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派作家的政治身份

在1930年代的历史语境中,论语派作家提倡闲适的小品文是具有高度政治性的。他们不断地为自己塑造疏离现实政治、独立于"左"和"右"之间的自由主义政治身份,以求得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林语堂等论语派作家关心政治,他们批评的锋芒既指向国民党当局,又指向左派。然而,他们对现政权是大致认可的。其文学倾向从根本上与左派对立,不免遭到批判。鲁迅、茅盾等左翼作家进行政治批评,考察和分析论语派理论和创作中所体现出来的身份政治,并进一步进行定性,指其为统治者"帮闲"。在林语堂、周作人等言志派作家那里,"小品文"与"个性"紧密相连,小品文是个人自由的象征。胡风运用唯物史观,指他们的"个性"脱离现实,是抽象的、过时的、非道义的。言志派与左派的深刻歧异反映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自由观,这种不同可以借助以赛亚·伯林关于积极自由、消极自由的理论加以阐明。     

著名英文专栏《小评论》与中国现代小品文发展

作为民国时期国人自办英文报刊The China Critic(《中国评论周报》)上的著名专栏,The Little Critic(《小评论》)由林语堂于1930年创办用以发表形式自由、内容广泛的英文随笔及小品文。《小评论》不仅刊载了林语堂创作的大量英文小品文,为其此后着力倡导小品文文学思想及创办《论语》《人间世》等杂志提供了丰富的前期经验;同时该专栏还吸引了全增嘏、张培基等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加入编辑作者群体中,展开持久而丰富的英文小品文创作实践。因此而言,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以《小评论》为出版媒介进行英文小品文创作,将外国小品文样式移植引入中国文学土壤,促进中国现代小品文的发展与繁荣。     

论文题目:"论语派"论

一、博士论文提要 目前学界对论语派的研究已有一定基础,但迄今为止,仍缺乏对这一文学流派(主要是小品文流派)进行整体性、综合性和系统性的宏观研究.对论语派的研究往往只是作家研究(如林语堂研究、周作人研究)、思潮流派研究(如海派文学研究、自由主义文学研究、文学思潮史研究)或现代散文史研究的附属产物,这些研究将作家或流派置于文学思潮的历史链条与诸种文学流派的生存空间之中,其视角或精微或开阔,十分有助于理清论语派研究中长期存在的偏狭思路.但是,流派内部主体精神的驳杂性和文学结构的复杂性仍然因为或大或小的研究框架和观照角度的限定,终难获得更深入的揭示.较之"学衡派"、"新月派"、"现代评论派"、"京派"等流派研究,其滞后性无疑相当突出,而90年代以来论语派散文的热销,更加强了这一研究的迫切性和现实意义.     

论语派小品文创作论

本文认为论语派小品文并非一味都是闲适小品 ,也没有远离现实 ,相反它们展示了 30年代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 ,并对社会与政治的丑恶予以嘲讽与针砭。它们倡导以自我为中心 ,以闲适为格调 ,袒现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独特心态。     

关于“论语派”研究的几个问题

“论语派”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的一个“文学个性极度张扬”的文学流派。关于该文学流派的研究已取得了众多成果。以往的研究工作主要侧重于“论语派”的定性与定位问题、“论语派”的文体风格与文化内涵以及“论语派”的所办刊物和相关人物的研究。虽有众多成果问世，但该问题的研究仍存在很大的学术空间。应进一步考察“论语派”与当时文学思潮的关系，适当借鉴社团研究的方法，将该问题研究推向深入。     

现代小品文的日常生活书写

散文是最贴近日常生活和日常表达的文类,其中,闲话絮语式的小品文尤其如此。现代散文从传统散文“载道”的模式中脱离开来,对日常生活敞开。然而,如何超越日常生活,做到言近旨远、因小见大,从而成为文学性的散文话语,这是摆在现代小品文家面前的基本任务。小品文题材广泛,形式和手法多种多样,很难全面、清晰地总结出其超越日常生活的方式。不过,丰子恺、张爱玲、梁实秋等的小品文创作提供了优秀的范例。丰子恺从艺术家的角度,带着佛家式的悲悯情怀,吟味和表现日常生活感兴;张爱玲以丰盈的感觉和缤纷的语象描写日常生活的诗意,写出人世的繁华,又以虚无衬托,洞察人生的奥秘;梁实秋从最平凡不过的生活现象入手,凭借丰富的人生经验和渊博的学识,考见人情人性。小品文家偏重于表现个人的情趣与生活的艺术,对特定时代社会的普遍价值关注不够。小品文家在表现自我的同时,也应该抱有更广大的对于世道人心的关怀。     

浅析30年代现代小品文的流变

现代小品文兴起于“五四”时期 ,中经 2 0年代的发展 ,进入 30年代便发生了流变 ,分化成三种类型 :幽默闲适“论语体”、激进战斗“匕首体”、孤独失落“独语体”。随着时代的巨变 ,对小品文的创作提出新的要求。“五四”时期小品文强调的“自我”、“个性”等主张 ,在国共关系破裂 ,发生“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直至抗日战争爆发后已经显然不合时宜。 30年代的中国外忧内患 ,时代环境的变化改变了文学气候 ,小品文自然难以继续维持 2 0年代的发展态势 ,于是始从《语丝》发生流变。《语丝》被称为“小品文的王国” ,当时的鲁迅、周作人、林语…     

试论晚明作家对张岱的影响

张岱是明代成就卓著的作家，他受晚明作家徐渭、袁宏道、钟惺、谭元春等人影响最大。从思想观念和生活追求上看，张岱也与晚明作家，特别是徐渭及公安派的袁宏道、袁中道等人多有相承相似之处。张岱的文家成就主要表现在小品文创作方面，他把这种文体推向了完美与纯熟的境界，这跟他继承晚明公安派、竟陵派作家小品文创作传统，学习他们的优长有着直接的关系。     

当代中国艺术理论对西方现代派的接受与反思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艺术被称为“当代艺术”,它的确立和发展,与西方现代派艺术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直接相关.在中国视作西方现代派艺术的东西,包括了西方艺术发展中的现代派艺术和后现代艺术.这些艺术风格直接引发了当代西方的艺术终结命题.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当代艺术在接受西方现代派艺术的同时,也接受了艺术的终结指向的基本话语.然而,中国艺术界对西方现代派艺术热情模仿,但对艺术的终结这一话题则反应寥寥.这与中国艺术界并不需要这一话题作为自己的话语资源有关.由此可知,在接受西方话语的过程中,中国从来没有丧失自己的主体性,一直以本土的文化现实需要为基本的接受前提.     

架起中西文化之桥——读王兆胜著《林语堂两脚踏中西文化》

在80年代以前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叙述中,林语堂给人的印象是片断而模糊的。通常是述及语丝派时闪露出林语堂怒目金刚的一面,说到30年代“论语派”(或称“闲适派”)时,林语堂则变成以倡导幽默、闲适与性灵来替当局粉饰太平的白鼻梁小丑了,此外便难觅其踪影。80年代以来,随着林语堂作品和十余种传记与论著的出版,以及电视剧《京华烟云》的播出,人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林语堂。但是,对这样一位文化性格十分复杂的人物如何理解,对他在中英文双语创作、翻译诸方面的建树及其对于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和中西文化交流的意义怎样评价,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王…     

中国现代男性叙事中的恶女人形象

在对《围城》、《骆驼祥子》、《北京人》等经典文本的重读中 ,分析中国现代男性叙事文学在恶女人形象塑造中所表露出的男性对女性主体性的憎恨与恐惧。中国现代男性叙事往往把主动型女性妖魔化 ,把女性主体性诬为是对男性主体性的压抑 ,并且拒绝同情主动型女性的生命困境 ,以喜剧的态度丑化、嘲弄主动型女性 ,从而把试图僭越封建女奴道德的女性诽谤为谋夫、欺夫的恶女人。这背叛了从精神上解放妇女的现代文化观念 ,回归于封建男权道德 ,从性别意识领域暴露出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不足的缺陷     

"凝视"下的图像--中国现代作家笔下的南洋

因为有了文化上的优势心态,中国现代作家可以立于高点,"凝视"南洋,有选择性地"聚焦"南洋,他们笔下的南洋图像则正是经过他们"凝视"下"聚焦"而产生的必然结果.质言之,是中国现代作家强烈的文化优越心态构筑了足以让他们"凝视"南洋的平台,立于这高高的平台之上,中国现代作家必然会戴着中国文化的滤色镜,从主观的角度"选择性聚焦"南洋社会,书写自己笔下的南洋,从而营构出自己心目中的南洋图像.     

20世纪藏族文学嬗变的轨迹

以20世纪50年代西藏和平解放为标识,藏族文学步入到她的当代发展阶段。在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中,藏族文学不仅向外部世界展现了高原人的生活和精神风貌,并在超越个体民族文化的高度上,承担了对本民族成员文化启蒙的重任。20世纪80-90年代,是藏族当代文学发展的两个重要阶段。藏族作家在较为广阔的文化视野和多元文化语境下对民族传统文化进行理性审视和民族文化发展求解。这不仅是当代藏族文学区别于内地同时代文学的个性所在,也是藏民族文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鲁迅杂文与中国杂学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代杂学之家，其知识构成可一言以蔽之，曰：“杂学”。鲁迅杂学知识结构的形成与清代学术精神、杂家著述以及章学诚史学理论的影响有着密切关系。杂学涵养了鲁迅博及古今中外的文化内涵，养育了鲁迅反抗正统、敢于怀疑的人格，奠定了鲁迅“新文学开山”的地位。杂学不仅是鲁迅杂文思想的历史资源，而且对其杂文创作态度和艺术特色有很深的影响。     

当代藏族文学的多元文化背景与作家民族文化身份的建构

当代藏族作家的创作面临多元文化背景,多元文化背景成为藏族作家创作的大语境。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实现藏族文化的现代性转换等问题成为当代藏族作家文化身份建构的首要问题。藏族当代作家既要大力弘扬民族文学,又要在重建中国文学中发挥作用;既要面向全球化,又要增强本土认同。努力使当代藏族文学既借全球化话题和语境获得新的增长空间,又保持民族的审美经验传统和民族文化的独立性。     

鲁迅诸子观的多维空间

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标志性的前驱人物,鲁迅与先秦诸子的关系,牵动着中国文化现代性转型的灵敏的感应神经。要解开鲁迅思想最深处的情结,必须从其诸子观入手。鲁迅复合型的诸子观展现为四个维度:启蒙思想是鲁迅诸子观敞开或开放的大门,通向鲁迅的各个时期、各种文体;文学和文化史研究是鲁迅诸子观的基础,给其诸子评述输入丰沛的元气;小说想象和杂文神思,则是鲁迅表现其诸子观的两座回廊。它们共同组合成鲁迅"诸子观博物馆"。鲁迅诸子观之四个维度的差异性,统一于鲁迅进行文化革新的"现在性"。文化是一个过程,不能以凝止的"现在性"代替"过程性",应在新的现代性高度上沟通鲁迅与先秦诸子多种多样的智慧形态,将之各得其所地转化和重组到一个充满创造活力的现代大国文化总体结构之中。     

中国当代历史小说发展概观

不同时期的历史小说,反映着不同时期的社会现实需求。建国以来,随着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各种文化思想的碰撞,作家们的创作理念和历史观不断改变,中国当代各时期的历史小说的创作,出现了革命历史小说、新历史小说、文化历史小说以及架空历史小说等各种不同的具体形态,在题材选择、创作方法和美学风貌上各有不同。通过对这几种历史小说形态进行了梳理与分析,能够清晰地看出在不同文化碰撞和融合的背景下当代历史小说创作的发展脉络。     

鲁迅与中国文化批评的滥觞——鲁迅早期杂文阅读札记

如果我们按照西方文化研究的脉络梳理,中国的文化批评无疑盛行于20世纪90年代,但是,如果我们就中国文化的发展而言,鲁迅杂文具有鲜明的文化批评的特质,它不仅承传了中国忧患意识的文化情结,而且与20世纪世界性的文化变革相交接;尤其在鲁迅的早期杂文中,突显出对于文化史和思想史的反思与批判,自此奠定了鲁迅乃至整个20世纪中国批评史的基调。     

论丁玲、陈染小说的文化内涵

丁玲与陈染的创作 ,在各自所处的时代均具有所谓“摩登”的文化素质。这种素质主要体现在 :自我的强调与张扬 ,性爱的自由与彰显以及偏于“颓废”的美感特征。在小说叙事上 ,她们的创作都带有“反文化”色彩 :丁玲早期创作中男女主人公性别角色倒错的现象 ,已初步构成对传统社会性别格局的反讽 ;陈染的“黛二系列”则有着更为鲜明、强烈的文化颠覆色彩。她们作品中对女性同性恋的书写 ,同样具有反文化秩序的意味。与此同时 ,丁玲和陈染的同类创作在不同时代问世后所面临的不无相近之处的文化际遇 ,也从一个特定角度昭示着她们的创作在现实社会中的“另类”性质。女作家的创作所储存的丰富的文化信息值得深入探究     

杂志文:1940年代散文的另类形态

1940年代的政治文化语境下,几乎各类文体都具有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而西洋杂志文的译介与写作却以疏离政治的另类形态存在。本文以后期论语派期刊为中心,考察其对西洋杂志文的译介及其倡导,探讨这一极通俗的杂志文体在中国现代散文发展中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