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程序法定原则对司法改革试点的保障和限制——以速裁程序改革试点为例

司法改革试点是在突破既定法律规定,以试点为手段的推行体制或机制创新.改革试点要"依法"进行是程序法定原则的内在逻辑要求,以使司法改革试点能够涵盖形式合法性与实质合法性在内的整个合法性秩序.速裁试点程序作为司法领域首例"试验性"立法 ,通过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授权决定的方式很好地解决了地方自主创新与试点合法性的矛盾.但是"试点"模式在实践中还不够完善,仍然存在许多问题,需要进行不断的修改与完善.     

刑事立法与罪刑法定原则的冲突--由足球"黑哨"事件的处理谈起

足球"黑哨"事件的处理不完全符合罪刑法定原则,司法实践反映了刑事立法的缺陷,我国刑事立法也存在着对罪刑法定原则背离的现象.建议完善刑法的立法建设并加强立法解释,以构建全面有效贯彻罪刑法定原则的立法机制.     

刑事司法谦抑原则的法哲学思考

刑事谦抑原则是现代司法理念的应有内涵.刑事司法在司法启动形式、刑事诉讼模式、刑事司法效果和刑事政策的调整四个方面与谦抑原则表现出高度的契合性.从具体的个案分析看,刑事司法谦抑原则的适用必须体现不骄横恣意、不放任懈怠和不机械僵化的标准,同时需要从立法和司法层面建立一套完善的配套机制.     

论"亲亲相隐"与"大义灭亲"

亲亲相隐是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提出的一项司法主张,之后在历代法律中得以确认.大义灭亲则一直是国人对于公理正义的追求.这两种原则实质上反映了"情"与"义"在法律领域中的冲突,作者通过对亲亲相隐与大义灭亲原则的对比分析,阐明其对当代中国刑法制度完善的借鉴意义.     

人权保障背景下的“未成年被害人”制度的完善

在现代社会的司法过程中,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司法权益的保障正在得到加强和完善。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保护的观念,不论在学术界还是实务界都取得了充分的关注。但是,未成年被害人的司法保障权则明显不足。因此,针对未成年被害人的特点,对其权益需要优先和全面的保护。以此为原则,完善"未成年被害人"制度,建立未成年被害人法律援助以及未成年被害人法律救助等制度日显必要,以彰显人权保障的"双向保护原则"。     

“矫正的正义”与“正义的矫正”——非刑事司法赔偿制度研究

我国于2012年10月对《国家赔偿法》的修订引起了法学界不小的关注。然而,作为国家赔偿重要组成部分的非刑事司法赔偿领域之完善与细化目标未能实现。针对当下赔偿法领域存在的不足和空缺,结合理论与实务的指导与需求,从非刑事司法赔偿制度之认定、非刑事司法赔偿制度之归责原则、非刑事司法赔偿制度之不足以及非刑事司法赔偿制度之完善等四个方面加以探讨和展开,以促进对"矫正正义"的"正义矫正"。     

WTO对我国税务行政诉讼制度的影响

司法审查制度是WTO法律框架中很重要的内容。我国在WTO加入议定书中向WTO其他成员承诺了司法机关(人民法院)是司法审查的主体,并实行司法最终审查原则。我国的税务行政诉讼制度与WTO的司法审查制度的要求是基本一致的,但仍存在不足和需完善之处。为了充分利用WTO提供的各项有利条件和权利,并履行"入世"承诺的各项义务,以赢得各成员国的全面信任,我国必须对税务行政诉讼制度进行改革和完善。     

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反思与构建

行政诉讼中不得适用行政诉讼调解是我国<行政诉讼法>确立的一个重要原则,但近年,最高人民法院和国务院都在积极地完善这一原则.司法实践中行政诉讼调解的大量存在,又反映出立法的滞后.同时,行政诉讼调解的合理性必然突破"公权力不可处分"理论的羁绊,行政诉讼调解的正当性之探讨必然引申出如何控制行政诉讼调解中自由裁量权滥用的命题.     

罪刑法定原则与刑法司法解释的冲突和协调

修订后的<刑法>第3条规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这就是理论界所称的罪刑法定原则.罪刑法定原则"为公民自由与国家刑罚权之间划出了一条明确的界限,它有利于对公民个人权利的保障,是社会主义法制原则在刑法中的直接体现"[1].罪刑法定原则的法典化获得了刑事理论界和实务的普遍赞誉,它标志着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正在逐步走向成熟与完善.罪刑法定原则作为一项刑事立法原则,也是一项重要的刑事司法原则,对刑事司法活动起着指导作用.而刑法解释是"对刑法的含义给予更准确、更明了的提示和说明."[2]刑法司法解释作为对刑法规定的一种阐述运动,在司法活动中起着普遍性的刑法规范运用于具体案件的沟通作用.在司法实践中,一方面,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司法人员必须忠实了法律,严格依法办事,不得任意解释刑法;另一方面,司法人员在处理具体案件的过程中又不可避免的掺入个人的法律意识.立法上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与实践中刑法司法解释的盛行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使刑法理论界不得不冷静下来重新审视罪刑法定原则的意义,并探究罪刑法定原则与刑法.司法解释之间的关系,以期从二者的冲突中寻求能够协调二者关系的最佳途径.     

司法的公众参与:司法回应民意的原则与机制

从保障司法的公众参与角度,研究司法为何和如何正确积极地回应民意,改革和完善我国司法回应民意机制,保障公民司法参与权是依法治国的应有之意。司法回应民意应坚持司法独立与依法审判原则、理性与客观公正原则和程序正当与审判公开原则,并改革司法旁听制度,落实公民法院旁听权。移植和建构法庭之友制度,拓宽法院吸纳民意渠道,参考吸纳理性正确的民意,改革和完善法院案卷信息和司法记录公开查询制度,接受公众监督。     

民事诉讼过程中行政行为处理之我见——从诉讼法角度加以论证

依据诉讼法原理,民庭对涉案行政行为只享有程序性审查权,并不享有实体性审查权。应当类型化处理民事诉讼过程中的行政行为,划分案件类型的依据应当是民事争议与行政争议之间的诉讼系属关系而不应是实体法规则。尤其要分别处理行政行为作为先决问题的案件、需要考虑主管权限划分的案件以及仅需要协调判决效力的案件。要求得民事诉讼程序中行政行为的妥善处理,也应当通过完善相关诉讼程序制度来完成。     

虚假陈述证券民事赔偿中的前置程序问题

从立法目的层面来理解,虚假陈述证券民事赔偿中的前置程序对于保证人民法院提高审判质量有积极意义,但对保障投资者诉权却是有利有弊.从发挥民事责任追究的功能、增强法官专业知识和审判经验,以及前置程序与民事赔偿优先原则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关系等方面来看,虚假陈述证券民事赔偿中的前置程序是在我国目前立法与司法环境尚待完善的情况下才有的权宜之计,长远来看应该取消.     

从民事诉权对民事审判权的制约看我国民事审判程序的完善

民事诉权是当事人请求司法保护自己的合法民事权益的一种权利。民事诉讼的私益性、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的支配、主导作用，决定了民事诉权对审判权的制约关系。我们应当以正确的民事诉权理论为指导，全面贯彻民事诉权理论的要求，进一步完善我国民事审判程序。     

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弊端及其出路

我国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贯彻刑事优先原则,混淆了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在证明标准和证据规则方面的差别,以刑事诉讼程序取代了民事诉讼程序,异化了附带民事诉讼的本质,不利于维护诉讼双方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违背了程序正义的要求。由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存在与身俱来的、不可克服的内在制度性缺陷,无法通过完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立法来彻底消除其弊端,最终应将该制度取消。在此之前,应以司法解释的方法,克服其技术性缺陷。     

民事审判权行使的法律控制之透视

通常认为 ,公正与经济是民事审判的基本价值要求 ;或者一谈到审判改革 ,人们似乎指责多于肯定 ,更为关注废旧立新。但审判民主也是我国民事审判的价值目标之一 ,公正、经济、民主的价值要求在我国现行的程序法律规范体系中均有相应的、较完善的表述 ,已有效形成了对民事审判权行使之法律控制。因此 ,严格“依法”行使审判权实乃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立足之点     

WTO与行政许可法的制定、实施与完善

行政许可法关于原则、许可设定主体和设定范围、许可实施程序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WTO协定的要求,WTO协定的国内实施也将为该法的落实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然而,比照WTO规则,行政许可法尚需进一步完善,主要包括应增设比例原则和宽容审查原则,信赖利益保护原则需要补充和明确;应适度拓展对行政许可行为进行司法审查的范围和强度     

论意思自治原则与诚实信用原则的冲突

在现代民法中,一般而言,意思自治原则与诚实信用原则之间是相互协调的,它们共同作用共同指导着民事立法、司法等各项民事活动,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人们却又发现了它们之间发生冲突的情形。意思自治原则与诚实信用原则间存在着冲突的实质乃是民法基本原则内含的民法的价值间存在着冲突的可能性。本文从意思自治原则、诚实信用原则的含义入手,从功能上和司法适用两方面论述了公序良俗原则与意思自治原则存在着冲突。     

论法院调解制度的完善

法院调解在民事诉讼法上被确立为一项基本原则.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法院调解长期以来存在一些缺陷,产生了某些负面效应.为此,民事诉讼法学界对完善法院调解制度的问题进行了探讨,有的认为应以诉讼和解替代法院调解,有的主张实行调审分离.为了使法院调解制度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应当对法院调解的原则和具体程序进行必要的完善.     

程序法定原则与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

由于刑事诉讼涉及公民一系列重要权利,程序法定原则作为现代刑事诉讼的重要原则,从立法和司法两个方面对刑事诉讼程序提出要求,这不仅是诉讼公正理念的体现,也是诉讼实践发展的必然要求。与外国有关程序法定原则的立法及适用情况相比,我国在程序法定原则的贯彻、实施方面还有许多需要改进之处。     

民事再审与审判监督关系之辨正

在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中,民事再审与审判监督的关系被立法的"监督情结"和国家本位主义扭曲,呈现出审判监督权的过度发达和再审诉权的缺失,违背了民事诉讼的规律.修订立法时,应当辨正二者之关系,取消由法院内部职权发动再审的"审判监督",将检察院的抗诉监督地位界定为当事人申诉案件中的"公权发动再审者"和公益再审抗诉案件中的"中请人或原告",在制度上区分当事人"再审诉权"性质的"中请再审"和"检举控告裁判人员违法失职行为"性质的"申诉",以期解决现实中"再审无限"和信访成堆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