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现代性视域中的梁启超美学

救亡、启蒙是中国现代美学形成发展的内在动力,也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特有的文化表征。梁启超美学不是在学院派话语系统中进行着美学言说,但其社会人生思想却同中国美学的近代化进程形成内在的暗合与呼应,代表着中国美学现代性话语的社会化表述。     

越殊而共:浅谈中国美学的自我深化

20世纪后期中国美学的民族文化个性本位立场与其强烈的国际认同诉求相矛盾。中国美学不只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人类。中国美学要成为科学,就要以普遍性追求为最高宗旨。走出民族文化本位立场,以中华审美之特殊性材料研究人类美学之普遍性问题,似可成为新世纪中国美学自我深化的一个具体途径。     

为启蒙与解放的中国现当代美学

本文通过对中国美学近一个世纪发展脉络的回顾与梳理,揭示出中国美学与时代主题、民族忧思、现代性诉求的密切联系。分析了中国美学何以常常超越其学科本位,以启蒙、批判、解放为己任,成为社会思潮热点的原因。本文对两次“美学热”做了简要对比,对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美学的总体趋势做了评析。     

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美学的现代性

19世纪末开始的全球化进程和西方殖民扩张 ,深刻地影响到中国美学现代化的进程 ,使它沿着两个方向展开 ,以国家民族为本位的功利主义美学观构成了时代的主潮 ,而以个体为本位 ,坚持艺术和审美独立性的理论也作为潜流在运行。今天 ,随着全球化的进程的加剧 ,我们反思中国美学的现代性问题 ,必须以此为借鉴 ,关注中国人的生存现实 ,追求人类普遍具有的精神价值 ,处理好现代性与传统的关系 ,充分发掘中国传统文化和美学中有生命力的东西 ,以把中国美学的发展纳入合理的进程中     

中国现代美学的弱创造性问题——以王国维、李泽厚、宗白华为例

“否定主义美学”以“批判和创造的统一”为核心，主张从中国现代社会现实提出独特的美学问题，对西方美学和中国传统美学进行双重批判和改造，才能实现美学原理的真正创造。以此为坐标考察中国美学百年的发展历程，我们会发现中国现代美学的“弱创造”特性在王国维、李泽厚和宗白华的美学中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审视性地梳理其创造程度的差异，是中国当代美学获得原创性建构的基本前提。     

从人生论美学到实践美学--中国悲剧观演变论

中国传统美学在伦理型文化的制约之下,从先秦时代以来就造就了"向内求善"的审美品格,从人的本性和特质出发来研究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使中国传统美学具有了人生论美学的特征,同时相应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悲剧意识.由于西方哲学美学对中国近代美学的影响,中国美学逐渐靠拢了哲学的、形而上的探寻,王国维、鲁迅、朱光潜、蔡仪等在移植西方哲学美学的基础上建构中国的美学体系包括悲剧观,虽然他们仍然关注艺术、审美与人生的关系问题,但人生论美学这个中国传统美学的优长之处仍然在当代中国美学发展过程中曾经长期被中断或淡漠.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为哲学基础的实践美学以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以人类的自然实现为根本目标,能够把审美人类学和人生论美学统一起来,真正阐明悲剧的内在根源和美学特征.     

论康有为美学思想

康有为是我国近代的著名改革家。他在进行改良政治活动的同时,还广览文史古籍,游览世界诸国。撰写政治文论。从事书法实践和诗歌创作。在近代,人们一般认为,王国维是中国近代美学的奠基者,而梁启超的美学理论又给予王国维以很大的启发,却往往忽视对康有为的美学思想的研究和评价。实际上,从研读康有为的有关著作可知,康有为不仅是一个诗歌和书法方面的艺术实践家、而且在艺术实践中表现了他的比较丰富的美学思想,其中包括有审美学、艺术心理学、书法美学和文物审美学等方面的内容。可以说,康有为是中国近代美学研究的先导,他的美学思想也为其以后的梁启超、王国维等的美学思想的形成打下了基础,十分值得研究。下面将从审美学、艺术心理学、书法美学和文物审美学方面。对康有为的美学思想作一粗略探讨。     

回归民族文化原本 探究中国悲剧精神——百年来“中国悲剧有无”问题讨论

“中国悲剧有无”问题讨论经历了近代启蒙话语、现代启蒙话语和民族本土话语三种不同话语形态。蒋观云、欧榘甲着眼于“戏剧改良”,从戏剧类型视角提出“中国无悲剧”的问题,偏向于近代社会启蒙话语。王国维第一次把“中国有无悲剧”问题带进悲剧精神层面,鲁迅、胡适受到王国维的影响,从“国人之精神”“国民性”视角分析“大团圆”戏剧结构。熊佛西、朱光潜、钱钟书依据西方经典悲剧作品和西方经典悲剧理论,用西方的“绳墨”量度中国古代戏剧,认为中国古代没有严格意义的悲剧。20世纪30年代以后,戏剧理论研究中的民族话语逐渐觉醒,20世纪80年代以后,王季思、张庚、陈瘦竹等学者悲剧美学、戏剧精神、戏剧形式结构等层面,回归本民族文化立场,基于中国戏剧发展实践,参证西方悲剧美学成果,揭示中国古代悲剧“悲喜相乘”“崇高”“悲愤”等美学特征,肯定中国古代悲剧的美学价值和社会教育价值。由此可见,研究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应该基于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文艺实践,将“悲剧”放置在中华民族长期的社会变迁中,放置在中国人的文艺创造心理机制,放置在中国观众长期养成的文艺欣赏心理机制,参证西方经典悲剧作品和悲剧美学成果,方能真正揭示中国古代悲剧独特的艺术特征和美学价值。     

源同流异 各尽其美——探讨王国维、蔡元培美学思想散记

王国维、蔡元培同属近代著名学者。两人最先引进西方美学理论,并力求与我国传统美学观点相结合,写下了一系列美学论著从而成为中国近代美学理论的奠基者与开拓者。     

中国新古典主义美学概说

新古典主义美学,是在中国美学的现代转型过程中,主张在现代条件下依据和发扬中国美学传统,吸收西方现代美学思想,重建中国美学的思潮。其宗旨是回归和发扬中国美学传统,重建现代中国美学。新古典主义美学的基本思想包括主体间性美学思想、情感论的美学思想、直觉论的美学思想、人生论的美学思想等几个方面,而以王国维、方东美、宗白华以及李泽厚后期的美学思想为代表。新古典主义美学是中国美学现代化进程中发生的一种思潮,也是对西方美学进入中国并且取得主导地位的一种非顺应性的回应。这种思想和实践,具有一定的历史依据和学术价值,但其目前也存在着理论建设方面的不足之处,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     

论王国维文艺思想的现代性

王国维文艺思想在中国近现代社会的转型时期表现出鲜明的现代特质,这种现代性以"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两种态势彰显出来,其原因与王氏所处的时代背景和个人禀性密切相关,他的文艺思想对中国近现代乃至当代的文艺理论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启示意义.     

梁启超:重新勘定中国文学的现代认同——兼及其对于新文学家文化人格的构建

在早期致力于政治改良的宣传时代,梁启超积极借镜日本和欧洲近现代的文学经验,这对其启蒙主义文学观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他强调借助欧洲文学革新中国文学,其文化认同明显向前者倾斜。欧洲之行中梁启超认识到作为国人现代想象的主要参照的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盲目推崇科学理性的偏颇,而将强调理性与情感均衡发展的文艺复兴作为中国新文化建设的样板。与此同时,他回归"诗言志"的诗学传统,对于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给予高度肯定,并将中国古代诗人的崇高情怀和抒情精神作为新文学家文化人格建构的典范。这显示出不同于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主流话语的独特性。     

梁启超的《和文汉读法》及其对清末民初思想界的影响

作为一代启蒙思想家,梁启超身处近代中国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其“求新知于域外”的主要途径是利用“和文汉读法”大量阅读日文论著和译著,以了解、吸收和译介近代欧美及日本的思想观念,并写下了《和文汉读法》一书. 该书不仅总结了以往中国人学习、研究日语的经验和成果,对此后日语教科书的编写及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而且启发并带动了大批留日学生和青年学子以梁启超为榜样,通过翻译日文书来导入、传播近代西方及日本的新知识、新思想和新观念,积极开展启蒙宣传活动,从而对清末民初思想界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     

从和谐的“情景”到崇高的“境界”——论王国维“境界”说对王夫之“情景”论的错位生成

王夫之的“情景”说既是一种文学创造理论，又是具有更为广泛意义的美学理论，它与佛教的“现量”概念相结合，在明清之际构建了一座美学理论的高峰。王国维是中国文学理论史上系统阐述“境界”说的第一人，其“境界”说脱胎于“情景”论，然而，它经历了一个从艺术走向人生、从人生走向哲学、从以和谐为基调的优美走向以痛苦为主要内涵的崇高的历程。王国维的“境界”说是在近代中国的土壤里成长起来的，同时又是以西方近代哲学为重要营养的学说，它是对以王夫之为代表的中国古典诗歌“情景”论的错位生成，也是中国古典美学向近代美学转折的标志。     

王国维境界说的“超二元对立”探索方案

如何超越"二元对立"是中国当代美学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20世纪初,王国维在其境界说中会通中西相关思想,从"超二元对立"的角度对中国传统文艺美学的基本问题进行现代转换尝试,其中提出的中国文艺美学超越"善、恶"经验二元、超越"超验与经验"二元和超越"主、客"二元的基本任务以及从超越"超验与经验"二元对立层面解决超越"主、客"对立问题的探索思路,对于中国传统文艺美学的现代转换及其当代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梁启超美学思想的精神特质

梁启超美学思想是中国特定的社会现实与文化语境的历史产物。是特定时代与独特个体的双向互动,是梁氏启蒙新民的政治文化理想在美学思想领域的个性化体现,具体表现出尚实意识、趣味理想、人文品格三大基本精神特质。     

东西文化观与近代中日文化交流——以日本“另类”启蒙思想家中村敬宇为考察中心

作为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的“另类”代表人物，中村敬宇对儒学和西学均有深厚的造诣。通过自身的深入体察和研究，中村敬宇概括出“敬天爱人”的观念，认为这种观念构成了东西方文化的思想要素和精神实质，具有共同性和普遍性，成为他关于东西方文化的基本观点，也是其东西文化观的特色之所在。在此思想认识的基础上，中村敬宇重视儒家文化的传承和弘扬，相继发表《支那不可侮论》《汉学不可废论》等文，批驳当时日本片面追慕西方文化而全盘否定儒家文化的言论思想。与此同时，他与王韬、黄遵宪等晚清中国文人、学者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活动，探讨彼此关注的问题，其代表性著作、译作也经由梁启超等人的引介而传入晚清中国，形成了近代中日文化、思想的双向交流。考察中村敬宇的东西文化观及其文化交流活动，有助于当下我国传承和弘扬儒家学说的合理因素及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以增进民族自信、文化自信，对于在多元文化和跨文化交流日趋兴盛的当代国际大背景下坚持和倡导彼此尊重、相互理解的开放、平等、包容的原则也不无启示。     

伦理学还是美学芽——梁实秋对文学批评价值标准的探索

1937年,梁实秋挑起了中国现代文坛上的第一次美学论争,他以伦理学为文学批评的皈依,强调文学应关注人生,反对朱光潜将美学运用到文学领域,因为在他看来美学就是形式美学,不能实现价值意义。他的观点与周扬提倡的左翼新美学在一定程度上产生共鸣,但左翼新美学的经世致用式的现实功利性追求也是梁实秋所批判的,他的文学批评标准是兼顾文学的审美性与功利性。     

从王艮到黄宗羲——试论中国启蒙思潮的产生和演变

以人文主义为特点的中国启蒙思想始于明中叶以后,其发起者主要为泰州学派创始者王艮。他以“心即理”、“百姓El用即道”、“大人造命”、“安身立本”、“注脚六经”等命题,论述了人文主义思想。此后,李贽将“心即道”发展为“童心说”,将注脚六经演变为粪土六经,严重地j中击了封建的文化专制主义。他又提出私欲即天理的思想,使人文主义向纵深发展。清初,黄宗羲在承认私欲的基础上,主张合天下私欲以为公欲的公私结合的人欲观,并以此为思想基础来筑构他的“大壮盛世”的政治制度,从而对近代的先进人士起了重要的启蒙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