的过程,而是呈现出多种执行偏差或走样。政策执行的结果不仅是基层政府单方面策略性选择造成,还受限于所嵌入的政治生态、乡土环境以及各执行主体间的利益博弈。乡土伦理、压力型体制与利益最大化的选择是影响政策执行偏离的重要因素。基层治理逻辑既遵循非人格化的科层理性,也遵循差序格局的关系理性和趋利避害的工具理性。在法治化社会要求规则治理的背景下,政策执行要在科层理性、关系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寻找适当的平衡机制,以有效回应执行对象的真实需求和政策本身弹性不足的缺陷,弥合国家对政策执行的总体控制和“街头官僚”在实践中自由裁量权之间的张力。     

大安全大应急框架下的突发环境事件协同治理——英国的实践演进及其鉴戒

突发环境事件的特征决定了其协同治理必须坚持大安全大应急框架。英国在长期的突发环境事件协同治理实践演进过程中,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英国实践的特点在于,通过不断夯实突发环境事件协同治理的法治基础、思想基础、主体基础、利益基础和组织基础,促进突发环境事件治理从“自由放任”向“政府干预”、从“末端应急”向“风险治理”、从“高知精英”向“大众参与”以及从“分散治理”到“整体治理”等四个方面的转变,从而使突发环境事件协同治理的能力得到提升。同时,英国突发环境事件协同治理也存在立法缓慢而碎片化、部门利益竞争以及群体观念冲突等问题。英国实践的鉴戒主要在于：要注重统筹各方利益,增强突发环境事件治理制度的协同性;要加强新污染物治理,增强突发环境事件治理政策的前瞻性;要健全社会参与渠道,增强突发环境事件治理力量的多元性;要注重夯实属地管理,优化突发环境事件治理的权责利机制。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战略耦合及协同推进路径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战略耦合已经成为国家顶层设计和理论关注的重点主题。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战略具有内在逻辑的关联性,包含部分和整体维度、时间和空间维度以及功能和价值维度的统一。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战略耦合的实践误区体现在政策制定中的偏向化和分散化、政策执行中的非连续性和强制性以及政策目标设置中的非均衡性和人本性缺失。实现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战略耦合的"最优解"必须从政策制定协同、执行协同和目标协同三个层面联合发力,以系统化的协同路径推进新发展阶段城乡融合发展。     

基层政府的政策变通逻辑 ——以H县“不再生育合同”为个案

本文通过H县“不再生育合同”的个案分析基层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政策变通逻辑。政策变通不是对政策目标的背离,而是为了政策具有可行性。政策变通是社会治理中政策制定上的普遍主义和政策执行上的特殊主义相结合的体现。基层政府政策变通的初始逻辑是为了实现国家的政策目标,政策变通范围的扩散逻辑是为了尊重政策对象的习惯,基层政府不断扩大政策变通适用对象范围是出于自利动机以筹集工作经费,除了以上三种逻辑外,政策变通延续还有一个重要逻辑,即基层政府面临对象要求兑现知情选择法定权利的压力。这些多元复合逻辑驱动的政策变通不仅没有偏离政策目标,反而使取得良好的政策预期效果。     

农村基层政府的信访目标责任制及其实践逻辑——基于C县的调查研究

基于C县调查分析表明,信访目标责任制是由多个不同层级政府、部门的责任主体相互勾连而成的管理体系;在其具体运作过程中,既有体现刚性约束、压力传递、责任考核等手段的日常式治理,也有特殊时期的运动式治理。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农村基层政府政治行政化与行政吸纳的联合运作、压力型体制下的简约治理、理性科层制下的反科层运作、一定限度内的反控制博弈、乡政与村治的制度联结的实践逻辑。     

贫困村识别的基层实践逻辑解构——以湖北J县为例

以湖北J县的贫困村识别为例,解构了基层政府在贫困村识别中的实践逻辑并阐释其成因。在贫困村识别过程中,受政绩观驱动,基层政府遵循“效率优先”的逻辑,最终导致扶贫资源对接精英化;因国家授权不足,基层政府遵循“选择性平衡”的逻辑,最终导致扶贫资源异化为行政激励;为追求溢出效益,基层政府遵循“遵从指示”的逻辑,最终导致扶贫资源突变为交易资本。     

小微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实践与困境

通过对西南地区S省W村的微观案例进行分析,讨论小微企业参与乡村振兴过程中面临的现实困境及其原因,提出未来可能的路径。研究发现,在实践过程中,小微企业与乡村内部各主体间的行动逻辑、具体目标并不完全一致,面临着权力分配困境、商业逻辑与乡土社会的融合困境以及目标冲突困境。究其原因,当强势资本遭遇强势乡村时,村庄原有的利益结构被打破,而未能建构起新的“资本 乡村”利益联结机制。因此,需明确小微企业在乡村振兴中的地位和定位,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作用,使各方成为互嵌的融合体。此外,还应引导资本、农户和村集体深度融合产业链要素,促进“资本 乡村”新利益结构的形成,建立稳定的利益联结机制。     

地方政府水环境治理的协同机制及实现条件——基于SX县水环境治理分析

水环境治理是对环境外部性偏差进行干预的一种方式,也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地方政府承担着区域水环境治理的基本职责,在应对复杂性环境问题与自我创新导向的协同变迁过程中,形成了常规协同与动员协同、专项协同与整体协同、纵横协同与内外协同、结构协同与程序协同等不同类型的协同治理机制。本文结合SX县水环境治理实践,具体研究水环境协同治理机制的生成条件、运行逻辑和基本特点。在此基础上,将水环境治理协同机制有效运转的基本条件归纳为价值引导、公众参与、制度统协和技术支持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