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仪礼》学探析

《仪礼》学经历自宋至明的持续低潮之后,在清代进入极盛时期。因受社会政治剧变的刺激,清初学者就以礼经世展开热烈讨论。顾炎武捍卫《仪礼》的经典地位,率先确认了清代礼制建设的纲领;在《仪礼》考释方面归宗郑学,指明了以朴学为主的经学发展方向;在礼学应用方面弘扬朱学,开辟出融会古今的礼制建设通途。顾炎武以富有独创性的礼学思想,成为清代《仪礼》学的主要奠基者。顾炎武的礼学思想与清廷积极、明智的文化选择多有契合之处,其主要思想观点在清代学术史上产生显著影响。     

试论郑玄、朱熹三《礼》学体系

在汉宋礼学思想史上,郑玄和朱熹的礼学体系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郑玄精心构建了以《周礼》为中心的礼学体系,而朱熹却反对以《周礼》为经礼,主张《仪礼》是礼经和本经。郑玄的三《礼》统摄诸经,影响极其深远。朱熹注重学人研习《仪礼》,其《家礼》《仪礼经传通解》对宋以后的学术和社会都有着深远影响。与郑玄礼学重文本不同,朱熹礼学更重礼义的创发,其对《礼记》中《大学》《中庸》的诠释最见其礼理双彰的礼学思想特色。     

张尔岐与《仪礼郑注句读》

明清更迭，社会处于“天崩地解”之势。面对这一历史巨变，社会各层作出不同的回应。就知识界而言，为维护文化传统和矫挽晚明王学空疏之弊，“以经学济理学之穷”的学术取向一时成为潮流。在此潮流酝酿之下，礼学的兴起成为有清一代经学复兴的先导。其中，大儒张尔岐对《仪礼》所做的句读、考辨，以及对礼意的阐发，倡清代仪礼学之先声。张尔岐为学路向的确立，以及其对《仪礼》研究的疏理，奠定了他在礼学研究领域和在清代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     

姜兆锡《仪礼》学研究探析

在康熙、乾隆年间出现的“张扬朱学派”《仪礼》研究学者中,姜兆锡以问学的博稽群书和独特的《仪礼》诠释方式,引起了许多礼学名家的关注和重视.姜兆锡对《仪礼》的研究,既有对《仪礼》本经及《记》文相关问题的独到见解,同时也注意通过博稽群书重构礼经文本,形成了以经补经、以传补经、以子书补经、以史补传的独到《仪礼》诠释方式.姜氏《仪礼经传内外编》通过陈述先秦两汉典籍中的各种文献记载和说法,总揽了三代以来有关礼制文化的精华篇章,深入探讨了礼经中蕴涵的义理要素内容,以供识礼者酌古今之宜,而并非以考证、辨析为旨趣,从本质上讲还是一部融义理与礼乐为一炉、力求经史结合的经世致用之作,体现出求真务实的治学作风.     

论武威汉简《仪礼》分节符号背后的经学内涵

划分仪节是解读《仪礼》的重要方法，武威汉简《仪礼》中遍布各类符号530个，其中大部分符号的作用是划分《仪礼》仪节。汉简《服传》甲本、乙本各类符号位置几乎完全一致，说明汉简符号承载的《仪礼》分节体系是西汉《仪礼》文本的重要组成部分，较为通行。而汉简通行分节号亦见于东汉熹平石经《仪礼》残石，进一步证明分节是两汉通行的《仪礼》读法。汉简分节与贾公彦、朱熹等后世学者多有共识，但其精细程度远超后人，且较后人更重视等级、礼成、正变等核心礼学要素，反映出西汉经师对《仪礼》用功之深、琢磨之细，从此亦可窥见汉儒重视章句的学风、独特的礼学理念及一时《仪礼》学之盛。当然，汉简分节粗疏之处亦多，其体系性、准确性仍有不及后世经解之处。     

从儒家到儒教——以朱子礼学重建为中心

为抵消佛道二教对世俗社会的影响,改变礼崩乐坏的现状,朱熹以《仪礼》为本经,以《大学》修齐治平的理想进阶为依据,对传统儒家礼学进行重建,改变了传统礼学自上而下的路径,使之由政治转向生活.自下而上的礼学重建注重日常生活的践履,强调传统宗法社会秩序的构筑和行为方式的规范,并在实践中固化社会的等级制度、宗法观念,使儒家不仅在思想领域而且在行为领域占据主导地位,是儒家往儒教发展的关键.     

阐幽发微,探骊得珠——《〈仪礼·丧服〉考论》评介

在中国古代的礼书中,《仪礼》一书历来号称难读。而《仪礼》中的《丧服》篇则因其内容深奥和蕴涵丰富而备受历代礼学大师们的重视,然而一般学者则把《仪礼·丧服》研究视为畏途。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的师兄于永玉曾把《仪礼·丧服》作为硕士学位论文的研究课题。论文答辩时,以博闻强记蜚声学界的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陈连庆教授被聘为论文评阅人和答辩委员会委员。陈连庆先生在答辩会上乃至答辩会后不止一次地说:“把《仪礼·丧服》作为研究对象很不简单,只有金老的学生敢写这样的题目。因为这需要有足够的勇气和深厚的功底,一般人这样的题目…     

《仪礼古今文疏义》引书考

《仪礼古今文疏义》是清代仪礼学研究的重要著作之一,但目前尚无整理本和较好的研究。本文在校理全书的基础上,介绍了《仪礼古今文疏义》的成书过程,并分类研究其引用古籍的情况,提出清代学者引用古籍的理念和现代人有差别,清代学术史研究和当代古籍整理工作应考虑到这种学术范式的差异。可为将来进一步的清代经学和礼学文献的微观研究打下基础,藉此对当代古籍整理范式作一个反思。     

评国内第一本《仪礼译注》

《仪礼》为“三礼”之一,汉代称为《礼》、《礼经》,又称《士礼》,孔子以诗、书、礼、乐、易、春秋教弟子的礼,即是此礼.但《仪礼》之名其实尚未使用,直到唐文宗开成年间石刻《九经》,以《周礼》、《礼记》、与《仪礼》并列为“三礼”,始正式有《仪礼》之名.《仪礼》以独特的形式记述了我国古代的礼仪制度和行为规范,分冠、婚、丧、祭、乡、射、朝、聘八项,包括从成年到死亡、从冠婚到丧祭,从交际到饮食、从聘问到朝觐的一系列礼节仪式.凡有可能原来生活实践中存在的风俗、仪节、规范等都有专篇,由孔子修起成书,从《春秋左传》中大量对礼仪的记叙及《论语》“不学礼,     

乡饮酒礼与食犬风俗——《仪礼》酒会用牲制度的地域特征和文化渊源

《仪礼·乡饮酒礼》及相关各篇记有贵族酒会使用犬牲的规定,按这一规定举行的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和大射礼都带有食犬宴会的性质。如果不计饮酒仪节,《仪礼》描述的乡饮酒礼其实就是一场"狗肉盛宴"。对照周代用牲制度来看,《仪礼》所说专用犬牲的规定并非当时乡饮酒礼和类似酒会的通例,很可能只是鲁国及邻近地区特有的习惯。西周春秋时期的鲁国保留了较多的商文化因素,该地区乡饮酒礼使用犬牲的惯例当是沿袭了商族常用犬牲和喜食犬肉的传统。辨明《乡饮酒礼》食犬惯例的性质和来源,有助于全面准确地理解《仪礼》的史料价值和周代礼俗的地区差异等问题。     

改革开放40年来的宋元明礼学研究

宋元明时期,历史发展出现转向,学术也出现了深刻变化。礼学走出了"疏不破注"的阶段,礼图学兴起并蔚为大观;从宋"荆公新学"到明《五经大全》的经院礼学完全是统治者施行时政、统一思想的工具;士大夫们注疏的三《礼》更多是为了表达自我观点,寄托改造社会的理想。改革开放40年来,宋元明礼学开始受到学者瞩目,学术空白开始被逐渐填补。但是,原先只重视宋元明心性之学的研究,忽视经学研究的传统并未改变;宋元明礼学的文献学工作远未告一段落,明代礼学研究尤然。宋元明礼学渗透政治生活的具体方式研究更是阙如。将来这些领域存在广阔的学术增长空间。     

古籍整理的一项可喜成果——读杨天宇的《仪礼译注》

<正>《仪礼》是《十三经》之一,是我们今天了解和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礼制和儒家礼学的一部最重要的典籍。但此书极为难读难懂,就连唐朝的韩愈都曾慨叹“余尝苦《仪礼》难读”(《韩昌黎集》卷十一:《读仪礼》)。清人凌廷堪也曾说过,读《仪礼》若“不得其经纬途径,虽上哲亦苦其难”(《礼经释例·序》)。正因为如此,不少人明知此书之重要,却对之望而却步,因此甚渴望有一部好的白话注译本,以帮助一般人都能读懂它。然而建国以来,还从未有人做过这项工作。前不久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杨天宇同     

李如圭《仪礼集释》的解经特色

在宋代<礼>学研究史上,<仪札集释>是一部重要的纂集体著作.该书在全文据录郑玄<仪礼注>的同时,又增设"释曰"部分,或是对<仪礼>的某些经文加以阐释,或是对郑玄的某些注语加以笺识,突出反映了李如圭在<仪礼>研究方面的具体创见.通过对这些"释曰"解经类注语的剖析,可以发见,无论是在训释对象与内容方面,还是在礼经仪文节度的训释焦点方面,或是在先秦儒家典籍的语料引证方面,李氏<集释>都形成了自身独到的解经特色,在整个礼学史上具有一定的学术地位.     

郑玄注三《礼》与始见《毛传》之先后考

三《礼》注中的诗说与《郑笺》既有契合又有矛盾之处,郑玄注《周礼》、《仪礼》时未得见《毛传》,所采为三家《诗》说,《周礼注》、《仪礼注》与《郑笺》的契合乃是因为三家《诗》义偶与《毛诗》义相同。《礼记注》提及《毛诗》、毛公,《注》中诗说却与《郑笺》存在诸多不同,说明郑玄注《礼记》时已得见《毛传》,但尚未治《毛诗》之学。     

简书《性自命出》中“道四术”探析

孔子所设定的"为己之学"的问题域,在其后学中得到扩充与发展。郭店简书《性自命出》从"道四术"的角度,揭示了孔子后学对于孔子所提出的"博文"、"约礼"与"自省"等修身进路的继承与拓展。结合《大学》、《中庸》等传世文献,总结起来,孔子后学同时关注三条修身进路:"心术"或精神修炼、《诗》《书》之术或经典学习以及礼乐之术。其中"心术"被认为最为重要,并经孟子的发展,而在传世文献中勾画出先秦儒学最具代表性的形象。     

楚地丧祭礼制研究——以出土简帛为中心的讨论

近年来中国南方地区连续出土的简帛资料,包含大量的礼学信息,推动了对楚地丧葬和祭祀礼制的复原研究,也为今人超越历代经学研究提供了可能性。楚地简帛(尤其是卜筮祭祷简)所反映的丧祭内容,包括疾病占卜、祭祷神祇、初死及丧仪、丧服和丧期、祖先和庙祭、祭祷仪式等,完全可与《仪礼·士丧礼》等礼学文献进行对证考察。考察的结果表明,春秋战国时期南方楚地的丧祭礼制虽与中原地区颇有差异,但中国古代病、死、丧、葬、祭的人生礼仪,自商周以来就形成连续的系统,并未中断。楚地的丧祭礼制,对于汉代文化影响较大,此即汉承楚制的一部分。此种考察还有助于解决"三礼"文本的成书时间问题。楚简材料表明,楚人有常贞和常祷,还有散贞和散祷,前者对于复原楚地丧祭礼制更为重要。     

孔子思想中"仁"与"礼"的关系

"仁"与"礼"的关系问题,是孔子思想中的核心问题.孔子对"仁"与"礼"关系的探讨,奠定了中国儒学的基础.后世儒学,或者注重和发展了孔子的"礼"学,或者注重和发展了孔子的"仁"学,到宋明时期,便形成了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的对峙.     

20世纪中国“三礼”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20世纪中国的"三礼"研究涉及面广,"三礼"本经所记之名物制度、思想学说,"三礼"学文献之版本、辑佚、成书问题以及历代学者之"三礼"学,均有涉及,出版了不少专著,发表了一些高水准的学术论文。20世纪的"三礼"研究突破了传统经学的考据法,研究视角多样化,从而在一些学术公案的探讨上多有突破。但是,20世纪中国的"三礼"研究所受到的重视程度远不及《周易》、《尚书》、《诗经》等儒家经典,"三礼"研究谈心性的居多,谈礼制的较少。未来的"三礼"研究要想有所突破,应该在传统经学考证方法的基础上,转换研究视角,探索新的研究方法,开拓新的研究领域。     

礼学思想在朱子学中的意蕴

礼虽以"义"为尊,然限于以章句训诂、名物制度考证为内容的学术范式,经学家并未充分重视礼学中的义理思想。以程朱为代表的理学家在接续经学研究范式的同时,又推阐礼学中的义理内涵,从而使礼学研究既坚持以"刑名度数"为研究内容,又涵摄了"礼尊其义"的思想。朱子后学陈澔赓续朱子礼学思想,并从礼所涵括的"成德器之美"与"明用器之制"两个方面去重新诠释《礼器》篇所蕴含的哲学思想,终因其《礼记集说》立于官学而产生深远影响。     

《仪礼·聘礼》中的邦交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仪礼·聘礼》一篇记述国君派遣使节到其他诸侯国进行友好访问的具体礼节。聘礼属五礼之宾礼,是先秦时期各诸侯国为求得生存、发展乃至于进行争霸战争而展开的邦交活动。先秦时期的"邦交"有别于近现代国际关系中的"外交"概念,但就其邦交思想来看,又与近现代国际间的外交思想有相通之处,例如在聘礼施行过程中的"假道""迎送""燕(宴)礼"等具体礼仪规范与当代外交礼仪就有很多相似甚至是相同之处。聘礼中所蕴含的礼宾有序、礼尚往来、重义轻利等原则无一不对当代国际交往中的外交制度建设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其中的邦交思想和智慧,对今人如何应对错综复杂的现代国际环境仍有启迪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