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死刑制度管窥

死刑问题尤其是死刑存废问题,已成为中国刑事领域的热门话题,并引起了社会大众的广泛关注.如今世界上许多国家在法律上废除了死刑或在司法实践中已不执行死刑.基于我国司法条件、司法特点、诉讼文化、诉讼传统、历史背景、社会状况等各方面的情况,以及死刑所具有的特殊功能,我国目前还不具备废除死刑的条件,但我国应从完善死刑制度着手,以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真正做到"少杀、慎杀",从而顺应国际死刑制度发展的总趋势.     

论废除死刑的中国路径

在明确废除死刑的基本目标的情况下,当前对于废除死刑的探讨应是具体路径的问题。观念的改变包括公民、司法官员以及政治领袖的;应严格把握死刑在我国立法与司法各个环节慎对死刑的制度设计。废除死刑目标的达到其实是我国社会现代化的必然表现。     

死刑的司法限制及我国死刑政策反思

废除死刑虽是社会发展的最终趋势,但我国不具备在短期内废除死刑的条件。我国当前死刑政策的基本模式应当是:立法保留、司法限制。     

死刑制度在国际法上的演进及启示

通过考察国际法上的国际条约和国际刑事审判实践,在国际层面从理论与实践两个角度揭示死刑问题在国际法上的演进,并得出废除死刑已成为一种国际共识和国际趋势的观点。同时结合我国新近刑法改革,对这种共识和趋势做出思考,对我国死刑制度在立法和司法上的改革带来启示,以期实现我国废除死刑的长远目标,践行保护人权的国际义务。     

“逐步减少适用死刑罪名”之探究

现在世界刑事法律的一般发展趋势是废除死刑或者限制死刑,在刚刚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公报中提到我国要逐步较少适用死刑罪名。提出的适用死刑罪名包括：世界各国死刑罪名的废除和大量削减;我国死刑罪名设置较多,但是死刑使用率不高。通过对＂逐步减少＂适用与＂废除＂适用的不同以及对逐步减少适用＂死刑罪名＂与＂死刑＂的不同进行比较,不仅明确了其基本含义,而且明确了这是一个立法问题而非司法问题,进而探究了在我国实现逐步减少适用死刑罪名的现实途径,以期对未来死刑的研究以及司法实践有所促进,以期更好地保障人权。     

死刑存废的应然性与实然性探究

死刑的废除是司法进步、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从理性层面考虑,具有应然性;但限于我国的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现实状况,现阶段我国还不具备废除死刑的现实条件。司法实践中应适当的保留死刑,限制死刑的适用,协调好死刑应然性与实然性之间的矛盾。     

我国限制死刑趋势研究

刑法修正案（八）取消了13个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体现了我国限制死刑的立法趋势。死刑作为一种法律制裁手段,在价值论上主要体现为效益性、公正性、非人道性。解决死刑的价值冲突的唯一选择是舍弃死刑的效益性与公正性,而按照刑罚的人道性要求,逐步限制并最终废除死刑。我国目前废除死刑还不可能,但限制死刑具有相对合理性和现实可行性。限制死刑不仅可以从司法实践上进行控制,更可以建立完善的赦免制度。     

论我国的死刑制度

死刑是最严厉的刑罚方法。关于死刑制度存废问题的争议由来已久 ,死刑作为一种刑罚制度有利又有弊。显而易见 ,存在两种论点 :死刑废除论和死刑保留论。我国是世界上在刑法典中死刑罪名和执行死刑最多的国家。现阶段我国不能废除死刑 ,但应该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 ,应该减少死刑的罪名。本文阐述减少死刑条款和罪名的理由 ,并提出对我国现行刑法中的死刑制度完善的几点建议。     

论我国死刑废除的条件

死刑的存废问题,在国际上历来是一个争论不休而又难以达成共识的复杂问题。就我国而言,现阶段废除死刑时机尚不成熟,从死刑的起源及其存在的思想理论基础出发,探讨我国死刑废除必须具备的条件,对于最终在我国废除死刑,有着深远的现实意义。     

我国死刑政策落实现状分析

由于我国当前尚不具备废除死刑的社会物质条件和文化、法制观念等条件 ,所以我国一贯实行严格限制死刑适用的刑事政策。但是这一刑事政策在落实过程中 ,由于封建重刑主义思想、传统价值观以及我国现阶段经济和治安状况的影响 ,在实体控制和程序保障方面都出现了种种问题 ,除了在死刑适用对象限制方面值得肯定外 ,不论是死刑适用条件、死刑实际执行制度 ,还是死刑程序保障方面都没有充分体现严格限制死刑的政策 ,使得我国的死刑政策没有得到充分贯彻 ,甚至还与死刑政策发生了某种背离。     

死刑限制的现实反思

随着现代文明社会对人权的关注和保护,死刑的存废之争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文章以刑法价值为指导,以刑法实证主义为重点,反思我国现行的死刑制度的不足,从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范围、适用对象等方面完善死刑立法,从司法适用方面严格死刑复核程序,放宽死缓的适用条件,考虑设立赦免制度,切实贯彻"少杀、慎杀"的死刑政策.     

新中国从重和加重处罚制度的考察

中国刑法中加重和从重处罚的制度,经历了曲折的历程。新中国成立初期,继承了加重处 罚的立法,同时,从重处罚制度开始形成。1979年刑法典正式取消了加重处罚的制度,不久 ,作为特例,单行刑法恢复了加重处罚,1997年刑法典废除其效力,因此,现行刑法只有从 重处罚制度。文章认为,应该在立法上恢复加重处罚制度。     

论死刑司法限制中的法官理念

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不断发展,更新死刑观念已成为死刑制度改革绕不过的问题,也是我国死刑制度改革的难点问题。崇尚死刑报应和迷信死刑威慑力的观念根深蒂固,阻碍着死刑观念的提升和现代化。死刑观的转变法官首当其冲。法官适应限制死刑的新理念的内涵应当包括:严格把握死刑适用标准;重新审视死刑案件公开审判的重要性;适应死刑复核案件裁判方式的改革,确立新型死刑复核的新理念;严格把握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树立死刑新理念在实践中遇到了人为的死刑束缚和体制内的羁绊,主要有三种错误观念:人为干扰,导致死刑的案外标准;漠视程序正义价值;司法中对死刑的依赖。法官死刑观念的更新直至定型化和成熟化,将有力推动我国死刑制度改革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对我国现行死刑政策的理性分析

该文首先从立法者、司法者、学者、群众四个角度对死刑的态度进行分析,然后从经济学的层面对死刑存在的价值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认为对死刑需要一种渐进的态度,而不能不顾我国国情,全面废除死刑或者永远保留死刑。     

论刑法“报应限制功利”原则在配刑中的实现--“点刑罚”理论之提倡

刑法中的"报应限制功利"原则,其内涵与大陆法系国家刑法理论中的责任原则的意义相近,因其重视对人权的保障而符合现代法治国家基本精神。但在具体的立法和司法运作过程中,各国通行的做法与这一原则尚存一定差距,甚至常常与之发生背离。要使"报应限制功利"原则在配刑过程中贯彻始终,关键在于坚持"点刑罚"理论。     

绑架罪的既遂标准探究

绑架罪的核心问题不在于其较高的法定刑设置而在于既遂标准的界定。视绑架罪为目的犯,认为只要行为人具有索取财物等不法意图下的控制人质的行为就既遂的观点,必然导致绑架罪的法定刑过高,以及不能合理地解决绑架罪的未遂、中止等一系列问题,而《刑法修正案七》的修改也将是治标不治本。从法条的应有含义、绑架罪的历史沿革、绑架罪的法定刑设置,尤其从刑罚的根据可以得知,只有当行为人实施了绑架他人（或偷盗婴幼儿）,并向第三方提出不法要求（包括索取财物）时,绑架罪才既遂。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毒品犯罪的死刑适用限制——一种宏观路径的考察

毒品犯罪是我国刑法中的重罪,司法实践中死刑适用比较普遍,这与我国当前限制死刑适用的刑事政策相悖。在毒品犯罪的刑罚适用中贯彻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由注重功利转向人性关怀,可为化解毒品犯罪死刑适用过多的现实困境提供一条宏观的进路。     

减轻处罚的含义新探

通行的见解认为,减轻处罚应该和从轻处罚相区别,从轻处罚是指在法定刑的限度以内判处较轻的刑罚,减轻处罚是指在法定刑以外判处刑罚,即法定最低刑以下判处刑罚。这种理解建立在现行的立法基础上,有其合理的一面,然而现行立法关于从轻和减轻的规定,却没有把握二者的制度宗旨,二者不是任由法官自由裁量的价值判断,必须作为方法问题在刑法典中明确规定,减轻处罚更是如此。     

邓小平刑罚思想述要

邓小平刑罚思想是邓小平刑事法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刑罚思想中有关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区别对待,惩罚与教育相结合,慎用死刑以及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等重要论述,对今日我国刑事法治之建设、实现依法治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战略目标仍具有积极的现实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