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闻规则：演变中的反思与启示——以民事诉讼为视角

传闻规则是英美证据法的基石之一,它的产生、发展、演变的过程无不折射出英美普通法最本质的特色与发展趋向."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对传闻规则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在借鉴西方法律时,进行理性的思考与选择,而不能一味盲目地照搬西方的证据规则.     

传闻规则的理论基础与立法理由

传闻规则是英美法系最重要的证据规则,其理论基础是陈述基于其生成机理,存在不可靠的危险性;而传闻作为经过转述的陈述,不可靠的危险性更强.其立法理由是作为传闻的陈述的不可靠性由于宣誓、直接审理和交叉询问的缺位,无法得到有效排除.但在满足"可信性的情况保障"或者"使用的必要性"的情形下,传闻得以例外地具有证据能力.     

关于排除传闻证据的理由、范围和意义的思考

在我国,传闻证据规则本身就有可能成为一种"传闻"的危险.因此,在建构我国传闻证据规则时,应首先将这些"传闻"排除.排除传闻证据的主要理由并不是传闻证据不真实和不可靠,而是若采纳该证据就剥夺了被告人的宪法性权利--对质询问权;传闻证据规则的例外也不应当仅仅是指证人出庭作证不能,至少还包括迟缓的对质询问、先前的对质询问、双方当事人同意等,而且这些例外还必须符合其他特定条件;传闻证据规则的确立无助于解决证人不出庭作证问题,恰恰相反,证人出庭作证是传闻证据规则得以运行的前提.关健词:传闻证据规则;传闻证据;排除     

论民事证据制度的缺陷及立法完善

证据制度是诉讼制度的核心部分。法治化建设的进程,推动了我国有关证据制度的立法及发展,但其仍有缺陷及需要完善之处。《证据规定》中存在缺乏固定争点及固定证据制度、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不完善、有关证据规则不完善、预决事实规定笼统、司法机关的“证据突袭”等存在诸多缺陷,应当完善举证期限制度,增加拒证权及传闻证据排除规则,完善证据排除规则,细化预决事实以及增加法官的中立性,防止司法突袭。     

警察出庭作证的几个前提条件辨析

警察出庭作证,必须有三个前提性的条件:警察具有证人资格、完善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直接言词原则或传闻证据规则。我国警察虽然在法律上有证人资格,但缺乏完善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直接言词原则。因此,如要在我国确立警察出庭作证制度并使其有效运作,还需完善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刑事诉讼中真正确立起直接言词原则。     

略论传闻证据规则及例外--兼谈传闻证据规则不宜"传来"

传闻证据规则是英美证据法中一项非常重要的规则。我国正在研究、制定证据法，就是否需要确立传闻证据规则这一点上，有人主张移植该规则。然而，经过理性反思，我们发现传闻证据规则国设立了相当多的例外情形，已显得繁琐而复杂，并又与我国的诉讼模式、法律传统存在相斥性。因此，传闻证据规则不宜“传来”，但可借鉴其合理“内核”。     

理性对待传闻规则

传闻规则是普通法的产物,在保障证据可靠性与当事人对质权利方面具有相当合理性,适合以证人为中心的对抗式诉讼结构。大陆法系具有不同于普通法的诉讼制度,多数国家没有移植传闻规则,对传闻态度较为宽松,但基于职权主义的诉讼机制发展完善了直接言词审理原则,在保障实体真实的同时兼顾程序权利。我国的诉讼文化与制度远离普通法,而近似大陆法,传闻规则在我国不具备移植的土壤。确立直接言词原则,建立传来证据规则是我们的选择。     

论传闻证据规则

传闻证据本质特征、即对陈述人而言 ,他并非亲自感知案件事实 ;对诉讼当事人而言 ,他们无法对传闻证据进行交叉询问 ,两大法系均限制传闻证据的使用 ,英美法系认为传闻证据会剥夺当事人的询问权 ,因此确立了传闻规则 ;大陆法系认为传闻证据有违直接言词原则 ,我国确立传闻规则具有必要性 ,解决证人不出庭问题 ,并提出初步设想     

我国死刑案件证据制度之完善

案件事实是适用死刑的依据,但案件事实必须依靠证据来证明。在死刑案件中,证据问题更是直接决定着被告人的生死存亡。严格死刑案件证据制度,是提高死刑案件质量、减少和避免死刑错案的重要措施。我国应当通过确立或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口供补强规则、直接言词原则和传闻规则、证人出庭制度,并提高判处死刑的证明标准,来严格控制死刑的适用。     

证据裁判原则与刑事错案的防范

证据裁判原则是现代司法证据制度的核心原则,要求在对证据资格进行审查判断时应当遵循相关性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传闻证据规则和意见证据规则,在对证据的证明力进行审查判断时应当遵循证据补强规则。刑事错案产生的证据原因包括口供本位主义、案卷证据中心主义的盛行以及庭审质证的缺失等。从证据裁判的角度出发,刑事错案的防范应当由口供本位走向物证本位,完善直接言词原则,提高必要证人出庭率,同时还要确立被告人质证权,完善质证规则,证明标准下的疑罪从无应坚持"次优选择"。     

关于构建我国传闻证据规则之思考

传闻证据规则是关于证人出庭作证问题的一项重要证据规则。针对我国目前证人出庭作证难的严重问题，笔者建议，应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确立有中国特色的传闻证据规则和完善各项相关配套制度。     

传统德治主义的几点思考

德治的理念孕育于夏商,诞生在西周初年.春秋战国时期传到民间后,经过儒家学派的阐释和发展,演变成为一种系统的政治理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传统德治主义重又回到官方哲学的地位上,遂成为后世封建政治的指导思想之一.这样一个发展演变过程,事实上成为古代社会政治文明进步的标尺之一.德治本是一种治国方法,后来拓展到社会职司的本质层次上.以德治国要求统治阶级明德慎罚,教化先行;要求他们以身作则,不懈于治;要求他们勤劳民事,以民为本,然而这些要求都是从主体方面提出来的.被治理对象--广大人民群众在传统德治主义中的主动地位是不存在的.缺乏来自于下层人民群众的参与,没有一个有力的法律监督机制做保障,这是传统德治主义实践失败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习近平法治思想和生态文明思想的自足与互助：以环境法典为中心

习近平法治思想和生态文明思想立足"新时代"和"百年变局"的历史方位,深刻回答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是内涵深刻、逻辑严密、理念科学、视野宏大的理论体系.首先,习近平法治思想和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构建具有自足性:在理论创新层面,汲取以"儒释道"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精髓并发展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观和法治观;在问题应对层面,破解当下"四大赤字"危机并提出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绿色发展观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为核心的中国方案;在全球视野层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并提出未来全球伦理观.其次,习近平法治思想和生态文明思想的功能表达具有互助性:二者互为价值观指引、互为方法论支撑,并共同助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最后,在形式理性层面,环境法典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治理思路,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保障生态文明建设的稳步推进;在实质理性层面,环境法典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运用体系性、系统性、整体性方法和"生命共同体"理念构建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环境法典不仅通过适度法典化的路径实现环境法典形式外观的体系性、结构内容的开放性、逻辑关联的自恰性,还通过"总则+分则"的立法技术支撑实现制度编排的合理性、程序运转的流畅性、法律体系的稳定性.因此,环境法典是最优承载习近平法治思想和生态文明思想的集大成者.     

传统社会治理规范的现代审视

中国传统社会治理模式存在着平等精神缺乏、单向度义务本位主义、忽视和压抑人性等种种局限性。无论是“礼治”还是“法治”,都只是“人治”的一体两翼,在本质上是统治者礼法合流下的“术治”选择。“术治”模式的经久不衰,得益于根深蒂固的宗法血缘圈层文化认同,并通过多样态的宗法伦理共同体实施社会治理。宗法伦理共同体以宗族为单位进行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教化,从而在地域社会拓展出一定的自治性空间,并形成一种“泛宗族主义”或者说“泛血缘文化”。当然,如果抛开如上一些内在的局限,那么中国传统治理模式对于当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言,在确立道德实践主体、强化行政伦理规范、扩展组织文化功能等方面,依然具有重要的启示和意义。     

中国传统法治思想反思——兼谈法治与人治、礼治、德治

同西方法治观相比较,中国传统法治观在概念、源起、内容、基础、作用方面都有着显著的差异;而法治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些核心理念--人治、礼治、德治等也在诸多方面存在着耦合和歧异.在扬弃传统法治观基础上,去建设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政治文明的核心:建设法治化的执政党

建设法治化的执政党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历史定位,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必然要求。它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辩证统一,是政治文明的核心。建设法治化的执政党必须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为此执政党必须正确处理与国家权力机关的关系,区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与国家法律之间的关系;必须正确处理与国家行政机关的关系,避免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必须尊重司法权威,从制度上保证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     

以德治国——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新境界

江泽民同志"以德治国"思想的提出,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提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境界.它既是对中国传统德治思想的扬弃,又是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贯彻"以德治国"重要思想,必将极大地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     

从功能翻译理论视角谈广告翻译

功能翻译理论对广告翻译具有极大的实践指导意义。＂目的法则＂可以使译者摆脱传统＂对等＂的束缚,积极发挥译者的能动性;＂连贯性法则＂可以指导译者在充分理解原广告的广告效应的基础上,根据广告译入语读者的审美价值而采取直译、转译、仿译或删减等不同的翻译策略,增加译文广告的表达效果和可读性;而＂忠实性法则＂则强调不同的翻译策略都是由译文广告目的和译者对原广告的理解决定的,译文必须尽可能达到传达原文广告效应的预期目的。     

功能翻译理论在汉英颜色词翻译中的指导作用

功能翻译理论对汉英颜色词翻译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目的法则＂可以使译者摆脱传统＂对等＂的束缚,积极发挥译者能动性;＂连贯性法则＂可以指导译者在充分理解原文颜色词的文化内涵基础之上,根据译语读者文化,采取直译、转译或意译等不同的翻译策略,增加译文的表达效果和可读性;而＂忠实性法则＂则强调了不同的翻译策略都是由译文目的和译者对原文的理解决定的,译文必须尽可能达到传达原文内涵的预期目的。     

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理论与实践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批判地吸收了我国传统治理国家的经验,赋予“德治”以新的内涵,阐述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辩证关系,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作为治国方略提出来,深化了对执政规律的认识,丰富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治国理论。对实施这一治国方略进行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