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系统的增长、发展及结构变迁

一、社会系统分析和社会变迁自圣西门、孔德、斯宾塞、马克思和涂尔干的时代以来,宏观社会学集中于论述整体社会的变迁或发展问题。当代社会学不能囿于用社会变迁和发展过程的公式所表示的问题,而必须超越它。本文意图建立一个整体社会层次的社会变迁的分析模型。这个模型将侧重于由工业化所引起的整体社会的增长和发展。社会变迁的理论并不限于工业化理论。整体社会层次的社会变迁的另外一些理论还有循环论和文化移入论。另外还有涉及诸如组织和小群     

“关注外来工，共创和谐广州”学术沙龙专辑——外来工比较及其对策

不久前，广州市社科联、广州市创建办、广州日报联合主办了“关注外来工，共创和谐广州”学术沙龙，来自广州社科界的近30名专家学者围绕主题对此作了深入探讨，发表了很多精辟见解。现将领导、专家学者的讲话和文章刊登于此，以飨读者。     

农村闲置劳动力家政服务转换及其从业稳定性研究

从演化博弈论的视角对影响家政企业、家庭雇主和家政工行动策略的关键要素及共同演化机制进行研究,探索发展员工制家政企业可以带动农村闲置劳动力就业、消费需求和实现家政行业正规化的路径。通过系统仿真分析,研究发现：员工制家政企业通过奖惩设置来调节家政工与家庭雇主不同策略的效用,可有效促进三方共同演化路径向标志行业正规化稳定点收敛。各方理想策略初始占比、收益差、成本差与奖惩是影响共同演化博弈的关键要素,不同要素对系统收敛至稳定点的影响不同。市场化是家政行业发展的总体趋势,只有提升家政工的职业技能和素养并为其提供就业保障,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妇女的就业问题。为杜绝相关补贴政策落实中的机会主义行为,需建立长效评估和监管机制,并以消费券补贴家庭雇主。     

反事实、控制变量和文本——对定性研究 的反思

本文认为,由于反事实问题的存在,单一个案不能确定因果关系。比较研究的困难在于控制变量,定性研究缺乏控制变量的技术手段。定性研究的结果是用日常语言表述的,日常语言 （ 尤其是汉语）是诗性的,进行科学表述时不可避免地存在模糊性。因此,从科学的视角来看,定性研究存在着根本缺陷,这是社会科学进行实证的定性研究时所必须面对的困境。     

企业状况、认知程度、政府监督与外来工职业病防治——珠江三角洲外来工职业病状况调查报告

本文是对珠江三角洲外来工中的职业病患者的问卷调查报告。文章认为 :教育程度低、对工作岗位的危害认知不足、劳动强度大等 ,是外来工成为职业病患者的个人因素 ;企业的性质、规模、行业种类和管理制度 ,政府和社会的宣传、监督 ,与职业病的发生概率相关 ;职业病对工人的损害很大 ,它不仅是生理的 ,而且也是心理的、社会的 ;目前 ,在珠江三角洲乃至全国 ,在职业病的防治和后果处理上 ,还没有形成一个有效的社会机制。     

流动时代的健康中国:社会经济地位、健康素养与健康结果北大核心CSSCI

在"健康中国2030"规划背景下,流动人口在健康层面仍存在诸多不平等。本文立足社会因果论的结构性视角,基于2016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首先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MLR)考察社会经济地位对流动人口健康素养的影响,并以二分类概率单位回归模型(BPR)和零膨胀负二项模型(ZINB)来检验社会经济地位和健康素养对流动人口健康结果的影响。考虑社会经济地位、健康素养和健康结果之间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本文还采用工具变量法(Ⅳ)进行进一步的回归分析以得出稳健结果。计量结果显示以教育为特征的社会经济地位对流动人口的健康素养状况产生显著影响;健康素养对其健康结果亦有显著正效应,健康素养越高者,其自评健康状况越好,慢性病发生的可能性也越小,由此在统计上验证了健康素养是理解社会结构与健康不平等之间的一个重要作用机制。在此研究发现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探究了社会经济地位及相关政策因素对于流动人口中的两个核心群体(农民工与流动白领)的健康素养的差异化因果影响机制。研究结果发现社会经济地位中的教育与收入以及社会政策维度的本地健康档案建制对于农民工与流动白领的健康素养呈现出差异化的影响。因此,本文从理论与实证两方面验证了强化流动人口健康素养对减少其流动经历中的健康损耗以及提高其健康水平的作用;同时刻画出上述机制在流动人口的两个核心群体间的异质性。     

论“树典型”

树典型是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政府进行经济和社会管理的一种行为模式。这种模式之所以普遍化、持续化，从社会条件来说，和民族心理中的群体主义取向有关，和计划体制下的政治本位、领导本位的价值取向等因索有关；从利益机制来看，在树典型的活动中，典型本身、树立典型的领导者和学典型的普通行动者都存在着获得利益的正向驱动和避免惩罚的反向驱动。这一行为模式导致了整个社会经济运行的低效率。它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激励方式和资源配置方式是格格不入的。     

企业性质、政府缺位、集体协商与外来女工的权益保障

从 2 0 0 1年 7月到 2 0 0 2年 1月 ,受广东省妇联委托 ,我们组织了“外来女工的权益保障和生存状况”课题组 ①,对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外来女工进行了问卷调查。本次调查共发放了 1 1 0 0份问卷 ,回收有效问卷 1 0 39份 ,回收率为 94 45 %。本文就是以这次问卷调查的资料为基础写成的。由于直接进入企业发放问卷的困难 ,本次调查未能做到严格的随机抽样。在深圳、中山、东莞和顺德 ,我们采取了通过当地妇联召集女工的方式 ,集中发放问卷 ;在中山和深圳 ,我们利用私人联系 ,发放了部分问卷 ;在广州、东莞和汕头 ,我们直接进入一些企业随机抽取…     

工资福利、权益保障与外部环境——珠三角与长三角外来工的比较研究

本文根据对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外来工1000多份的问卷调查资料,从工资、福利、权益保障、人身安全以及外部环境等方面,比较分析了两地外来工的基本状况。文章的基本结论是珠三角外来工人的状况远不如长三角,并且差异显著。究其原因,除了两地工人的人力资本差异之外,由企业结构等因素造成的制度性差异可能更为重要。珠三角企业处理劳资关系的基本模式是“市场型”,而长三角则是“人情型”和“法治型”。这是两地基本的制度安排和制度差异。     

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及其形成机制

通过对80前和80后农民工问卷调查的数据对比,揭示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这些特征有的验证了过往研究,比如人力资本高、发展型外出动机、频繁的流动、日常消费增加、身份认同发生变化等,同时也有新的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外出打工决策的自主性不如老一代;加班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升迁或遵守企业规定;参与劳动合同协商比例上升,但合同满意度并没有随之升高;社会保险和相关福利待遇得到提高;社会不公平感、被剥削感、被排斥感都不强,甚至对社会不公平的感受要弱于老一代;社会网络结构发生变化,学缘纽带更为重要;与老一代比较,新生代农民工的维权意识并未增强,受侵害比例、投诉率和参加群体性活动比例都无显著差别;新生代农民工虽然认同自己是工人,但是迁移意愿并不强烈,对土地的认识程度更模糊。这说明,新生代农民工并不比老一代更向往城市,也并不具有更强的反抗意识和行为。通过对生命周期和社会变迁、劳动力拆分型再生产模式、精神圈地等概念的讨论,进一步论述了新生代农民工特征的形成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