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化性知识分子”:教师在公民教育中的角色担当

教师作为学生的公民品格及批判精神的培育者,需要发挥出自身的知识分子主体意识与批判精神,从而成为学生的公民榜样.教师作为“转化性的知识分子”,意味着教师要超越既定的课程知识及价值体系的藩篱,从单纯的知识授受者“转化”成为一名具有批判意识、关怀意识和公共良知的公民.教师不能把自己矮化为教育流水线上的“操作工”,而是要把教育工作“转化”为具有显著的批判性与创造性的智识工作.因此,教师需要与学生建构一种以公共性、民主性与批判性为基本特征的学校生活,培育学校生活及课程教学中的公民伙伴关系,引导学生的公民品质和公共精神的发展,最终实现公民教育的目标与使命.     

关于君权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身份意识的理性思考

知识分子身份意识的成熟必须符合两个基本要求:一是该群体拥有身份的自明性;二是该群体必须获得话语的合法权。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由于对权力的依附性,其身份意识的成熟是伴随古代专制体制的成熟而成熟,其话语的合法权需要君权体系给予的话语空间。因此,古代知识分子身份意识的成熟有待于古代政治体制确立“与士共治”的管理理念和以士人为主体的文官政治管理模式。     

话语权成因之哲学反思

话语和话语权理论萌发于西方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精神传统与现代性的背离所引发的文化震荡,它与社会及人的发展息息相关.话语的表达和话语权的合理运用影响政治共识,政治共识使个人作为公民进入社会公共领域,并且从中确认自己,话语权决定社会导向和个人意志.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渗透,共同把人的生存和发展作为最高的价值目标,     

全媒体舆论场话语权的回归、分化与重振

全媒体传播模式下，信息繁荣伴随高度信息失真，共享平台催生信息茧房，议题设置泛化下正负效应叠加，打造众声喧哗的全媒体舆论图景。舆论与技术的高度耦合推动话语权全面回归，在舆论场力量格局的再分配中走向二次分化。话语权的“贫富分化”加剧舆论场间的对立，消解官方主流话语权威；话语权的非理性使用激化社会矛盾，蚕食社会公共信任资源。重振全媒体舆论场主流话语权，务必提高媒体公共性自觉意识，打造舆论场“有限的公共领域”，探索分众化机制吸纳特殊群体，培育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精英。     

自媒体时代“网络话语权”的二元结构解析与规制

自媒体的出现修正了媒体资源分布失衡的弊端,促使个体身份发生角色转变,进而使话语权的行使形成了“话语权利”与“话语权力”两个维度.前者是言论自由在网络空间的体现,后者是个人言论衍生为媒体式表达后形成的超个体权力.“话语权利”的行使应当受国家对言论自由所设的界限限制,“话语权力”的赋予则使自媒体成为国家新闻管理体制下的“准媒体”,其作为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提供者,应当受到约束与规制.     

论网络环境下的话语权实现模式

＂话语权＂即是自我表达的权利。它的形式包括言语、文字、行为等。网络语言充满了个性化自我表达方式,它的特殊性极大地突破了常规的修辞方式;网络公共话语空间的平等开放使得话语权更多地向普通大众倾斜,网民可以借助论坛、博客、视频等平台自由表达观点,实现了从未有过的广阔的话语权利。文章试从网络语言和公共话语空间这两个方面阐释在网络这个信息传播环境下话语权的实现模式。     

“失衡的舆论场”：微博场域中的政府、民众与媒体的角色路演及话语表达——以“7·23甬温动车事故”为例

在新媒体时代的公共事件中,微博往往成为不同利益群体争夺话语权的场域。本文以“7·23甬温动车事故”为例,分析了政府、民众和媒体在新浪微博的差异化明显的话语表述和角色呈现,研究解释了作为利益关联者的民众、作为事件观察者的媒体以及作为事故处理者和信息管控者的政府在微博中的话语表述方式。由于三者无法形成良性互动,微博场域中舆论失衡,最终使得讨论难以走向理性交流。     

基于手机媒体公益传播的和谐公共话语空间构建与舆论引导

在分析新媒体语境中公益传播所涉及“物质”、“话语”两个层面的基础上，提出了手机媒体公益传播的概念；对比分析国内外公益传播研究现状及趋势。基于话语理论，考察了手机媒体话语传播力的形成过程，探讨了手机媒体公益传播与公共话语空间构建、手机交谈与舆论扩散的关系等内容。研究发现手机媒体强大的话语传播力，为人人参与公益传播开拓了渠道；手机媒体公益话语传播对公共话语空间构建，公共舆论引导有重要影响；手机等新媒体公益传播联通了“个人思想空间”与“公共话语空间”，开辟了构建“和谐公共话语空间”的路径。     

西方学术与政治语境下的公共史学——兼论公共史学在中国发展的可行性

公共史学强调历史学家的公共责任,其所奉行的“共享解释权”和互动性思维等原则包含一种更为民主和包容的态度,对专业史学家所追求的“独立性”、“真实性”和“客观性”提出了挑战.同时因为多重身份的重叠,公共史学自身也面临诸多困境.在国内开展和推动公共史学必须对相关理论问题做出思考和厘正,尤其是“公共史学”或“公众史学”概念的翻译与定义、公共史学与“官方史学”、“私人史学”之间的关系、公共史学的种类、“公共空间”和“公众社会”的有效存在,以及历史记忆与新公民社会构建之间的关系,等等.     

微博意见领袖影响力与其构成要素间的关系

互联网技术的进步使社会话语权重新分布,微博意见领袖的形成是个人信息源、知识水平、社会地位、个人价值观、社会责任感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大多数网友利益、价值与诉求需要通过意见领袖的影响力实现.作为微博意见领袖,媒体人、公共知识分子、政府官员在强化议程设置的权力、凭借知识优势促进公共问题的解决、成为沟通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桥梁等方面各具优势.微博意见领袖在公共舆论事件发生和发展的不同阶段发挥着不同的影响力.在微博影响力形成的过程中,粉丝数、转发评论数与微博影响力呈显著性正相关;而微博数和原创率两个指标与微博影响力成一般性正相关关系.     

民间理想与1990年代知识分子的无望救赎

1990年代知识分子民间理想的选择,只是一种无望的救赎。它既不能让知识分子摆脱体制的束缚,同时又把知识分子作为社会良知的精英身份抛弃,彻底等同于一个普通大众。当对自己的堕落和失落心有不甘时,就只能到民间理想里去体味其中的浪漫和诗意。知识分子对当今时代话语的缺席无疑是对传统精英知识分子使命的放弃和背离。     

福柯的话语批判理论与知识分子职守

在回应后现代理论视角下对于知识分子职守和使命的消解论述中,有一种观点认为,在后现代多元文化背景下,传统的知识分子始终受到话语机制的困扰,因此知识分子已经从“立法者”转变为“阐释者”,从根本上改变了知识分子的职守。但事实上,从启蒙与知识分子的现代产生看,消解权威和守护理想是知识分子永恒不变的职守。这是后现代条件下无法消解的理念,知识分子的话语批判理论不过为知识分子消解自身的权威提供视角而已。     

“行事”与“形式”——从语篇实践角度看征求意见

文章介绍了批评性语篇分析、语篇实践、话语秩序、语体链的概念,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发改委起草的《关于居民生活用电实行阶梯电价的指导意见》,以及后续发布的《解读阶梯电价方案》、《征求意见情况》等语篇的解读,从政府话语与公众话语的关系的角度可知,在现阶段政府的话语权相对于公众处于主导的地位;再从语体链的角度分析,政府通过语体链的运用,引导或影响了公众的认知。可见政府是通过一系列语篇实践来控制、推动此次改革的。     

“公民记者”的媒介素养、社会行动与传播价值

在新浪微博"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等一系列微博打拐行动中,"公民记者"的表现引起了社会关注和议论。议论的焦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公民记者"的合法性和不足。"公民记者"具有合法性,它体现出公民就社会事务发声、占有媒体话语权的欲望;但同时,其媒介素质也亟待提高,如不具备专业性可能成为社会隐患,也可能危及自身安全。二是"公民记者"的影响力和传播价值。"公民记者"影响范围有限,需要借助舆论领袖和权威媒体推动;其传播价值在于突破了传统的议程设置,凸现民众对热点的关注。     

学术争辩更需要理性与包容——从60年前贝德士与邓嗣禹的争辩说起

1951年亚洲历史年会上,贝德士评论邓嗣禹论文《欧美中国史中的基督教僭妄》,引起邓之不悦.会后,邓寄给贝氏措词尖锐的信函,要求其作建设性的批评.贝氏在回信中既表示歉意,同时坚持自己批评的要点；并希望在印第安纳波利与邓晤谈,消除双方误解.30年后,邓在美国同贝氏先生的弟子章开沅教授畅谈时,对贝氏流路出真情实意的敬佩.面对目前国内学术批评失序,贝德士与邓嗣禹这样充满理性与包容的良好人格与学术风范,确实弥久而愈珍.     

论政府公共管理中的公共利益及其实现

政府作为一种为公民和社会共同利益服务的组织,在公共管理中发挥重要作用.如何通过合理制定公共政策、有效开展公共管理,为国民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最大限度地实现公共利益,是政府改革和职能转变面临的重大课题.要在正确认识"公共利益"这个概念的基础上,有效探索实现公共利益的正确途径.     

教育惩戒权：合理行使与依法规制

教育惩戒权是教师为维护学校教育教学活动正常秩序,保障教育教学活动正常开展,针对违反学生行为规范、破坏学校纪律的学生行使的管理权,是教师依法管理学生的专业职权。惩戒权的行使,是建设现代学校制度的客观要求,是教师履行法定职责的必要手段。管理学生需要惩戒但应规范。惩戒权的肆意行使必须限制,惩戒权行使的方式必须规制,使惩戒权的行使制度化、规范化。     

主体特质与话语表达:基于“能量场”的政策体制探析

公共政策是整合分化社会与分化利益的有力工具,制定一项良好的公共政策就显得尤为重要.一项良好公共政策的制定一方面基于各参与主体的特质情况,另一方面也取决于政策产出的体制.关于公共政策主体的分类与分析,国内外学者仍是“仁者见仁”.在后现代话语理论方兴未艾的情势下,公共政策在“公共能量场”中的制定与修订以及政策制定过程中抗辩、博弈的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策难民、秉持公共精神的管闲事者、相关的政府机关、不可触犯的上级权威等四类公共政策主体的特质.而政策主体的特质在“公共能量场”中的能动性,既取决于政策主体的主体特质的话语表达,也取决于在解构传统公共政策体制的基础上建构基于后现代话语理论以“公共能量场”为场域的新的公共政策体制的平台搭建.     

论行政法的平等理念——概念与观念

行政法中的平等是一个相对和动态的概念①,它不仅意味着行政主体平等对待行政相对人,而且还意味着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相互平等。改变行政法现状首先在于确立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相互平等的观念,具体体现为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在人格、地位、法律适用以及权利义务分配方面的平等,它排斥矫情的“公仆”观念。     

左翼知识者的底层叙述——兼论夏衍的报告文学话语

作为真实性与立场性兼具的现代报告文学,不同于虚构性文本的小说与影剧,它所提供的是一种关于底层经验的真实想象方式。以夏衍为代表的左翼知识者,因克服代言底层民众的诸多障碍,拥有了代言民众的合法性地位,并且将底层经验推向思想文化的公共空间。夏衍等左翼同仁在＂左联＂的观念形态框架中＂真实＂书写底层经验,其文本体现着各种不同的话语力量所进行的剧烈碰撞与利益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