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谈萧绮对《拾遗记》的整理和批评──从小说批评史的角度加以考察

前秦王嘉的《拾遗记》，经荷秦末年战乱而散佚，南朝萧缚缀拾残文，整理编次并以＂序＂和＂录＂的方式作了批评，其序针对《拾遗记》＂爱广＂、＂尚奇＂、＂简古＂的特点，提出＂纪其实美＂、＂考验真怪＂、＂文存靡丽＂的批评主张，其附于原文一些篇章后的＂录＂，则通过补正辩难、发挥评价，对序的思想又有突破和发展，代表了当时小说批评的最高水平。他创立的＂录＂作为后世评点的滥觞，尤具重要意义。     

黄休复与益州名画录

《益州名画录》是北宋黄休复所著的一部地方绘画史籍,书中阐述的＂逸＂、＂神＂、＂妙＂、＂能＂四格,是唐、宋以来历代评论绘画艺术风格和艺术理想的审美标准。作为研究中国画史的重要参考书,《益州名画录》具有重要的文献参考价值。     

李白《望庐山瀑布》（其二）异文问题思考

从文献学、语言学、文艺学等方面对李白《望庐山瀑布》（其二）异文的优劣、真伪以及产生此种异文的原因作了综合性的论述和推论,认为宋蜀刻本所录《望庐山瀑布》（其二）正文＂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长川＂当源自《草堂集》,可能系李白改笔;异文＂庐山上与星斗连,日照香炉生紫烟＂可能源自范传正所编《李太白文集》,存李诗初貌;通行本所录《望庐山瀑布》（其二）之＂前＂字和＂九＂字应系后人篡改,试图为解决诗作文本问题提供一种思考途径。     

图谱类文献在南宋目录学中的定位及其影响

中国古代目录学的研究对象,大多是以文字写成,用于明理、叙事、抒情之＂书＂,而很少涉及以直观、简明为形式特点的＂图＂和＂谱＂。在目录学史中,图谱类文献时隐时显,合而复分,总体上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南宋前,《七志》确立＂图谱志＂,而《七录》分散图谱、各归部类,是第一阶段;南宋时,从郑樵《通志》对图谱功能、地位的理论建设,到尤袤《遂初堂书目》去＂图＂留＂谱＂,设立＂谱录类＂,是第二阶段;南宋后,特别是清代以降,图学和谱录分道扬镳,各立门户,是第三阶段。这三个阶段中,南宋时期图谱类文献得到的理论关注和转型发展,最为关键。研究这一问题,可以深入认识此类文献的特点和功能,以一个特殊的角度了解不同时代、不同学者在目录学分类原则上的差异。同时,古人对图谱的理论阐释,会为当今处于＂读图时代＂的读者和学人,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文抒己见 译以致用——林译《黑奴吁天录》的阐释学研究

译者时常根据自己的＂成见＂和＂需要＂对原文意义做出新的理解和阐释。林译《黑奴吁天录》正是译者林纾受自身＂先结构＂影响,在译著文化认同、语言契合与意识输出三个方面做出的有益尝试。这些尝试是理解的历史性和应用性共同作用下的＂别有所解＂,应予以客观合理的评价。     

《沁园春·雪》引发的轩然大波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中央政府从南京迁移到了重庆。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飞抵重庆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期间,柳亚子赠毛泽东七律一首,同时向他＂索句＂。毛泽东便把九年前创作的《沁园春·雪》书赠给柳亚子,并致信云：＂初到陕北看见大雪时,填过一首词,似与先生诗格略近,录呈审正。＂     

禅宗人称称谓“××汉”考察

禅宗语录和灯录中存在很多由＂……＂加＂汉＂字构成的称谓语,其口语色彩极为浓重,并具有一定的褒贬含义。＂汉＂作为一个词义实体独立存在时,它代指的是一个泛化的概念;而当它消除其独立特性进入＂××汉＂结构时,它完成的却是对修饰性称谓语的强调,而并非是一个尚未完全虚化的语助。     

读《使琉球录》有感于钓鱼岛之事

1534年中国明代册封使陈侃上呈《使琉球录》,使之成为最早讲述中琉海上自然疆界的人。＂古人曰以远,青史字不泯＂,而今,在日本对我国钓鱼岛主权一直持有异议的情况下,再读陈侃《使琉球录》,以史为据,闻古而知今,主权问题上决不妥协。     

邢邵散文二考

文章通过考察,以为《太尉韩公墓志铭》之＂韩公＂当为韩轨,＂太尉＂为卒后赠官,此文撰于北齐天保六年（555）;《长广王元晔禅位册文》一文见录于《洛阳伽蓝记.城东》＂平等寺＂条,作者当为邢邵,此文撰于北魏普泰元年（531）,今所见文渊阁《四库全书》中它书均无收录,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亦未收录,可补入《全北齐文》。     

吕大临生卒年及有关问题考辨

本文根据方志、家谱、别集、石刻等多方面材料,证明吕大临生于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卒于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宋元学案》言其＂年四十七＂有误。《伊洛渊源录》卷八所载有关吕大临的《祭文》作者为吕大防无疑。并依据有关材料,补充了有关吕大临仕履。     

高岱《鸿猷录》考析

高岱的《鸿猷录》是第一部明史纪事本末体著作。所据多为当代人的传志、奏疏、案牍,对明朝自太祖开国至世宗嘉靖二百年的军政大事有较完备的载录。许多记载不见于实录,可补实录之缺,史料价值颇高,成为后世史书的重要渊薮。史书中体现了高岱＂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     

已经痛定犹思痛——韦君宜《思痛录》阅读笔记

散文作为一种老年人的文体,一直受到中国老一代知识分子的喜爱。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一部分有良知、有担当的老知识分子,心忧天下,痛定思痛,写作了大量优秀的回忆性、反思性散文、随笔作品。这些作品,精神上上承近代以来特别是五四的启蒙传统,下启新时期的启蒙进程,突出体现了作为民族的＂脊梁＂的知识分子的尊严与良知。韦君宜及其《思痛录》就是其中的代表。在这部讲＂自己事＂的书中,作者对自己及自己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生命历程、思想历程进行了痛彻的忏悔、反思。这是一部真正的讲真话的大书,一部＂一二·九＂人的心灵痛史,一部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反思实录。     

《文选》成书时间各家说辨析——《文选》成书时间研究之一

此前有关《文选》成书时间的种种说法之最上者,仍有进一步研讨的空间。关于这一研究,目前所能确定的只有三者：＂所录皆前人作＂;《文选序》反映出萧统在《文选》完成后的畅快自得之情;丁贵嫔之死与其后发生的＂蜡鹅事件＂对萧统产生巨大负面影响。对此问题的研究要有更大的突破,当先深入地探讨其编撰工作量如何？编者是一人（谁）还是众人？成书状况如何？然后,再在此基础上对其作缜密的综合性研究。     

鉴真弟子思托的日本国土观——以思托所撰《延历僧录》为中心

跟随鉴真到达日本的唐僧思托在日撰写了《延历僧录》。其中的《胜宝感神圣武皇帝菩萨传》（《圣武天皇传》）记述了日本国土的＂四方四至观＂。此国土观依据的是《大方等大集经》和唐僧湛然参考此书编撰的《止观辅行传弘决》。但是,思托对这些内容进行了改变,把日本列岛的矿产资源和方位进行了对应,构造了东方琉璃山、南方码碯山,西方白银山、北方黄金山的＂四方四至观＂。此国土观并没有直接被后世照搬继承。但是,其中西方对马的银、北方（或日东方）陆奥的黄金,作为标示日本列岛境界的象征性矿物的观点却被继承下来。     

鲁迅在北京——绍兴会馆与绍兴人

1918年1月13日鲁迅日记：＂赴北京浙江第五中学同学会举办的茶话会,并照相。＂浙江省第五中学的前身是绍兴府中学堂。鲁迅的二弟周作人也曾在这所学校任教,因此也出现在照片中。鲁迅从1912年到北京就一直住在绍兴会馆,日常与同乡的接触很多。后来周作人也来到北京,与哥哥同住会馆。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说：绍兴人似乎有点不喜欢＂绍兴＂这个名称,这个原因不曾深究,但是大约总不出这几个理由。第一是不够古雅,于越起自三代,会稽亦在秦汉,绍兴之名则是南宋才有。     

论私录视听资料的合法性

公民私录视听资料是一种重要的诉讼证据,但我国现行立法对公民私录视听资料的法律性质欠缺准确界定,从而使私录视听资料的证明作用受到了限制。本文对当前私录视听资料的"合法性"做了一定的评价,从而认为对公民私录的视听资料审查应区别地承认其合法性。     

汪祚《道命录后序》的文献学价值

保存于台湾故宫博物院的明弘治九年于明刻本《道命录》是现存最早且完善的《道命录》传本,该本卷末保留有汪祚《道命后序》一文,明确记载了朱申续增、程荣秀新增《道命录》的具体情况,对《道命录》宋、元及明弘治本的刊刻与流传作了说明,并揭示了程颐、朱熹家族后裔在《道命录》的编修、传播等方面的特殊贡献,反映出家族与学术发展的互动关系。汪祚《道命录后序》在《道命录》及道学史研究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文献学价值。     

《书路鸿踪录》三题

《书路鸿踪录》历时三年 ,终于整理完毕 ,计 73万余字 ,即将由三秦出版社出版。这部以选录为结构的书 ,共有选录十四部分。《诗意栖息录》为书路心境之作 ,《书路学步录》为研究生时期练笔之录。《东方思潮录》、《中东史论录》为研究方向两次转移。《学科涉世录》、《史坛存遗录》为跨学科或学术活动摘录。《世界意识录》是放眼看世界文摘。《西人窥老录》记在陕西文史馆活动中对文史老人特点的认识。从《铸人启智录》、《教材建设录》到《人文客旅录》都是从事教育实践和研究的文选。《笔记杂感录》是《悠得斋笔记》摘录。《诗文情理录》…     

元代宪司分行录囚述论

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架构中,监察机构与监察官员始初也担负诸如录囚的任务,但其后,监督、监察官僚体系则成为其主要的职责.元代宪司即地方监察机构却在实施行政监察职能的同时,定期地、大量地承担了录囚的司法职责.在录囚中,除了审录数量相对较少的重囚外,对于其他的囚犯,元政府则规定了宪司分行“决轻”、“辩冤”、“纠滞”、“申疑”等录囚任务.在录囚中,宪司不仅审录在押犯人,还审录正在诉讼过程中的案件.同时,对录囚中发现的贪赃、枉法、违法行为的官员予以惩处或者上报惩处意见.至于录囚的效果,不排除一些正直官员的严正执法与人道表现,但作为封建制度体系中的元代,录囚不可能彻底解决司法腐败与社会黑暗问题,而且录囚本身的弊病也大量存在.     

《疑辨录》与《箐斋读书录》之关系及流传考论

<疑辨录>与<箐斋读书录>均为明代川籍人士周洪谟所著,<疑辨录>晚出于<箐斋读书录>,是在<箐斋读书录>的基础上取裁并有所扩充而成的.二书之流传一波三折,它们是研究周洪谟学术思想的重要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