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学史的"本位"问题

文学史的"本位"问题,关涉到文学史的学科性质.文学史的研究对象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学,而是文学发展的历史."以时代为纲,以作家作品为纬"的体例结构之所以难以打破,根本原因就在于这种结构模式符合文学史自身的性质--文学与史学相结合的学科内涵.     

建构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的再探索

建构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既能克服已有文学史学科的局限,又能开拓重写文学史的新局面。这不仅因为新学科的时空长度与宽度符合现代中国文学多维共同体的研究或书写的客观要求,有助于揭示文学史的全景本貌,而且因为它能消解隔阂或偏见,使不同民族、阶级、党派或地区的不同文学形态得到相对公正公平的对待,也因为它更有利于展示现代中国文学所遵循的世界化与民族化相互变奏的创作机制和运演规律。     

从“文苑传”到“文学史”——钱基博与近现代“文学”学科的生成

2泄纪二三十年代,钱基博在写作系列文学史论著时.首先思考的问题是,"文学史"书写关注的核心是什么:文学史、文学、文之间的关系如何.钱氏指出,近现代学科体系中的"文学史"与中国学术传统中的"文苑传"存在根本区别:传统的"文苑传"以生产文学作品的"人"为中心,"文学史"则以知识本身为核心,关注的是"文"这一类知识.钱基博还从理论上探讨了文学的本体、"文学史"的书写范式等问题.钱基博结合中国学术传统中的相关概念,将现代"文学"学科分为三个层面:文--零散的知识,"文学"--"文"这一类知识的谱系归属."文学史"--"文"及"文学"等构建起来的知识统系.由此,钱基博清楚地厘定了"文学"学科的研究本体及"文学史"关注的主体.对现代"文学"学科的生成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意识形态悖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时间”维度与文学史书写

文学史是文学时空的再现,其变动主要源于文学观念的改变；1980年代中后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出台本意是对过去政治意识形态干预文学史书写的反拨,它带来了现代文学史书写的历史转型与巨大飞跃,这在文学史书写中具重要历史意义；站在21世纪的今天,从时间的视角进一步反思“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会发觉它照样建筑于意识形态之上,这是一个带矛盾、悖论的文学观念,它所深具的文学史书写的历史积极意义与消极性相伴相生.     

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史的书写问题

媒介生态作为传播学的一个流派,可以改造成为百年中国文学史书写的理论原则。将媒介生态区分为宏观媒介生态和微观媒介生态,能够将其与百年中国文学史的书写关联起来,从而为书写百年中国文学史提供一个新的视角。从媒介生态的视角进行百年中国文学史书写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可以界定百年中国文学的叙述起点,更新百年中国文学史的书写范式,变革百年中国文学史的叙述方式,厘清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动力。     

“合目的的叙述”与“有意味的形式”——论胡适《白话文学史》之“双线文学观念”

胡适以"双线文学观念"建构起来的中国文学史,为文学史书写如何处理"文学"与"历史"的关系提供了一种范本、一种以意为之的"写法"。其中国文学史内蕴着与现实社会结构变革相对应的文本结构——贵族文学(文言文学)与平民文学(白话文学)对立的等级结构。他对文言文学的贬抑,对白话文学的揄扬,对"白话的王国"的发掘,归根到底是为建设"国语的文学"进而建立真正意义上的"民国"服务的,因而可以把他的文学史书写看作一种从属于民主国家建构的社会实践。     

王国维、胡适文学史观与文学史研究方法比较论

作为二十世纪初期著名的文学史研究学者,王国维与胡适在文学史观、文学史研究方法等方面存有诸多异同.这些异同既反映了一代学人在文学史学科初创时期各自的深刻识见,也彰显出文学史学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境遇.对王国维、胡适的文学史观与文学史研究方法作一比较,对于厘清中国文学史学科的发展踪绪,建构民族特色的文学史研究体系,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     

现代性的话语限度与文学史的人文回归

现代性话语理论成为现代文学史研究的一种尺度,也给文学史起到学科建构、系统梳理等积极作用。但现代性自身的异质性、模糊性和单一性面对更为复杂多样的文学史进程显出理论的僵化和文学自身话语的失落;另一方面,现代性自身与文学性、人文性和审美现代性之间的张力关系也使文学史的价值取向产生游移。在新的时代语境中,坚持历史价值的"谱系性"原则、美学的体验原则和对人文、人性的关注成为文学史基本的价值立场,同时也能够促使文学史在学科互涉、文化研究、消解意义的后现代保持审美立场和人文回归。依托"无定法的历史规约"、"独到的审美体验"和"丰富的情感"等原则,人文性质的文学史书写得以可能。     

"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的四个基本特征

"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不同于"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和"20世纪中国文学史学科",它以现代民族国家观念为思想基础;起讫时间上限为晚清变法维新,下限则随国家的现代化而延伸,这是个"上可封顶,下不封底"的学科架构.其主要特征是:整体性,即展示现代中国文学的总体面貌;贯通性,它既能打通近代、现代和当代的文学,又能联通古今中外的文学;兼容性,即它可以将现代中国生成的所有文学兼容并包之;异同性,它能理出各种形态文学的差异性又能从差异互见中摸清其联系性和趋同性,使书写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呈现出多元性与严整性相统一的格局.     

新世纪文学编年史书写的价值与意义

新世纪以来,实证性的文学史论著取代了阐释性的文学史论著,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撰写注入了新的活力。确切地说,这种实证性的文学史论著主要指编年史的著史方式。一般来说,文学编年史无意参与到"遮蔽"与"反遮蔽"的逻辑争论中,它们以一种工具性的自我定位,试图对整个文学史或特定视野下的文学史做出相对全面的勾勒。这种勾勒并非毫无意义的资料拼贴,而是让文学史在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维度呈现其本来面貌,进而通过这种方式隐匿地传达出编者的文学史观念。文学编年史的著史方式追求一种客观精神和求实精神,同时也反映了文学史研究从"以论代史"到"以史代论"的思想嬗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