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视角下宋元戏曲文学仕婚观差异探源

本文从政治学的视角分析了宋元戏曲文学仕婚观的差异及其政治价值取向。在宋代戏曲文学中文人的选择是仕高于婚,婚姻带有较为明显的功利色彩;而在元代戏曲文学中文人的仕婚选择是婚高于仕,婚姻具有较为明显的纯感情色彩。而产生这两种不同的仕婚选择是由于宋元两朝特定的政治生存环境、文人各异的政治心态以及不同的政治制度所造成的。     

宋元南戏中的士人婚恋主题

宋元南戏流传下来的作品以反映士人的婚恋为主。由于宋代科举所形成的崇尚士子的婚姻观念的普遍化,宋南戏多揭示在这一文化背景下士人发迹变泰、负心背德的故事,而表现出较多的批判色彩。随着时代的变迁,士人地位的失落,元南戏中的士人婚恋主题也发生了转变。这一转变有两个方面：一是多写书生在科场得意后仍然忠于爱情,表现出高尚的品德操守。二是展示科举士人对“婚”与“仕”的深入的道德反思与灵魂拷问。宋元南戏中的士人婚恋主题的发展经由了一个从表层批判到深刻反思的深化过程。这一过程的出现,与特定的时代相关,尤其与科举士人地位的变化密不可分     

元初文人“科举累人”观辨析

元朝初期科举久未施行，文人在有距离的旁观中对于科举的兴废进行理性反思。他们从文学发展、经学传播、理学研习、铨选制度的得失以及个人身心健康等方面探讨科举的流弊，明确提出“科举累人”说。深入分析“科举累人”观念可以见出：一方面元初文人也看到科举的优点，体认到其存在的科学性、合理性，对之并非完全否定；另一方面，“科举累人”观却能够一定程度上摆脱宋元易代之际文人自身政治归属的影响，反映出当时文人主张文统与道统合流的发展愿景。从本质上说，元初文人的这一愿景与自中唐以来逐渐形成并最终占据主流地位的“文道合一”的文艺思潮是相契合的。     

宋代毕氏家族论略——以世系、仕宦与婚姻为中心

宋代郑州管城毕氏家族是宋代诸多家族中的一支,自毕士安而下六代,以科举起家,以恩荫久宦,以婚姻维系,具有宋代世家大族"世宦"、"世婚"的特征和兴衰的一般模式,但也有其世显以材、不蓄家产、科举稀疏、高官不多的个性特征.     

明清小说中婚姻观念与科举的关系探析

科举在明清社会中占有中心地位,明清文人群体与科举的关系最为密切,他们的生活、思维、心态,乃至一切与文人有关的事情无不受到科举的影响,其中明清时期的婚姻观念也因此形成了固有模式。查考大量的明清小说作品发现,科举与婚姻关联出现的频率极高,类型固定,而这种婚姻观念也对小说的情节起到了稳定的作用。     

科举制背景下的士妓关系

唐宋以后,随着科举制度的不断完善,士子们科举之前的紧张和压抑与科举之后的放松形成鲜明对比。在这种情况下,妓女成了他们排遣内心感情的重要途径。自唐代以后,进士们与妓女的关系发生了重要转变,从唐代的亲密合作者到宋代的红颜知己,再到元代"同是天涯沦落人",明代的志趣相投的同志,最后演变到清代嫖客和妓女的关系。不同时代士妓关系的转变也体现了文人社会地位的变化。     

科举:宋元文言小说的重要题材

科举是宋元文言小说的重要题材,这些作品主要从三个方面来反映科举:直接反映科场的种种舞弊行为,对这些舞弊行为进行无情揭露;以报恩-及第为情节模式,强调积德行善是金榜题名的重要保障;反映士人的婚恋生活,塑造了不少因科举及第而负心的典型人物形象。宋元文言小说以文学作品的形式反映科举文化,为我们进一步认识宋代科举社会的全貌提供了重要材料。     

试析元杂剧中三种另类婚姻形态的文化意蕴

元代是蒙古人占统治地位的民族大融合时代,这一特殊环境必然使得传统的汉儒文化与唐宋以来传承的社会精神风貌发生重大变化,婚姻形态的多样性特征正是这一变化的反映.本文对元杂剧中描写较多的指腹婚、赘婿婚、掠夺婚进行了分析,认为这三种相异于聘娶婚的"另类"婚姻在元杂剧中既体现为历史意义上的存在,又渗透着人文意义上的思考.     

明中后期民间社会婚姻观念的变迁

明中期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人们观念的变化，民间社会的婚姻状况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婚姻观念上，门第、出身在婚姻关系中被淡化，而财富却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婚姻类型上，寡妇改嫁婚、入赘婚、服役婚等非常态婚姻大量出现。这种婚姻状况折射出明代中后期社会风尚的变化及传统社会等级结构的松动。     

宋代阆州陈氏研究

宋代阆州陈氏是门阀仕族衰落后由科举选士而崛起的一个典型文人家族。陈氏的兴盛是宋朝重文右学政策导向和“三陈”苦修儒业的结果；陈氏的衰落是北宋中后期政治风云变幻和子孙坐享遗泽、不思进取所致。     

宋元时期科举文批评之论“格”

宋元时期科举文批评中经常出现"格"这一术语,南宋科举文批评中作为术语的"格",主要是从文章的方式、方法上进行论述的;元代科举文批评中所使用的"格",更多的则是从文学风格入手,文章学的意义更为突出。元代文学风气影响对"格"内涵的稳定,起着非常明显的作用,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理论范畴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最终在明清时期形成了稳定的文学批评范畴——格调。     

论古代戏曲中的婚姻描写

男女婚姻是古代戏曲中常见的题材,由于剧作家的身份及创作意图的不同,古代戏曲所描写的婚姻也有功利型、情性型、伦理型、政治型等不同的类型.功利型婚姻描写了男女双方借助联姻以跻身上流社会,两者是"才"与"财"的结合;情性型婚姻描写的重点是男女双方的情与性,凸现了婚姻本身的特性;伦理型婚姻则通过对男女婚姻的描写,宣扬了传统的伦理道德;政治型婚姻描写了男女双方的婚姻建立在相同的政治倾向之上,政治重于婚姻本身.     

唐宋商人婚姻变迁探析

唐代商人的通婚阶层主要有艺妓、商人、手工业者、农民和官僚,而宋代商人不仅可以联姻于士人、高官,有的商人之女还可以入宫为皇妃,乃至正位中宫。这主要是宋代商人经济实力的提高、入宋后阶级关系的变化和财婚风气日盛的结果,此外还与科举制度的发展有关。唐宋商人婚姻变迁的背后蕴涵了深刻的社会变革。     

论宋元戏剧的脚色反串

宋元时期是我国古代戏剧真正形成的历史时期,伴随着脚色体系的建立,出现了脚色反串的有趣现象。这一时期的脚色反串,几乎涉及到有性别之分的所有脚色,而且女演员反串更为普遍,并明显呈现出开放式的姿态,从而有别于宋前演员在歌舞戏、科白戏中的性别反串以及明清时期大盛的“男旦”之风,形成独特的历史艺术风貌。宋元时期在勾栏瓦舍、广场路歧、内廷家乐中出现“脚色反串”有着历史和时代的双重原因。     

清代戏曲文献简述

自20世纪初以来,清代戏曲文献继宋元明之后,渐受学者关注,目前有关资料已远远超过前代。略而论之,自戏曲作品之发现与著录,至戏曲作品之搜集、整理与刊行,并戏曲史料的介绍与整理,由此三方面的文献整理,已足以勾勒出百年来清戏曲研究的轨迹。     

宋代“榜下捉婿”之风及影响

科举制度至宋代更加发展完善 ,科举取士成为选拔官吏的重要方法 ,宋政府对科举及第者特别恩宠 ,朝廷待士之厚 ,前所未有 ,这不仅大大推动了科举制的发展 ,而且也提高了科举及第者的身价和社会地位。从而在社会上出现了盛行一时的“榜下捉婿”之风。这一风气的形成是商人挤身统治阶层 ,提高社会地位的重要途径之一。同时婚姻不问阀阅 ,也是商品经济冲击的结果 ,也有利于宋代文化教育的发展状大。     

《宋代登科总录》与宋代科举政策变化研究

受宋代宗室政策影响,首批大规模登第宗子出现在南宋高宗朝绍兴年间,主要集中于太祖、太宗的第六、七代孙. 宗子登第的人数、甲第、举数逐渐上升,至南宋时形成专门从事举业的宗子族群,并出现三代连续登第的宗室科举家族. 由于应试人群的特殊性与科目开设的临时性,童子科登科者的资料并不集中,较为零散.《宋代登科总录》所收丰富全面的登科人传记资料与数据,使宋代童子科的开停频率、各朝人数变化、地域分布、登科者待遇、入仕情况变化等得以清晰呈现. 日本、美国及中国的宋代科举研究大致有四种取向:科举制度相关内容的研究,宋代社会史、文化史的研究,科举相关史料的研究,科举人物传记史料的研究.     

宋元易代之际的南宋士大夫——以浙东地区的士大夫为主

自西周以来,在分封制中就有大夫和士的等级,当时的士、大夫和士大夫,既习文,又不摒弃武事,所以并无严格的文武之分。魏晋以后到唐代,随着察举制和科举制的盛行,具有一定文化知识而入仕的士人大增,士大夫逐渐成为文臣的专称。赵宋政权建立后,通过改革科举制度,造就了大批以科举入仕的士大夫。进入南宋,浙东地区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地近京畿的有利条件,更多的士人通过科举进入士大夫行列。宋元易代之际,士大夫中主要形成了三种政治态度:坚持抗元,直至殉国;隐居山林,拒绝征召;归降元朝,成为貮臣。其成因有三:一是“华夷之辨”的认识和儒家思想的教育;二是力图通过文化优势,消极反抗元政权;三是南宋尚武精神的缺失,一些人在元朝的威逼利诱下,自觉不自觉地走上了屈辱投降的道路。其中,持第二种政治态度的士大夫占了绝大多数,以王应麟、黄震、胡三省为代表浙东士大夫,可以作为他们的典型代表。     

范仲淹与北宋士风演变

唐末五代,士风败坏。宋代帝王“与士大夫治天下”,从君王到士大夫都致力于士风的建设,最终形成了宋代知识分子新的精神风貌。宋代“重文轻武”的基本国策,演化为宋人“以文为贵”的思想意识,为宋代士大夫营造了新的生存环境,成为宋代士风转变的时代文化大背景。范仲淹注重个人品德的自我修养和完善,并在一生的仕宦经历中身体力行,最终归纳为“先忧后乐”的精神风貌。北宋士风转变,至宋仁宗时期大致完成。范仲淹活跃于政坛,出将入相,逐渐成为当时知识分子的领袖人物。范仲淹以其言行对时人产生了深广的影响,成为时人学习的楷模,是这一转变过程完成的重要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