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志》与六朝文学思想的承传与重构

魏晋时期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重大变化时期,无论在社会经济、政治、军事和哲学、宗教、文艺等整个意识形态领域,都经历了消解和重建.这是继先秦之后的又一重大历史时期.在两汉时期占统治地位的经学开始崩溃,而建立起了一种代表门阀士族地主阶级的价值体系.在这一时期,文化思想领域比"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两汉时期更加自由开放,清谈风气盛行.在两汉时期被压抑的先秦的道、法、名等诸家思想,重新被人们所重视.这一时期的突出特点是"人的自觉",也即对人的个体生命价值本身的一种体悟.从刘劭的<人物志>到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我们可以看出人的内在精神如:气质、才情、风貌、格调等取代了两汉时期的道德操守和学问气节,而成为人物品评的中心内容,重点展示的是人的内在的精神、智慧,超凡脱俗的风神气度和言行,风清神朗的仪容."中国艺术和文学批评的名著,谢赫的<画品>,袁昂、庾肩吾的<画品>,钟嵘的<诗品>,刘勰的<文心雕龙>,都产生在这热闹的品藻人物的空气中."因此,六朝时期的文论深受人物品评的影响是必然的而且是深远的,尤其是刘劭的<人物志>.     

先秦诸子著作叙述渐趋虚化的阐释学意义

先秦诸子从整理历史典籍开始,对具体历史文化的阐释态度经历了由无征不信到断章取义,甚至伪造故实、有意误解这样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战国中期以来,诸子著作在叙述历史时普遍带有浓厚的虚化色彩,具体历史和经典文本成为可被自由选择、修改、解释的对象.这种突破经典文本原义的阐释思想和阐释行为既上承春秋行人断章取义的赋<诗>传统,又直接影响了两汉经今学的阐释方式,在中国秦汉文化阐释思想发展历程中具有独特而重要的意义.     

论南宋《诗》学革新精神的基本特征——以朱熹《诗集传》为代表

以"诗经宋学"的权威著作<诗集传>为代表的南宋<诗>学革新精神的基本特征是:<诗>学批评方法由"观世"向"观道"之变,内容阐释由"无邪"向"有邪"之变,致用方向由"比兴"向"兴干诗"之变,解读方法由"艰险"向"平易"之变.     

中古隐逸诗的情感表现

隐逸诗经过了先秦两汉时期的萌芽状态，由抒发个体对社会的不满之情到魏晋六朝时期已经成为一种审美理想，其决定性的因素就在于创作主体对表现客体——隐逸进行审美创造，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情感表现。只有在情感得以真实、自然的表现过程中，隐逸理想和隐逸生活才能拥有更大的魅力。     

小说可以“观”——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观念考

"诗可以观"是儒家对<诗>之功能的经典阐释,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家在时代语境下运用"观"之诗学理论建构起了自己的小说观念,以适应小说传播的需要.志怪小说观念建构根植于儒家尚"学"的精神传统.     

从朱彝尊对《花间集》《草堂诗馀》的接受中看其词学观

清初词坛在对<花间集><草堂诗馀>不同的文学批评中,建立了不同的词学理论,形成不同的审美情趣.而浙西词派的创建者朱彝尊,在继承前人的词学理论同时有所摒弃,有所发展,他对<草堂诗馀>进行了体无完肤的批判,彻底否认明词的审美情趣,推举雅正之词,同时温和地赞美<花间集>,恪守词"别是一家"的思想.     

《诗》"经"的解构与文学的张扬——试论《世说新语》引《诗》的特点及其产生原因

<世说新语>引<诗>继承了先秦两汉以来赋<诗>言志的传统,并有所新变,其主要特点为引<诗>用于戏谑等不庄重的场合,<诗经>的地位由汉儒宗为圣典而沦为日常谈笑之资;引<诗>形式渐趋丰富,用<诗>注重化用<诗>的意境,表现出对<诗>的审美鉴赏意识等,使<诗>的文学性得以凸显,这反映出魏晋时期对<诗经>经典尊崇的消解和文学阐释的张扬,其发生与<诗>的文学阐释自先秦以来的不断发展,以及魏晋时期经学中衰,儒、道、释思想并立,人的主体精神的自觉与文学的自觉等有深层的联系.     

"兴"的美学内涵及其嬗变

在中国古典文论中,"兴"是一以贯之而又发展变化的美学范畴,既是古典诗歌的创作理念,也是古典诗歌的美学追求。"兴"的美学嬗变过程,主要表现为从先秦两汉时期的政教之"兴"到魏晋六朝时期的审美之"兴",再到唐代及以后的审美与政教相结合之"兴"的过程。循此过程,可以探明"兴"的美学内涵及其嬗变路径。     

上博楚简《诗论》在《诗经》批评史上的地位

上博楚简《诗论》代表了先秦儒家文学教化思想向两汉经学化儒家文学思想过渡的一环。虽然《诗论》注重诗的教化作用 ,体现了儒家功利主义文学观 ,但相对于后世《诗序》、《诗谱》来说 ,它对诗义的阐释比较客观、对诗的情感把握较为真切 ;只是到汉代以后 ,《诗经》才被更多地附会上了历史教化色彩     

先秦诸子的"文学"观

由于汉民族性格中重功利的倾向和以政治为中心思想意识的潜移默化作用,中国古代正统文学观是和"文化"内涵相近的、广义的大文学观.这种观念最早是由作为汉民族早期文化重要代表的先秦诸子确立的.先秦诸子眼中的"文学"含义宽泛,指付诸政治实践的文治教化之学,为文学、哲学、历史等学科的统称.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学派,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学派,以<吕氏春秋>作者为代表的杂家学派,虽然对"文学"的理解不尽相同,但都将"文学"看做"文治教化之学".这种文学观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人物志》与观人诗学批评——论观人学对中国古代文论确立的影响

以往文学批评史专著论述古代文论建立时,很少重视观人学对中国文学批评的作用.本文从观入学角度切入到文学批评研究,认为<人物志>通过阴阳五行说、情中形外原理将历来以德性观人、以形体观人联系了起来.建立了观入学的核心体系,对古代诗学中的因内符外论、情性本体论、诗与人同构论、气本论与才性异同论、诗歌创作才能的分类学研究、观人诗学的批评方法等方面意义深远.     

理想与现实的失衡——魏晋六朝游侠诗歌刍议

魏晋六朝时期,诗歌取代两汉的史传散文成为我国侠文化的主要载体,标志着侠文化进入一个转型期.游侠由一种具体的行为演变成一种抽象的观念、精神或气质,给予了寒士阶层寻求建功立业的强大动力,以及追求个人价值与自由的热烈渴望.然而在"用之如虎,不用如鼠"的现实环境下,这一切都在残酷的政治斗争和强大的集权统治中被击得粉碎.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失衡,使得魏晋六朝游侠诗歌充满了一种郁勃不平之气.     

魏晋诸子“屋下架屋”的特点及其形成机制

魏晋诸子注重整合先秦两汉的思想资源以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而不能如先秦诸子一般“自开户(片庸)”.魏晋诸子“屋下架屋”的特点,表现在“理”与“事”两个方面,魏晋诸子既历时性地仿效先秦两汉子书,又共时性地互相重复.从子书篇名、著述结构、论述方式、用其情况来看,魏晋诸子“屋下架屋”是一种特殊的时代文化现象,是子书本身对“博”的规定性及魏晋尚博通的世风、诸子学派倾向弱化、地域文化建构的客观需要、拟古仿作的潮流等内外因交互作用的结果.     

《世说新语》与六朝秀句批评

<世说新语>可补六朝秀句创作与批评之史缺,从<世说新语>还可见出六朝秀句标准的变迁是由志而情、由学而文、由理语到景语、由佳句到美句的交互而错综的过程.六朝秀句创作与批评兴起的原因,从<世说新语>来看,一在人物品评对秀出人才的欣赏,二在清谈的审美倾向,三在晋人对山水美的发现.     

浅析登高母题发生期之特征——兼论楼台亭阁对于登高母题的影响

登高母题的发生期是先秦两汉,此时作品中登高的审美效应是"游""观"皆重,情感特征为悲喜兼备.其中登高怀远者,最初的情感内容为思亲(西周、春秋),其后是怀乡(战国),两汉时期,开始出现怀古的内容.在魏晋之后,登高作品向重"观"之效应与独具悲情特征发展的过程中,楼台亭阁之类的人文建筑,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曹操引用《诗经》的文学史价值

从曹操引用<诗经>的具体情况来看.主要有借用意象,直引原句、篇目,整合概括句子入诗入文等形式.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引<诗>的目的主要在于实用,宋玉作品中出现了对<诗经>的审美性化用,但不占主流.两汉时期,文人作品中对<诗经>的引用以经学化用为主.汉末<古诗十九首>的作者们突出了对<诗经>引用的文学性与审美性,但缺少对被引用对象意义的新的理解、阐释.到了曹操,创造性地发展了对<诗经>文学性引用或审美性引用的传统.通过引用,注入了自己对被引用对象意义的新的理解、阐释,赋予其新的内涵,开启了建安其他文人引用<诗经>的新风尚.     

论钱钟书文学创作与《周易》研究之关系

作为一代国学大师,钱钟书先生博通经史,深谙<易>理.从<周易·渐>卦与<围城>结构、构思的互渗互证,到重视修辞的文艺批评,再到以文本为中心的文化阐释,总体来看,钱钟书的文学创作与他对<周易>这部中华原典的研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钱钟书以自己一系列新颖的创作和研究成果,推进着易学研究的现代性进程,为确立<周易>在中国文学批评史和文化史上应有的地位做出了重要贡献.     

孔颖达《毛诗正义》文学文化阐释点见

<毛诗正义>是中国诗学史、美学史上一部划时代的巨著.它统一了南、北经学的分歧,对传统<诗>学研究作了大胆的解构,用全新的视角来阐释<诗>,建构了自己的文学、文化思想体系,包舍着丰富的文学思想,在阐释方法上对后世有着很大的启发.透过<毛诗正义>本体,尤其是对<诗>中关于历史地理、宗教民俗、文学人类学等的阐释,对中国阐释学的建构有着重要的启发和理论意义.     

今传《毛诗》非孔子整理之定本——从先秦典籍中的逸诗角度所作之考察

通过考察先秦旧典中的逸诗及其与今传<毛诗>的关系,可以发现先秦时期的<诗>传习过程中存在着诸多的<诗>传本.从这个角度出发,可以推知<诗>传本的不同也应是逸诗出现的原因之一.将这一思考进一步推向深入,可得如下结论:今传<毛诗>应非孔子整理之定本,而更有可能是先秦时期某一学派传<诗>所用的教本.     

进士文化与诗可以观

古人以“观”具有观政、观德和鉴戒之义。春秋时所重是诗之观政和观志,汉代采诗以观,六朝诗与观无涉,直到唐代,才恢复并发扬了诗可以观的传统,且赋以新义。唐诗之可观,与进士文化有很大关系。诗人有从政机会,也使诗歌回到了现实,发展了观政功能,观志之义也得到了发扬。进士文化还使诗歌突破政教性阐释,使观具有了新涵义:恢复了观谛视、细看的原义,以其能观而能写,提高了诗歌的艺术表现力;发展了观的游览之义,扩大了唐诗的游赏性题材;造就了诗人观察民情风俗的直接性、真切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