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是一家词——论李清照

李清照《词论》所说“词别是一家”,系针对苏轼等人而发。其实,早在她之前,苏轼同时代人陈师道、晁补之和张耒诸人便指出过“子瞻以诗为词”、“先生(东坡)词似诗”、“东坡词,人谓多不谐音律”;李清照正是根据这种流行的议论提出自己的命题。“词别是一家”,即词有别于诗,其论点如下:     

李清照论词的故实与富贵态略释

李清照《词论》篇幅不长,但聚讼不少。其词“别是一家”之说,虽经众多学者致力探究,但细察之下,其内涵仍有缺失。本文追溯了“故实”一词的历史渊源,总结出其有“故事之是者”、“旧物之善者”及一般意义上的典故三种意思,而唐宋时期使用“故实”多侧重前二意。李清照是从讲究情感厚度的角度来要求运用“故实”的。而“富贵态”不仅强调表现盛世之音,更强调表达上的雍容自如。在补充了这一层理论内涵的“别是一家”之说,对于推测《词论》的写作年代,也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别是一家”说与《词论》之关系试辨

对李清照的《词论》和其中的“别是一家”说，无论是褒者还是贬者，在两点上存在着共识。一是认为《词论》所阐释的都是词“别是一家”的特质；二是认为同“别是一家”主要是指内容风格方面，反对“以诗为词”。其实，这些都不符合《词论》的本意，也未俗易安的“词心”。贬之者以真承森先生为代表。他在（评李清照的铜论）——同史札丛之一卜文（载《光明日川1959年5月24日）中说：“吉就宋词发展规律来考察，她这篇文字是对宋词的发展起阻碍作用的。”其理由是：“李清照词论里一个主要问题，是北宋末年词和诗分合的问题，这是同史上一个…     

《词论》在词学理论上的贡献

李清照《词论》在词学理论上的重大贡献至少有三点:1.《词论》提出了词“别是一家”的观点,使词第一次有可能自土门户,脱离诗而单独成为一大类别,这无异于词的独立宣言。2.《词论》系统地回顾了词的产生、发展、繁荣的历史过程,分析了自晚唐、五代至北宋时期的作家作品,提出了“声诗并著”的创作原则。3.《词论》还就词的创作方法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宝贵的具体意见。     

试论“婉约是正宗”的合理性——兼谈宋词的婉约基调

宋人论词,多执词“别是一家”(李清照《论词》)之见,这种词学观并延及元、明、清诸朝。所谓“词别是一家”,无非视婉约为词之正宗,以区别于“载道”的文与“言志”的诗。婉约词大抵有几项基本的特点:一是词的内容以男女恋情、离愁别绪为主;二是词的风格须温柔敦厚,委婉曲折;二者又与词的协音和律本色密切相关,由此构成婉约派词的基本风貌。历史地看,婉约作为词之正宗,原有它的必然性与合理性。     

重看李清照的《词论》

本文通过对李清照《词论》创作背景及内容的分析 ,阐述了我们应以辩证公允的态度去看待李清照的“词别是一家”的观点     

词问三题

词“别是一家”的提法最早见于李清照的《词论》,是针对苏轼等人的“以诗为词”而发的。对此论人们往往持否定态度,主要理由是,“别是一家”光重形式,不重内容,是走形式主义道路。正是诗词分畛的保守观点,致使李清照的创作未能达到应有的高度……而苏轼等“以诗为词”,反而扩大了词的题材,建立了清新雄浑的风格,为词的发展打开了新的局面,成为南宋爱国词派的先声;这种观点似已成为定论,解放后几乎所有的新编文学史本、词选本、词学论文等等皆主此说,笔者对此颇有疑惑,故不揣浅陋,略陈己见,敬希读者有以正之。     

张炎《词源》新论

<正> 张炎字叔夏,号玉田,又号乐笑翁,祖籍西秦(今陕西天水),后寓居临安(今杭州),生活于宋末元初,是当时著名词人。有词集《山中白云》八卷和词论专著《词源》。《词源》分上下两卷,上卷十三节,下卷十五节,上卷论乐下卷论词。对于张炎的词论,研究者多持贬低、卑睨的态度。或斥之为形式主义,或看作是逃避现实,或判定是宋末词风之弊在理论上的表现。这种评价失之简单化,有进行辨析的必要。认为张炎的词论是形式主义的研究者,主要根据《词源》下卷用了相当的篇幅讲“音谱”、“拍眼”、“制曲”、“句法”、“字面”等有关词的形式问题。我们认为,讲形式问题未必就是形式主义。任何艺术作品都是内容和形式的有机统一。研究者可以着力于艺术作品内容的研究,也可以侧重于其形式因素的探讨。仅从研究对象不能判断研究者立论的高下。李清照在其《词论》中强调词“别是一家”,在维护词的形式特点方面就很值得肯定。     

中国词学史上的三座里程碑

李清照的“别是一家”说、王国维的境界说及吴世昌的词体结构论构成了中国词学史上的三座里程碑。作为三种批评模式 ,它们分别体现了三种不同的论词标准及方法 :似与不似以本色论词 ,自李清照提出“别是一家”说 ,本色论便完成了由无定准到有定准的过程 ;有与无有以境界论词 ,因境界之有无可用现代科学语言进行表述 ,故比起似与不似 ,以境界论词的标准就更为确定 ;生与无生以结构论词 ,结构论讲究二元对立 ,但对立的单元必有第三因素的渗入 ,此即“情”和“景”之外的“事” ,有此因素 ,才能另出新境。三种批评模式各有长短利弊 ,并无高下优劣之分 ,不同的批评模式之间不存在相互取代的问题 ,它们共同构成了对全部词学史的一种宏观把握     

词学三题

全部词学史以王国维《人间词话》的发表为界划分为古词学与今词学两个阶段 ,今词学又可分为开拓期、创造期、蜕变期三个时期 ,而李清照“别是一家”说、王国维境界说、吴世昌词体结构论则是中国词学史上的三座里程碑 ;王国维《人间词话》涉及到天、地、人三者关系的问题 ,是一种人文精神思考 ;王国维的境界说曾被推衍为风格论 ,境界说的回归与再造 ,迟迟未能实现     

李清照《词论》试探

<正> 李清照的诗、词、文、赋并茂,隽永可颂,历代都受到人们的称赞.而她颇有气概有见解的《词论》,却常常受到一些人的异议.我们认为,像胡仔、裴畅那样对李清照及其《词论》不作具体分析,一味攻击和讥诋,不是文艺理论家的态度;像俞正燮、吴梅那样对李清照及其《词论》完全肯定,也难以令人信服.近年来,学术界围绕李清照《词论》"别是一家"说,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但都未能探本求源,抓住《词论》的实质意义作出有说服力的评论,因而感到还有待深入研究的必要.     

试论“词无达诂”

从广义说来，凡文学艺术诸如诗歌、绘画、戏剧、音乐等等，都应该是“无达信”的。“无达估”，实际涉及文艺之所以为文艺的本质问题，古今中外皆然；西方不是有～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之说吗？词，作为中国古典诗歌一种，它是最纯粹的抒情诗。从某种角度讲，词与抒情诗的原理是一致的。“词无达信”虽与“诗元达访”两者同一原理；但是，词是一种音乐文学，毕竟有别于一般诗歌，具有自己特点。最早明确提出词有别于诗的是李清照。她在《词论》一文中以音乐性和文学性两方面着眼，提出“词别是一家”这一著名论断。能以简洁的语言，…     

正确评价李清照的《词论》

李清照的论词专文——《词论》是词学史上的一篇重要文章,历来对它基本持否定态度.前人认为她"历评诸公歌词,皆摘其短,无一免者,此论未公".而今天的研究者则从词学发展的角度着眼,认为其词学观是"保守的","她说词的理论却大部分应当批判",《词论》"限制了她的创作成就","阻碍了词的发展".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中,学术界对《词论》的研究,往往缺乏辩证的观点,带有很大的片面性.近些年来,对李清照及其《词论》的研究仍然缺乏持平之论.而正确评价李清照的《词论》,不仅对于认识这篇文章本身,而且对于评价其创作得失,乃至如何看待词这种特定文学形式的发展、词坛上革新与保守、婉     

声韵探讨与词风演进——兼论戈载《词林正韵》的尊体策略

词是专门之学,除了抒情诗一般的特点外,还涉及到声律、音韵等方面的问题,这些在清代词学的建构中,都曾受到极大的关注。戈载《词林正韵》是清代词韵探讨与编纂的集大成之作,标志着词韵规范的确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词史地位。首先,《词林正韵》继承李清照词"别是一家"之说,由词的体性入手,从声韵的角度,强调词曲辨体,从而保证词体的文体特殊性,具有重要的尊体意义;其次,通过声韵探讨,影响清代词风演进,从整理上而言,清词创作存在着前期疏于声韵、中后期严于声韵的变化,而这一转变与《词林正韵》的编纂有着重要的关系;复次,清词的中兴与词律、词韵的探讨密切相关,《词林正韵》也在一定意义上推动了清代词学之盛。     

词学理论的发展与吴文英的词学主张

吴文英是南宋词坛与姜夔、辛弃疾鼎足而立的著名词家。他的词学主张保存在沈义父的《乐府指迷》里,概言之即要求词作协律、典雅、含蓄、柔婉。这四则标准既沿袭了词学理论的传统,又是时代趋尚使然,也是吴文英的必然选择,其实质是维护词“别是一家”的传统。     

评“论语言中的词”

《学术月刊》创刊号上曾读到周斌武先生的论文“论语言中的词”。论文主旨,照我个人的理解,是在于:分析语言的结构,说明词在这种结构里的地位。分析词的内容和形式,说明词的基本属性。他把“语法中的词”和“词汇中的词”看作不同的东西;因为在他看来,词是“演员”,语法是“导演”。词接受语法支配而进入句子,犹如“演员”登上舞台而成为“角色”,“角色”不等于“演员”,故“词汇中的词不等于语法中的词”。读过这篇论文之后,又在《中国语文》1957年第二期的“书刊评价”栏上读到徐征同志对这篇论文的介绍。徐征同志肯定论文作者的基本论点之后,作出评价说: 虽然本文有很多论据是复述别人的意见,但是经过作者的综合和分析以后,读者就更容易理解到语言中的词的问题。不过,如能多用一些具体例子来说明,那对读者就会有更多的帮助。但我个人认为周先生论文中的主要论点和方法,有很多地方是无法成立的。并且,周先生对语言上常见的概念和理论的理解,也有错误的地方。因此,我根本不同意徐征同志这种评价。并打算在这里谈谈我的意见。不过我是一个初学者。语言学方面的知识,懂得很少。尤其是对于词的属性,还没有进行细致的研究。错误的地方,希望大家指正。     

社会互构论：生成背景、理论新意及学术坐标——郑杭生、杨敏教授《社会互构论》评析

经过历时“十年磨一剑”的艰辛探索，在学界的期待中，郑杭生和杨敏教授合著《社会互构论：世界眼光下的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新探索——当代中国“个人与社会关系研究”》（以下简称《社会互构论》）已于2010年末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社会互构论》作为一份中国人自己创作的社会学理论体系，她的出版对于社会学处理自身的基本问题——“个人与社会”关系命题，对于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理论乃至中国社会科学的创新和推展，都有着重要意义。本文中，笔者拟对《社会互构论》一书的创作背景、理论新意、学术坐标做若干学术评论。     

就“遗矢”一词再说几句

七月间我给本刊写过一篇短文,对毛主席《送瘟神》诗中“遗矢”一词,作了一些解释。最近读了本刊第九期《“人遗矢”“鬼唱歌”解辨》一文,对我的解释认为“牵强附会”而又“文内自相矛盾”。我想先就这些指责进行辩解,最后也对这位作者的训释提些意见。     

再论宋代民间词

宋代民间词散见于宋人笔记杂书、词话、类书和词选集,搜集整理比较困难,遂为历来词论家所忽略;所以中国文学史、民间文学史和俗文学史都只谈到唐代流行于我国西北地区的敦煌民间词。五十年代初,俞平伯先生始提出关于整理和研究民间词的意见。他认为:“严格说来,我们所讲说评论的,只是文人的词,不是‘词’。真的词论必须能诠明词的流行的实在情形,即包括民间的词,不经著录的作品。”他希望“若能够用上新观点来研究自然可以有更多的发见,给词史以一个新生的面貌”。八十年代初,笔者在《宋代民间词论略》中,通过对现存作品的初步分析,尝试探讨了宋代民间词的社会意义和艺术特点,粗略地描述了它的历史概貌。这篇文章曾引起词界的注意,而且几年之后还有一定的影响。但现在看来,文中某些论点已显得有些片面,尤其是从市民文学和民间文学的角度来审视,就觉更有必要作一些理想与材料方面的补充了。兹就宋代民间词的都市性特点、它的民间文学特征及宋代统治阶级和文人对民间词的态度等问题,再申论之。     

《金瓶梅》中的“达达”考

<正> 《金瓶梅》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的古典名著,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小说写作的地理背景就在于鲁西——古东昌府一带,书中也大量地使用了山东方言,这就为研究考证它的人提供了最重要的内证,它直接关系着成书与作者籍贯的考证判断。在所有方言中,亲属称谓方言更显的至关重要,《金瓶梅》中的“达达”一词就引起许多研究者的争论。著名学者朱星先生认为《金瓶梅》中有些方言词并非纯山东话,如“达达”吴中方言也有,常州人说“爹爹”(tia tia),宜兴人说(ta ta)即“达达”,可知常州人宜兴人所说的都是“爹爹”的转音。故而,对《金瓶梅》中山东方言的这种认识就成了他的论点——《金瓶梅》作者苏州人王世贞说的一个论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