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家谁管钱？——夫妻PK家庭财权

“你家谁管钱？”这听上去问得冒昧，但却不难得到回应。因此，这个问题还蛮特殊，是一个带有“公开性”的“私密问题”。你会发现，对这一问题做积极回应的往往是男性，他们的回答也一律是“老婆管钱!”有人觉得这很符合中国国情，因为在中国传统观念里早就为夫妻在家庭生活中做了分工，叫做“男主外，女主内”——男主人负责家庭外部的事项，女主人来管理家庭内部事务，自然“家里的钱”也应该由妻子来管。这似乎是说女性在家庭生活中拥有绝对财权，其实不然。中国是传统的“夫权”社会，女性所谓的“主内”的财权，往往被限定在日常开支上，家庭财务的绝对支配权，实际上还包含在“夫权”当中。在过去，“男主外，女主内”只是听上去很美。     

家族主义精神与中国社会的改革

在中国数千年的文化传统中,家族主义无疑是一种影响十分深远、普遍和持久的最为基本的文化精神。家族主义——我们很难给它下一个确切的定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观念,我认为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1)以家庭(家族)为核心的价值观念。个人是为家庭而生存的。在个人和家庭的关系上,家庭被认为绝对占诸首要地位。所以,个人获得功名,叫做光宗耀祖,有损于家庭的个人则被称为“败家子”;个人的生命延续也是为了家庭(家族)着想。孟子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已是深入中国人心灵的     

论家务劳动及其社会化与妇女解放

在当代,妇女虽然已经广泛取得参加社会公共劳动的抽象权利,但家务劳动的性别属性依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家务劳动仍被普遍视为属于妇女的“天然”职责。由于家务劳动通常以“非生产性”与“纯私人化”的形式存在,不仅导致妇女作为生产者的价值被“暗藏”,同时还进一步强化了社会公共领域中男女不平等的结构。因此,妇女解放的历史酵素如果缺乏“家务劳动社会化”的重要成分,那么妇女便将始终面临着被定义为一个“在家和家庭相关的活动中,负责生产简单的、供使用的价值”的受压迫群体的危险。     

20世纪手工棉纺织与女性生活世界的建构——以山东邹平为例

纵观20世纪中国华北农村社会,在面临社会结构性变迁的过程中,女性借助手工棉纺织技艺不断改变生计策略,满足家庭及村落的基本需求,缓解物资匮乏的社会紧张局面,或者通过促进亲友互动,为社会带来温情,呈现出一种韧性极强的生命力特征。手工棉纺织于农村妇女而言,并不是西方话语体系下僵化的妇女解放途径,而是一种构建女性自我社会关系和生活世界的依凭。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时期作为被规训的家务劳动,到农业集体化时期“不可见”的家务劳动,再到改革开放后自主选择的家务劳动,邹平农村妇女逐渐将这一技艺内化为实现个体生命价值的载体,并借此构建自我的社会生活圈和实现自我人生价值,体现了她们在时代变革中坚韧的自我身份需求。     

“傻瓜”才干的事情

据《工人日报》报道,南京团市委近期开展了一项“对社会捐助的态度”的网上调查。结果发现,在被调查的人员中,选择“捐助是每个公民应尽的责任”的占51.48%,而认为“捐助是傻瓜才干的事情”的却占47.20%。看了这篇消息,我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一段亲身经历。两年前的一天,夫人在电视上看到一篇报道,说有一个原籍浙江的女孩,正在重庆某大学读书。而其家庭非常困难,每学期几百元的生活费都难以凑齐。夫人看得掉下了眼泪,于是和我商量后,给这女孩寄去了200元钱,并写了一封信,劝她好好读书,渡过难关,以后如有困难,我们还可以帮她。从那时起,我们老…     

世纪小女子，谈笑有鸿儒

冰心与胡适 1919年,中国文坛上突然冒出了一位“冰心女士”。这年9月18日至12日的《晨报》以连载的形式,发表了一篇署名为冰心的“问题小说”——《两个家庭》,“冰心”这个名字最先出现在中国文坛上。接着,短短四年间,冰心创作了短篇小说30多篇,散文近50篇,诗380余首,还出版了诗集《繁星》与《春水》。     

国际社区也要讲社区民主

社区近日里,《新京报》上一篇题为《阿姨,坐班车后边去》的报道,描写了发生在“上海高档国际社区”中的一个有关“歧视”家政女工的新闻事件,以及就此事在网上引发的一场热闹的讨论。在报道的最前面,记者写下了这么一段话:“上海西庭俱乐部服务外籍业主的巴士,对中国家政女工设限,被网友称为上海版‘罗莎巴士’”。在报道的结尾部分,记者又写道:“有人士认为,在上海国际社区中,中国阿姨与外国雇主之间,生活习惯的磨合固然需要时日,而文化差异上的互相理解,则需更长的时间。”仔细阅读这篇报道以及与此相关的种种评论,我以为,这个新闻事件隐…     

世纪小女子，谈笑有鸿儒

1919年，中国文坛上突然冒出了一位“冰心女士”。这年9月18日至22日的《晨报》以连载的形式，发表了署名为冰心的一篇“问题小说”——《两个家庭》，“冰心”这个名字最先出现在中国文坛上。接着，短短四年间，冰心创作了短篇小说30多篇，散文近50篇，诗380余首，还出版了诗集《繁星》与《春水》。     

关于“抗战文艺的分期问题”

手边是篇“动态”,报道里涉及了“抗战文艺的分期问题”。——这里说的“分期”,实际指抗战文艺上、下限的划分。 有两种划分意见。一种,认为“‘九一八’是抗战文艺的上限”,因为“‘九一八’以后,一些作家写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作品”,下限呢,没提;另一种,认为“抗日文艺和抗战文艺有联系,但也有区别”,“抗战文艺就是抗战时期的文艺”,“上限     

基于性别的家庭内部分工研究

随着女权运动的开展,大量女性涌入劳动力市场。然而,外出工作并未改变“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思维定式,现代女性仍要负担大部分甚至全部的家庭劳动。新家庭经济学家用比较优势理论将以性别为基础的家庭分工解释为个体理性选择的结果,由此要求国家(法律)置身事外。女权学者对比较优势理论持质疑态度,认为此种分工是社会建构的结果,对女性极为不利,国家(法律)应承认家务劳动价值。中国家庭现状并不符合比较优势理论的适用前提,宜采纳女权主义法学家的观点,完善离婚补偿制度,承认女性家务劳动的价值。     

信仰的功能

世界观这一概念向来被广泛用于表示社会构筑其世界方式的特点。这里“构筑”一词至关重要,因为“世界观”在人类学上的含义有意避免外部世界是已知的假定,而毋宁把世界的构筑——存在什么和怎么存在的定义——看作社会集体完成的人类想象的产物。已知的是形成感觉     

论家务劳动的社会价值

家务劳动是包含所有家务工作在内的一种劳动形式，它也创造使用价值。家务劳动有3个主要特点：一是劳动者和劳动产品的消费者的直接同一性；二是劳动的极端非专业性；三是封闭性。家务劳动的社会价值有3个方面：家务劳动是社会劳动的前提和基础，家务劳动是社会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最终得以实现的起始环节、终端环节，家务劳动最直接地关系到人的价值。当今，家务劳动主要朝着自动化、社会化、商品化的方向发展。     

也论家务劳动与妇女解放——兼与陈建勤同志商榷

家务劳动与妇女解放的关系,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对它的讨论将有助于我们对其它妇女问题的认识和解决。目前,对这个问题很具代表性的一种观点认为:“家务劳动是社会劳动的一部分,它使妇女的聪明才智得以发挥,使妇女的社会价值得以实现,是妇女解放的现实手段。”这种看法是根据我国目前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以及男女在生理上和体力上存在的差异而捉出来的,有其一定的现实意义,但也有偏颇之处。笔者认为不能笼统地认为任何形式下的家务劳动都是社会劳动的一部分,而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毋庸置疑,社会总劳动是由个人劳动所构成。但个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关系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下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就家务劳     

浅谈商品经济条件下按劳分配的尺度——“劳”的规定性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当初设想的按劳分配,是在全社会范围内按同一水平,由社会中心按照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时间直接把消费品分配给劳动者个人。这一基本设想,是以未来社会(即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生产力有了极高的发展,消除了社会成员在占有生产资料上的差别,消灭了商品货币关系,只存在劳动者劳动能力差别的产品经济的社会为前提条件的。在这样的社会中,按劳分配的尺度——“劳”具     

王国维系统文艺观新论

<正> “乾坤大,霜林独坐,红叶纷纷堕。”——王国维《点绛唇》一、冰山应效 1905年,王国维发表《红楼梦评论》,其中第一次提出“天才”说;1907年,王国维发表《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提出“古雅”说;1908年以后,王国维在陆续发表的《人间词话》中,又提出了他最著名的“境界”说。上述三篇文字在中国文学批评史和美学史上的开创性地位一直是举足轻重的。《红楼梦评论》,是中国第一篇运用西方文艺理论和近代科学方法来评价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的论文。《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则被认为中国美学史上第一篇关于艺术形式美的专论(叶朗《中国美学史     

经济学视野里的家务劳动

男女两性在生物学意义上的差异致使其在家庭中存在明显的劳动分工,妇女的时间主要分配于家庭部门,而男性的时间主要分配在市场部门。这种分工是获得家庭福利目标函数最大化的一种有效途径。家庭部门的生产、消费的全部活动,既是社会物质资料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全过程的起点,又是终点。因此,政府应建立家务劳动的评估体系和标准,使家务劳动的经济价值货币化,并将其列入国民核算体系。家务劳动在夫妻共同财产中有着不容忽视的经济价值,我国《婚姻法》应对家务劳动的价值作出肯定性规范,在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应将家务劳动作为需要考量的因素。     

论家务劳动与妇女解放

家务劳动是不是妇女解放的障碍,社会学界对此争议颇多。一说,妇女解放仅仅靠参加社会劳动,争取政治上、经济上的平等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清除封建思想,促使妇女自我意识、自我价值、自我性格的觉醒和解放。因此,从社会分工的角度看,一部分妇女主要从事家务劳动,或在孕育、生育、哺育、教育子女期间阶段性地不从事社会劳动,这并不影响妇女的解放。另一说则针锋相对,认为不论是要妇女完全回到家庭,还是阶段就业论,任阿形式下的妇女回到家庭去是一种历史的倒退,它既不可能,也没必要,妇女只有和男子一样,参加社会生产劳     

论中西生育伦理之差异

关于生育行为,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天生的权利,也有人认为这是每个人对自己、家庭、社会应该履行的义务。中国文化认为“生”是一种义务,“育”是一种权利;西方文化认为“生”是一种权利,“育”是一种义务。在生育政策方面,中国实行计划生育,而西方则鼓励生育。了解中西生育伦理的异同及其发展走向,有助于我们深刻把握人类生育伦理的丰富内涵。     

论五四小说中的家庭景观

家庭的观念与家庭的发展,永远缩印着人类历史的变迁。一个人性格心理的形成,乃至于生命力的强弱,家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个国家的前进与倒退,富强与衰败,家庭的影响同样不可低估。这一切在中国尤为突出,至今还没有哪一个民族的家庭,象在中国那样扮演着如此重要的角色。正因为这样,五四作家和五四小说对家庭表现出特别的关注。 中国社会结构是以“己”为中心逐渐向外扩展的差序格局。在这个格局中,个人的社会性首先体现在家庭关系上,由家庭来定位。传统的中国社会关系是家庭关系的延伸和放大。作为伦理思想的主要载体,家庭与伦理之间是这样一种关系:从家庭的基础上发展出伦理思想,伦理思想被制度化以后,复成为家庭的精神支柱,彼此互为依存绵延至今。孟子说:“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指家庭服膺的原理可通于国,这是后来“孝治”思想的起源。《大学》说得更明白:“家齐而后国治。”“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无异于将国家的精神命脉系于家庭。     

中国妇女的经济地位

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 千百年来,妇女没有生产资料占有权,被排斥在社会产品的分配关系之外。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指出,“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的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也就是说,充分就业,是提高妇女地位,实现妇女解放的第一步。 1954年,新中国第一部宪法中明确规定,中国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家庭生活各个方面与男子享有平等的权利。从此,中国妇女以打破男女经济上的不平等状态为开端,一步步走上了解放之路。 50年代初,在全国土地改革运动中,广大农村妇女与男子一样分得了土地,首次成为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