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雎》诗解辨正

依照礼乐制度及相关文献材料,<关雎>当作于周召分陕而治时期.<关雎>本义应从主题义与主旨义两个层面来理解.<关雎>蕴涵着对殷周交替时期的淫乱风气与抢婚习俗的批判并确立了妇德观.<关雎>诗用发生过三次大的变化.<毛诗大序>释义准确而后来诸说多有误解.     

从"六诗"到"六义"

"六义"是汉代经学家的说法,它是经过一系列改头换面的处理"层累地造成的".赋比兴根本不是<诗经>特有的艺术手法,更不是<诗经>艺术价值所在.从"六诗"到"六义"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应重寻阐释平台,予以摧陷廓清.     

《诗经·木瓜》及其同类诗的礼文化视角

<诗经>是周礼社会的产物,以礼说诗有时更能把握诗的内容和主旨.历代学者对<诗经·木瓜>一类诗的解释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如果结合周代礼俗对<木瓜>一类诗重新阐释,也许会有一个令人较满意的结果.周代贽见礼是解释<木瓜>一类诗的根据.     

《诗》纬论《诗》

<诗>纬以阴阳五行说<诗>,并形成了三期、四始、五际、六情、十二律等一套特异的解<诗>理论,这是它与汉代正统<诗>学的相异之处.而<诗>纬对诗的本质、诗之用等方面的认识,包括它对于<诗>篇的具体阐释,又与汉代正统<诗>学多相通之处,对传统诗学的构建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它与汉代<诗>学的关系,尤其是与齐诗的关系,也有必要重新认识.     

衔华佩实文质相胜--从《文心雕龙》看人文的创造之美

刘勰的<文心雕龙>以<原道>等五篇为"文之枢纽",提出了"六义"与"六观"之说,以"六义"为准的,以"六观"为门径,指导文学创作,开展文学批评,阐述了"衔华佩实"、"文质相胜"的美学标准,建构了完整的文学理论体系,体现出人文的创造之美.     

《诗》在先秦的文化功能与意义变迁

<诗经>是中华民族祖先探讨世界意义与人生价值的最初结晶,是中民族最古老的生命之诗.<诗经>的编订成集不单纯是一种文学作品在民间流传与筛选的自然结果,促成<诗经>结集的"采风"与"献诗"属于政府行为,它是王朝天子了解臣意民风的重要途径.<诗>是周王朝礼乐教化的主要载体,担负着整合社会的价值导向的功能.<诗>在春秋时期被广泛应用并走向形式化,其原有意义诉求与礼乐教化功能日渐丧失.     

《诗经》之"比、兴"与春秋"赋诗、引诗"关系考察

作为<诗经>艺术表现手法的"比、兴"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作诗方面的"比、兴",一是用诗方面的"比、兴".该文着重研究的是<诗经>用诗方面的"比、兴"与古代典籍中"赋诗"、"引诗"之间有何逻辑关系.古代的"赋诗"、"引诗",虽不少是断章取义,但其基本意思不能完全脱离<诗经>本义.这些"赋诗"、"引诗"的传统不但可以证实当时人们多么重视<诗经>,而且从联想、想象的立场来看,"赋诗"、"引诗"本身就反映了"比、兴"之特性.由此而论,"赋诗"、"引诗"可以说是先秦对<诗经>之"比、兴"研究的一种引申和发展.通过这些研究,我们就可以理解春秋时代的人们早已借以"赋诗、引诗"的形式广泛地运用了<诗经>.     

乌台诗案纵横谈

乌台诗案是宋代历史文化背景下发生的一起文字狱.从创作的角度看,诗案所涉作品相当一部分确有寄托,但这本是"缘诗人之义,托事以讽".就总体而论,诗案中作品继承和发扬了自<诗经>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突破了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的藩篱.<乌台诗案>是一部"变形"的诗话.从历史文化渊源看,迫害者罗织罪状的作法,乃是汉人以索隐法解诗的恶劣影响所致.诗狱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封建司法制度本身的残缺.     

"思无邪"别解及孔子的论《诗》系统

<论语>中孔子讲"<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从汉代到现代,学术界对其中"思无邪"一语解释纷纭,因而也就妨碍了对孔子<诗>论的理解.正确理解<鲁颂·駉篇>"思无邪"的原意,结合孔子论述<诗经>的系统和春秋时期研究<诗经>的总体趋势,孔子说<诗经>"思无邪",是说<诗经>给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提供了广阔的应用手段,而这一点又进一步证明了孔子论<诗>系统的纲领是普及文化,运用<诗>提高"人"的精神.     

"六诗"之制与"兴诗"

"兴"是中国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理论范畴.该文综合分析了"兴"在先秦文献中使用的情况,并从<周礼>职掌"六诗之制"的"大师"一职设置的时间、职能,探讨其教授"六诗"的大致时间最早也应在春秋晚期.又从先秦其他文献对"六诗"各个概念的使用情况,探讨了"六诗"诸义项产生的先后次序,发现"六诗"之中,风、赋、比、雅、颂的使用时间均早于"兴"."兴也"最早见于战国帛书,"六诗"的称谓也仅见之于<周礼>,故"六诗"及"兴"诗概念的产生及应用大致应在战国中晚期,而<周礼>"大师"教授"六诗"的时间也应该在此稍前的一段时间.至秦汉之际,以"兴"说诗的现象开始较为多见,成为毛诗以"兴"解诗的前驱.     

姜太公的里籍及其归周前后的活动

姜太公的里籍并非河南汲县和渭水上游地区,而是在山东境内姜姓国家中的吕国。姜太公归周的时间应在商纣赦文王以后。其归周后为灭商作了充分的准备,在商、周兴替的历史变动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姜夔词用韵考

押韵是写诗作词必须要遵守的规范,因此就有对其用韵情况的考察及研究。通过对宋代词人姜夔的词进行穷尽式的考察,试图揭示姜词用韵的具体情况,并将其与唐代温庭筠词,元代王恽词用韵情况进行比较,以显示姜词与前后代作品中用韵的差异以及不同时代诗词用韵情况的演变。     

《维摩诘经讲经文》新校

《敦煌变文集》的问世极大地推动了敦煌变文的研究。1997年出版的《敦煌变文校注》是迄今录文最可靠、内容最丰富、校注最精当的变文全辑本。本文对其中几篇《维摩诘经讲经文》提出若干补校意见。     

一部被湮没的岭南晚清小说《宣讲余言》

《宣讲余言》是岭南晚清民间小说家叶永言和冯智庵在宣讲圣谕的基础上编撰而成的文言小说集,小说围绕着圣谕十六条的主旨展开,广泛地反映了岭南晚清的社会现实,语言以散体为主,兼用通俗平易的骈体语言。     

论十三世纪中国江万里崇高的历史地位

江万里是宋代理学大师朱熹的再传弟子、民族英雄文天祥的老师、中国古代史上杰出的名宦;他重视教育事业,在知州、知府任上的短短两年内接连创建三所全国第一流的书院,培养了文天祥等一大批国家栋梁之才,成为13世纪中国杰出的教育家;他为官清正廉明,不仅写下了《江文忠公家训》严格要求家人,而且做到“平生不受半分钱”、“为官彻底清”;他刚直不阿,与权奸贾似道之流坚持斗争,成为朝廷的“骨鲠之士”,并撰《宣政杂录》,作为“靖康之难”的一面镜子来教育人们;他视死如归,与国共存亡,不仅是中国13世纪以来历代民族英雄的光辉典范,而且成为13世纪中国政坛清正廉明的政治家。江万里精神,是中国民族英雄之魂。     

个人话语对宏大历史叙事模式的消解

姜文的作品带有明显的＂个性印记＂,他用＂姜文化的电影语言＂演绎着自己对历史的记忆,以全新、颠覆性的视角来重新讲述历史。姜文的三部作品《阳光灿烂的日子》、《鬼子来了》、《太阳照常升起》都以极具个性化的电影语言,构筑起独特的个人话语空间,消解着传统的宏大历史叙事模式,直指那段在人们的记忆中无法抹去的动荡、荒谬、压抑的历史。     

从江淹《杂体诗三十首》看玄言诗的发展流变

江淹《杂体诗三十首》选择了从汉末到刘宋时期三十位作家的作品进行模拟,反映了江淹对五言诗诗歌发展的品评观念。因为模拟的过程蕴含着不以理论表述,而是通过对原作的改造(顺应与背离,增加或删除)而反映的文学思想。基于此,文章通过具体分析《杂体诗三十首》中有关拟玄言诗的部分,发掘出江淹及南朝文人对玄言诗的产生、发展流变和消失过程的理解,这从拟诗的角度给我们提供了研究玄言诗这段文学史的新视角。     

文姜小议

春秋时齐国女子文姜因性生活问题，遭到后人多方面的贬斥.文姜出嫁鲁国后，鲁国在齐鲁争强中逐渐失势，文姜数度以国君之礼与齐国国君会晤，协调齐鲁关系，增强了鲁国的实力和地位，但史家们却未给予应有的评价.本文认为，文姜不失为古代一位颇有才能的女外交家，不应以瑕掩瑜.     

江泽民新闻思想探要

江泽民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新闻工作的重要论述,如新闻工作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舆论工作就是思想政治工作等,全面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新闻学。     

"新安二江先生"与"浙派"中期词的繁荣

徽商江春、江昉兄弟扶助下的康山草堂词人,基本上继承了厉鹗"清幽冷寂"的艺术风格.在乾隆中叶的文坛上,将"浙派"之词发扬光大,是"浙西词派"发展历史上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