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后记

<正>本期含“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笔谈）”“名家特稿”“中国文体学研究”“个体活动与消费质量”等专题专栏，专题专栏导语之外，刊文凡21篇。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既有丰富可信的实践基础，也有深刻高远的理论思考，     

编后记

<正>本期含“名家特稿”“中山大学学术名家访谈”“词学研究”“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高水平的对外投资与国内国际双循环”等专题专栏，专题专栏导语之外，刊文凡17篇。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法国作家加缪的小说《局外人》，自20世纪中叶问世以来，就成为一种被持续关注的对象。作为一部被认为具有存在主义倾向的小说，在最初的关注者中，法国哲学家的声音是洪亮的，萨特、罗兰·巴特等都曾不吝赞美，几乎创造了问世即经典的传奇，后来也果然高居《世界报》主持发起投票产生的100本“20世纪最好的书”排行榜的第一名。     

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本文通过考察中国古代文学批评著作在传统目录学中的分化演进，揭示了古典形态批评学术史的发展轨迹，进而对本世纪近七十年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特别是七卷本《中国文学批评通史》进行了分析和评价，并对２１世纪本学科的发展趋势作了展望     

论王国维与沈曾植之学缘

王国维与沈曾植都是20世纪学术的代表人物,两人因罗振玉而相识;在1916年至1922年共同居沪的七年间,时有诗歌酬唱,诗风不同而情谊可见;王国维的若干音韵、西北地理、蒙元历史等方面的著作,多受到沈曾植的提点或影响;王国维通过若干序跋歌联等形式,对沈曾植在清代学术史上的贡献和地位作了充分的估量;王国维为沈曾植之后的学术史续写了精彩篇章.     

《静庵藏书目》与王国维早期学术

王国维的<静庵藏书目>手书于其<人间词话>手稿本之后,收录书目170种,其中包括若干套丛书,书目写定于1909年5月之前,汇集了王国维从儿时一直到改治词曲之时所收藏的主要书目;这些书目从来源可分为家藏、获赠、自购、手抄四个部分,是王国维早期学术特别是词曲之学的主要文献基础和理论渊源;藏书目将此前借阅、购置的西方哲学与美学等书目排除在外,体现出其回归中国古典的淳朴愿望;王国维以读书为基本的生存方式,其读书之道,有很多就是在对藏书目中的书籍阅读中逐渐形成的;藏书目是解读王国维学术、思想和情感的重要文本依据.     

清代词学中的《诗》学话语

儒家<诗>学是清代词学理论的重要源泉.从最初在形式、内容上的攀附<诗经>,并利用孔子删诗的问题为词辩护,到从理论根基、审美原则、诠释方式三个方面系统吸收<诗>学理论,清代词学理论的构建受到了来自儒家<诗>学话语方方面面的影响.其中动因有词体本身"尊体"的需要,也有词学构建者经学背景的因素.<诗>学话语的渗入,虽说成为主流经学意识影响词学的重要方式,但也客观上提升了词体的地位,丰富了词学理论.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种词论的儒家化也从根源上导致了晚清词学的衰落.     

文学史编纂与文学史观念——詹安泰《中国文学史》编纂实践与理论考察

詹安泰以诗、骚研究作为编篡《中国文学史》(先秦两汉部分)的学术基点,沉潜考索,宏观裁断,在此基础上,结合当时的意识形态和理论特点主编了一九四九年后由教育部审订的第一部《中国文学史》教材。文章以詹安泰《中国文学史》(先秦两汉部分)编篡实践与文学史观为中心,考察了其诗骚研究实绩和其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所展现出来的理论特色,并由此总结出其相当科学合理的文学史观念      

王国维与梁启超

王国维与梁启超都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大师级的人物,他们分别以现代形态的史学研究和史学理论,建构了新史学的学科观念和学科体系.梁启超的文学史研究与王国维颇多学理上的趋同.两位学者都与政治有一定的关系,梁肩超追求政治生涯的辉煌,王国维则怡然自得于学者的本分.王国维去世后,梁启超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大力推举王国维的人品和学问,并初步从学理上总结其治学特点,强化了王国维的大师地位.两位大师的杰出学术成就及彼此之间的亲密关系,构成了20世纪学术史的重要篇章.     

《花间集序》与词体清艳观念之确立

欧阳炯的<花间集序>作为最早的一篇词论,历来备受关注,但学界往往侧重揭示其对词体软媚风格确立的奠基意义.其实由于面向"西园英哲"和"南国婵娟"的双重对象,<花间集>及其序言在审美倾向上具有两重性或折中性.<花间集序>从音乐特性解说"花间"的意义,清艳的审美价值从中已得到确认.<花间集>中所收录作品也与序言中所揭示的审美倾向不谋而合,这种作品与序言在审美上的一致性,可以从特定的时代和地域特征中得到合理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