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新批评"译介在中国的命运

"新批评"在新时期的译介主要集中在艾略特、瑞恰慈、韦勒克等作品的翻译与传播上,新时期的译介状态表现出系统化、规模化的特点.究其原因,可归结为深层文化语境对文学译介的规约作用.     

雷纳·韦勒克的文学史观述评

就雷纳·韦勒克所追求的文学史境界而言,他反对仅仅限于文学话语系统内部的传统与秩序,而回避向社会、历史与文化系统的扩展与延伸.韦勒克不但对文学史的他律论模式进行了透彻的论述,而且还在明辨的基础上予以了纠偏正误的悉心阐述.尽管韦勒克对俄国形式主义与英美新批评派等诸种批评流派的撰史观念都有所继承,但是,他的文学史观又的确存在着诸种特质.韦勒克无论是对于文本的分析,还是对于现象的把握,都表现出视野开阔、立意高远的历史意识.     

雷纳·韦勒克的文学史观述评

就雷纳.韦勒克所追求的文学史境界而言,他反对仅仅限于文学话语系统内部的传统与秩序,而回避向社会、历史与文化系统的扩展与延伸。韦勒克不但对文学史的他律论模式进行了透彻的论述,而且还在明辨的基础上予以了纠偏正误的悉心阐述。尽管韦勒克对俄国形式主义与英美新批评派等诸种批评流派的撰史观念都有所继承,但是,他的文学史观又的确存在着诸种特质。韦勒克无论是对于文本的分析,还是对于现象的把握,都表现出视野开阔、立意高远的历史意识。     

文学史：文学共时结构的动态史——论韦勒克的文学史观

作为新批评文学理论代表人物和集大成者的韦勒克,本质上更像是一个文学史家,他在与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一书中所提出的每一文学作品都兼具一般性和特殊性的观点,及将文学批评、文学史与文学理论三者相结合的结论均明确地昭示了这一点。他在反对历史复现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容它性、复杂性与统一性三者相结合的独特的文学史评价标准,表现出新批评渐趋折衷,甚至想兼收并蓄的倾向,只是这种努力未能取得明显成效,以至于终让位给更为科学和更具生命力的法国结构主义。     

文学“内、外”理论及其重释

文学"内、外"理论是指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家什克洛夫斯基和美国新批评理论家韦勒克缔造的关于文学的"内部规律/外部规律"、"内部研究/外部研究"的理论.以一种非本质主义的、整体主义的思维方式审视文学的存在整体,以现象学的方法建构文学的存在方式,在此基础上阐释文学"内、外"理论,更具科学性、合理性.     

文学是文体的艺术——汉语文体学理论重构与韦勒克文体学思想

就文学与语言的关系而言,汉语文体学并非只是关于分类和风格的理论,而是一整套关于文学史、文学批评和文学修辞的理论和方法,在这个意义上说,文学是文体的艺术.现代语境下的汉语文体学研究,深受英美新批评代表人物韦勒克文体学思想的影响.此一影响以“文学是文体的艺术”为中心,依次在文体学的价值、文体学的方法以及文体学与修辞学之关系等不同层面展开,为中国文论文体意识的复兴和汉语文体学的现代重构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启示.     

雷纳·韦勒克的文学史观述评

雷纳·韦勒克是文学史研究领域的渊博学者。综观韦勒克的诸种著述,无论是对于文本的分析还是对于现象的把握,都充分体现出了其对于文学史的诸种理论与实践的透彻研究。他凭借对于文学史料的有力把握,以积极、开放与动态的历史意识、较为辩证与整合的史实观念对诸多文学史现象与理论予以了扬弃与修正,其文学史研究囊括了对于翻译史、文体演变史以及思潮嬗变史等诸多文学史撰著中的问题的阐释,为后世的相关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研究空间与无尽的学术资源,从而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     

文学作品观与文学史观

“重写文学史”的话题，近几年来在中国文坛不断提起。本文笔者着眼于韦勒克的“作品与文学史”的观点出发，从“作品”、“读者”、“整体论”、“透视主义”、“文化”视角对西方２０世纪几种理论进行简略回顾与评述：各种理论都有各自不同关于文学作品观及文学史研究的理解与“说法”。它们存在的合理性给予我们中国文学史研究某种启示。笔者对几种理论梳理之后，力图从某些方面展望世纪之交的文学史研究的简貌。这些也许能够给“文学史重写”带来某种启     

韦勒克文论与结构主义语言学

长期以来 ,学者们多将韦勒克视为英美新批评派的代表人物 ,其实 ,他与结构主义语言学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联系 ,索绪尔语言学、俄国形式主义与布拉格学派对韦勒克的文论有深刻影响     

论文学理论对于韦勒克比较文学思想的影响

雷纳.韦勒克凭借其对于诸种批评理论的丰赡学识,在比较文学领域达到了难以企及的高度。就诸种批评理论对于他的比较文学思想所产生的多元影响而言,首当其冲者实非现象学、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以及英、美新批评派莫属。韦勒克正是以上述几种文论的多元而有机的结合为依托,实现了文学理论与比较文学之间在一定程度上的真正会通。鉴于此,文章将以上述文论为支点,就其对于韦勒克比较文学思想之形成过程所产生的影响问题展开论述。     

新秧歌运动:民间文学进入主流的一次尝试

"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后,解放区掀起了一场新秧歌运动。新秧歌呈现了一个全新的"民间",它的主体为工农兵,内容与主流话语一致。当时的权威话语期望新秧歌既能成为新文艺,同时又不脱离民间,但它的创作者追随意识形态话语,忽视了艺术性和文化内涵,使得它在历史上只是昙花一现,既没有对书面文学产生触动,也没有在民间文学领域留下痕迹。新秧歌运动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在当今仍具有警示作用。     

论弗莱的"文学批评重构"理论

学界对诺思洛普@弗莱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其原型批评上.从文学批评重构的角度分析,弗莱在西方文论史上的重要贡献表现在一、文学批评应是关于文学的理论,而不是创作的附庸,批评是关于文学的系统知识,具有主体性独立地位;二、批评应建构在关怀与自由、向心与离心的张力之中,这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新批评"及文献式批评的偏失.我国文化诗学建设应从中受到启发,力争在文学的内部与外部、自律与他律中取得协调,才能成为当代一种新的、科学的文学阐释系统.     

文学史写作的一个挑战--唐伯虎之文化意义论析

唐伯虎现象值得我们关注一方面这个形象、这个题材具有持久魅力和鲜活的生命力;另一方面他又被现行的文学史写作所轻蔑所漠视.造成这种矛盾的主要原因一是唐伯虎"生涯画笔兼诗笔",在他的生命中丹青价重、诗赋擅场与浪漫传奇紧紧啮合在一起,引起了后人广泛的兴趣;同时也强化了他在文学史写作者心目中的"非我族类"的印象.唐伯虎之被文学史冷落的另一个原因,同样也是他在通俗作品中的被热捧的原因.这就是他的"俗".事实上,唐伯虎在文学批评史上并非冷门话题,他之被忽视,只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史著出现以来近几十年间的事.如何看待他在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如何看待他的形象被不断地"再创造"的现象等等.这些都对我们现行的文学史的写作提出了挑战.     

文学批评·性别民主·视角主义的话语生产——以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为例

在文学批评过程中,不能简单地将文学文本等同于其它政治性社会文本;文学批评需要多视角地在多个层面中展开,但是批评实践要坚持文学本位,不能忽视文学作为一种反映人类精神世界的社会存在之独特性;通过对丁玲的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进行基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观念的分析,可以见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这种富有鲜明视角主义特征的方法之于文学批评以及文学史书写的一些可能。     

富有“创造的思想力”的文学观——评胡适《白话文学史》

胡适的《白话文学史》显然是一部为"造今日之文学"而"造"出来的"史"。与其说胡适在写史,倒不如说他在表明一种新态度。这种新态度可以叫作"评判的态度"。他评判的正确与否在今天已经昭然,但《白话文学史》的根本意义不在于评判的正误,而在于评判本身所显示出来的文学观念的革新。这点在今天来讲仍然有启发作用。     

“清道夫”与“建筑工”——余三定著《新时期学术发展的回瞻》序

学术史(广义的,包括当代学术批评)与各项专门研究之间的关系,用一个比喻来说,那就是“清道夫”与“建筑工”的关系。对于学者来说,眼界、天资、基础知识等固然重要,锲而不舍的心志,更是必备条件。     

从生命视角看新时期文论的发展与未来

本文认为,文学理论批评是一个由应用研究、发展研究和基础研究构成的、上下贯通、三向互动、富有内活力的生命系统,其兴衰变化与环境息息相关。并以这样的观点,对新时期文论的演进历程及其未来走向进行梳理、评价和瞻望,指出尽管还有许多缺陷与困难,但生命之树已经枝干健全,具备了应变与再发展的可能。     

"80后"的语文背景

"80后"的另类写作与他们所接受的语文教育基本上是脱节的.他们的作品呈现出复杂的语文背景构成一方面体现了对成人写作的师承,即对鲁迅、钱钟书、博尔赫斯和王小波、王朔等,以及对武侠小说、动漫、"下半身"写作等的自觉不自觉的模仿;一方面体现了对成人社会规定的大胆反叛,即对中学语文教育乃至整个中学教育体制自觉与激烈的反抗和批判.他们在作品中尽情释放被压抑的个性.     

情理结合的艺术创造——李长之文学批评论

在现代文学批评史上，李长之是一位风格独特的批评家。他一方面强调“感情的批评主义”，认为文学批评始终要以感情为中心来进行；另一方面，对情感的张扬并没有妨碍他理智的发挥。在他看来，文学批评永远应该是感情和理智的起伏。因此，李长之既不属于感悟印象批评一派，也不属于理性价值判断一派，而是在感性与理性两者之间寻求一种结合，进而达到对二者的综合与超越。无疑，这种批评观对现代文学批评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     

重返“人的文学”——1980年代中国文学的知识分子话语之四

1980年代中国文学知识分子话语回归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重返“人的文学”的过程。最先的基本内容是对极左政治的控诉与批判,但一些作家已着眼于极左政治对人的压抑、扭曲和摧残并开始呼唤人的价值、尊严和权利。控诉与呼唤的潮流虽然遭遇挫折,但文学的人道主义并没有因此而消失。一些作家走向了个人,展示和肯定人的个性;一些作家走向人的生命,呼唤人的自然权利。“性大潮”的出现是人的自然权利在文学中的一次回归。文学因此而对人的表现有了新的开拓,但也意味着一种退缩性的转向。重返“人的文学”的障碍不仅来自以阶级论为中心的旧的权威话语,而且来自海外引进的新思潮。1980年代文学对此给予了有力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