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招》作者是谁?

一、《大招》及其作者问题《大招》作者是谁?这是比《招魂》作者为谁还难解决的一个问题。王逸《章句》明说:“《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意以为这是宋玉为招屈原的生魂而作的。现在我们证明了《招魂》确是屈原为招楚怀王的生魂而作,作在楚怀王入秦被囚的时候,王逸那一说错了。再看他怎样说《大招》的。他说:“《大招》者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屈原放流九年,忧思烦乱。精神越散,与形离别,恐命将终,所行不遂,故愤然大招其魂。盛称楚国之乐,崇怀襄之德,以比三王。能任用贤公卿,明察能荐举人,宜辅佐之,以兴至治,因以风谏,达已之志也。”这是说,《大招》是屈原为招自己的生魂而作,又引或说为景差作。这是一个疑案,还不明白。从王逸引用了这一或说,一千几百年以来,一般学者又大都以为《大招》是景差为招     

《楚辞》中的鲜卑与幽都考

屈原在《楚辞·大招》中曾写过“小腰秀颈若鲜卑只”句,在《招魂》中写过“晋制师比,费白日些”句,颜师古注“犀比,胡带钩也”亦曰师比,亦曰鲜卑,总一物也”,这是《楚辞》中两次提到“鲜卑”的字样。在《招魂》中诗人又写出“君无下此幽都些”的诗句。关于鲜卑,做为博学多才的屈原,他是很明确的:前者鲜卑是指部族名,后者师比是指鲜卑族所制的带钩物也。可是这却被历代注释家各种不同的解释弄得混淆不清,如汉王逸注:“鲜卑衮是((纟尼))带头也,言好文之状,腰肢细小,颈锐秀长,若以鲜卑之带而束之也”。这样一来鲜     

《招魂》考辨

《招魂》为屈原作以招君王之魂一说，几成定论。但司马迁读“《招魂》，悲其志”一语，为两可之说；分析司马迁说与刘向、王逸说，并从目录学等角度考察，《招魂》的作者为宋玉而非屈原。而从非屈原作品所以能入《楚辞》的情况看，《招魂》所招的对象只能是屈原；招王说是建立在《招魂》的礼制为王者的礼制这一前提上的，而以之比观屈原自传性作品及其时（或稍前）的别的书文，这一“前提”，实来自想当然。     

《招魂》:屈原而非宋玉营构的奇诡世界

关于《招魂》之作者,汉代就有屈原、宋玉两种不同的判定,以后各有分化和推进;加上对所招对象的认知不同,情形愈显得复杂。其间最基本的历史轨迹是,作者问题,宋玉说超出屈原说,所招对象问题,招王说超出招屈说。本文宗旨不在一一评析和回应历史上种种观点,而在着力呈现自己对《招魂》作者、主旨本身的认知:基于文本所叙被招者之行为和特征,确定篇中之招魂术乃"施之生人"者,而被招对象只能是屈原,不可能是怀、襄或其他楚王。基于文本所设定的结局背离其所述招魂目的、代言说迂曲而空洞,并参证《大招》之"为招之术",确认《招魂》之招屈子不可能是宋玉代言。基于文本采取第一人称之叙事视角,证明《招魂》乃屈子自作自招。最后揭橥《招魂》本意——屈子人生抉择的象征,以证成全文主旨。     

巫官屈原九证

王逸《楚辞章句序》说:刘向典校经书,分楚辞为十六卷,而王逸“复以所识所知,稽之旧章,合之经传,作十六卷章句。”逸文自为一卷,名曰《九思》,合为十七卷,流传至今。十七卷中,前七卷是屈原的作品:《离骚经》第一,《九歌》第二,《天问》第三,《九章》第四,《远游》第五,《卜居》第六,《渔父》第七。《大招》一篇,逸曰:“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招魂》一篇,王逸以为宋玉所作,招屈原之魂;近     

楚文化研究三则

楚辞招魂篇发端诠释 太史公为屈原传有云:“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是以招魂为原作。洎王逸为《楚辞章句》谓为宋玉招屈之文。自后遂滋异说。朱晦庵《楚辞集注》亦以为宋玉所作。王船山《楚辞通释》大意同于叔师,惟以为作于顷襄之世,不以讽谏怀王之说为然。或以为屈原招怀王之辞。以其叙宫庭居室之美,饮食服御之奢,乐舞游艺之盛,非国君不足以当之。此论发自桐城吴汝纶,而张裕钊、     

《招魂》创作的年代

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谓“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揣其语气,似以《招魂》为屈原作品。王逸《楚辞章句》则以为宋玉所作,谓“宋玉怜哀屈原,忠而斥弃,愁懑山泽,魂魄放佚,厥命将落。故作《招魂》,欲以复其精神,延其年寿。”二说都未得到先秦史料的证实。     

再论《招魂》为屈原自招

前曾写《论<招魂>为屈原自招》一稿,有些问题谈得不透,有些尚未谈到。本文拟就以下八个问题继续进行讨论: 一、《招魂》的创作时间,定于何时较合情理? 二、开头六句怎么讲比较通顺? 三、《招魂》和《大招》的对象,能不能同是怀王? 四、“西方之害”一段,是不是影射怀王客死于秦的史实? 五、能否肯定屈原时代无招生魂的风俗? 六、“工祝招君”一节所描写的,是不是招死者之魂的仪式? 七、“故居”生活究竟跟谁的身分不相称? 八、招魂回郢是否只适用于怀王而不适用于屈原?     

论屈辞的模式以及楚辞的式微

楚辞自屈原陡然崛起,又在其身后很快走向式微。屈宋时代看不出显著的发展历程,汉代的发展更不景气。如此特殊的文学现象,与屈辞模式化相关。《离骚》呈现"问对"与"追求"模式以及六大"比兴"模式,《湘君》《湘夫人》《山鬼》《天问》亦存在相同的模式。《卜居》《渔父》《远游》《招魂》《大招》等也亦滋生于这几种模式之中。至于汉人所作楚辞,更多属"无病呻吟"。模式的再生力有限,特别是在叙事性的抒情诗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楚辞》和《楚辞章句》纂意拾遗

《楚辞》的结集和《楚辞章句》的著述之功，论者多所彰明。然二书纂述中的些许细节则为人所流略，或未及深究，兹将呈陋见，乞教专家。《楚辞》为何人编辑尚有争议，一般人从东汉王选说。其《离骚后叙》称“这至刘向，典校经书，分为十六卷”。沿袭至清，《四库全书提要》评定说：“衷屈来诸赋，定名《楚辞》，自刘向始也。初，向衰集屈原《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人《卜居》、《渔父》，宋玉《九辩》、《招魂》，景差《大招》，而以贵谊个措誓》，淮南小山《招隐士》，东方朔《七谏》，严忌《哀时命》，王褒《九怀》…     

屈辞《大招》释疑

楚辞《大招》和《招魂》文本之异同乃巫祭文化使然。"二招"共用于为楚怀王举行国丧活动的招魂礼,一事而二用。《招魂》用于野外,《大招》用于出殡前宫中举行的大型祭典。"二招"均为屈原据巫觋及巫官祭辞改创而成,并因招魂时地及行招者不同而表现为不同的体制和风格。其题旨均是: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明招怀王之魂,暗寓忠君爱国之意。     

《招魂》刍议——与熊任望先生商榷

熊任望先生发表两篇关于《招魂》的大作,拜读之后,十分敬佩.熊先生见解高明.持论平实,大作具有颇强的说服力.只是有些方面想写点补充意见.一《招魂》的对象,汉唐宋明的学者一直认为是招屈魂,清人吴汝纶、张裕钊才提出异议,以为是招楚怀王魂,今人,特别是一些楚辞方家多从之.熊先生不迷信权威,力排众议,实事求是进行论证,认为《招魂》并非招怀王魂,而是招屈魂,这完全是正确的.今略陈鄙见,以加固熊先生之说.熊文已说的就不重复.     

《招魂》为招怀王之魂——《楚辞》札记一则

《招魂》实乃屈原为招怀王魂魄之所作。虽然屈原对怀王有相当的怨恨,但他同时又对怀王存有明显的爱恋与怀念之情,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说是既恨又爱,恨爱交集,爱大于恨。特别是当屈原看到子兰的险恶用心与顷襄王为维护一己之利的行径以后,他的歌吟就显得格外沉重而哀伤。这种情感与痛苦的歌吟在《招魂》中表达得淋漓尽致,非至伤、至痛者所不能发;而具有如此之至伤、至痛者,舍屈原实无他人。     

论屈原辞赋的两种体式

屈原的作品,《汉书·艺文志》说有25篇。据王逸《楚辞章句》,它的具体篇目是《离骚》、《九歌》(11篇)、《天问》、《九章》(9篇)、《远游》、《卜居》、《渔父》,共25篇。《大招》1篇,是否屈原所作,王逸疑不能明。至于《招魂》,司马迁认为确系屈原之作,而王逸却定为宋玉。     

论《招魂》为屈原自招

《招魂》为屈原所作,看法渐趋一致.至于是自招还是招怀王,仍有分歧.我赞同自招说.本文先指出招怀王说的可疑之处,然后正面阐述拙见.如果采取招怀王魂的说法,作品开头好几处似难讲通.请以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楚辞选》为例,节录其注解于下:[朕幼清以廉洁兮四句]“朕”,屈原自指.“主”,君主的主,作动词用.“盛德”,谓盛德之人,指怀王;“主此盛德”,是说以此盛德之人为君主.这四句的意思是说,自己修身洁行,竭忠事君,君主本来是位有盛德的人,应该可以辅佐他做出一番事业;但可惜的是:君主的盛德,为世俗所牵累而败坏了.[上无所考此盛德兮二句]“上”,上天.“考”,成也.因为牵累于俗,所以盛德无成,“离殃”.指怀王被秦国所扣留“愁苦”.指怀王被扣留以后的心情,其时     

屈原故里秭归说质疑

学术界存在着屈原故里在秭归一说。这一说法有两大疑点,一是楚人最初建国的地方是河南的楚丘和丹阳,不是长江三峡的秭归;二是屈原先祖屈瑕“食采于屈”的屈地,不可能在归国境内的秭归。我们由《橘颂》、《渔父》、《哀郢》、《招魂》等篇章可以推测屈原的故里应在楚国南部,具体说应在江南的武陵郡境内。     

谈谈《离骚》中的女媭

屈原《离骚》:“女媭之婵媛兮,申申其詈予。”这女媭是谁?汉代以来,一般以为女媭是屈原之姊。清代汪瑗始立异说,以为“媭者贱妾之称”,其后许多研究者相继否定王逸旧说。但我们比较研究的结果,深感王逸之说难以否定,女媭确是屈原之姊。王逸说:“女媭,屈原姊也。”①宋洪兴祖说:“《说文》云:‘媭,女字也,音贾侍中说:楚人谓女曰媭。’②……《水经》引袁崧云.‘屈原有贤姊,闻原放须,逐,亦来归,喻令自宽全;乡人冀其见从,因名曰秭归。县北有原故宅,宅之东北有女媭庙,(?)衣石犹存。’秭与姊同。”③朱熹亦以为“女媭,屈原姊也。”④可见以女媭为屈原姊,自汉以来无异说。唯郑玄注《周易》。说屈原之妹名女须。⑤但近人朱季海先生考订:“郑氏《易注》亦当作姊,今《诗疏》引《易注》及《郑志》并作妹者,缘     

屈原东行考——兼评潘啸龙先生《驳蒋骥“屈原迁于陵阳”说》

一、汉代学者的记载(一) 司马迁没有提及屈原迁放的处所屈原东行,是指屈原被顷襄王怒迁因而东行的事迹。《屈原列传》在“顷襄王怒而迁之”之后,有两段关于屈原迁放的文字。前段说,屈原“虽放流,……不忘欲反,冀幸君之悟,俗之一改也”。他还满     

屈原不事他邦的原因

关于屈原不事他邦的原因,后世论者,自然是见仁见智,众说不一。汉人多责怪屈原不事他邦,连司马迁也说:“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但他又肯定其“誊顾楚国、系心怀王”。未熹以下,论者多从三方面来说明屈原不事他邦,即:楚族同姓不当去,赤胆忠君不可去,热爱祖国不忍去。并举此三者大加赞赏。笔者以为,这些并非屈原不事他邦的决定因素。     

从对屈原的评价看汉代人的文学批评思想

汉代人对屈原及其作品的批评反映了汉人的文学批评思想和文学观念。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以人品定文品,肯定屈原及其作品者目之为“忠贞之臣”,而贬之者则说他是“狂狷之士;司马迁透过屈原的作品发现了一个“怨”字,从而提出了“发愤著书”的创作动因论;以儒家诗教原则和儒家经典为标准对屈原作品进行评判,反映出汉代以政教为中心的实用批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