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的四个基本特征

"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不同于"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和"20世纪中国文学史学科",它以现代民族国家观念为思想基础;起讫时间上限为晚清变法维新,下限则随国家的现代化而延伸,这是个"上可封顶,下不封底"的学科架构.其主要特征是:整体性,即展示现代中国文学的总体面貌;贯通性,它既能打通近代、现代和当代的文学,又能联通古今中外的文学;兼容性,即它可以将现代中国生成的所有文学兼容并包之;异同性,它能理出各种形态文学的差异性又能从差异互见中摸清其联系性和趋同性,使书写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呈现出多元性与严整性相统一的格局.     

重建"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意识

"现代中国文学史"与"中国现代文学史"是两个不同学科概念,前者的观照视角、文学意识、价值观念、研究范围较之后者发生了变异.本文试图建构一个多元并存共生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体系,以适应对世纪文学史研究与教学的需要.     

重构现代中国文学通史关键在于探索其联系性与互通性

重构现代中国文学通史是进入21世纪治史者的新探索和新实验,由于现代中国文学是个不同于中国现代文学的新学科,它所涵括的文学对象千姿百态,欲将其纳入新结构书写成逻辑严谨的通史文本,关键在于探察不同文学形态或系统的联系性和互通性.现代中国的形态各异或系统多元的文学之间的联系性与互通性,应该从“人的文学”与“创作总根于爱”两大视角切入而进行深度探寻与察找.     

中国现代文学史观的变迁

传统的文学史写作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遭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质疑。钱理群、陈思和、谢冕等人先后提出贯穿20世纪的整体文学史观，试图从时间维度上来推动重写贯穿百年的文学史。金克木和刘登翰则提出将文艺研究作“立体研究”，试图从空间上对文学史进行理论整合。在此基础上，朱德发提出“现代中国文学史”的学科理念与设想，它不仅从时间维度上将传统的中国近代、现代和当代文学贯穿成一个整体，而且在空间上将原先被排除在外的一些文学纳入文学史范畴．真正实现文学史写作从时间到空间的立体型整合，完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从史观到研究的结构性突破。     

重建文学史的概念谱系——以"民国文学史"概念为例

"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等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具有漂移性,不宜作为文学史叙述的基本范畴进入文学史叙述.相对而言,"民国文学史"概念不但内涵稳定,而且符合中国传统文学史叙事成规,因而显得更其有效.运用"民国文学史"指称1912-1949年的中国文学,不但能够避免"中国现代文学史"概念运用的混乱,而且能将此前被弃置于文学史之外的文学现象纳入到文学史叙述之中,对于民国以来文学的历史分期、中国文学的学科划分以及文学史教学也具有重要意义.     

“全球史观”与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

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研究中的模式化、内在焦虑的问题亟待解决。现实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是片面的写作。文学修史要借鉴历史的研究思路加以观照。“全球史观”的思维特点和研究方法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和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有较大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一个症结——兼谈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

当代对中国现代文学史著研究的3部专著都涵盖了台港澳地区的现代文学史论著,表现了中华文学大一统的气概,但3部专著都撇开了美籍华人学者夏志清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这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一个症结。作为第一部中国现代小说史,夏氏专著奠定了新的、更完备、更科学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小说史的基础。正因如此,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绝不能闭口不谈夏氏《小说史》。只有将夏著纳入自己的版图,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才真正称得上走向成熟。     

文学史研究的学科重构价值——以顾彬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为例

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从萌芽阶段开始,就有许多根本问题困扰学术界。德国汉学家顾彬所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译本2008年9月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为进一步思考、研究、解决相关问题提供了一个十分难得的参照系。他的这部文学史还不能真正全面科学地展示中国现代文学的全貌,对一些重要的文学现象和作家的论述也缺乏应有的深度。但他对中国文学的深厚感情,他独特的文风和学术个性,对未来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发展弥足珍贵。     

20世纪初期文学史撰述中的文体认同问题

中国文学史撰述是近代才开始出现的学术活动。从1907年到1936年的三十年时间里,出现了近百种文学史著作。文学史著述的热潮恰值中国古代文学从观念到体式开始走向新调整的时期,同时也是中国新文学蓬勃发展之际。固守古典者试图以撰写文学史的方式建立起古典文体的经典性、合理性及其合法性地位;新文体的倡导者和实践者要为“新文学”定位,极力证明中国新文学的合法合理地位,证明“新文学”就是文学,着力于创造新的美学原则。“文学”与“新文学”的文体之争,显示了两种不同文学观念在文学史撰述中的立场。早期中国文学史的撰述从两个方面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和历史基础。一方面,中国古典形态的文学通过各种中国文学史获得了文学史的认同,不仅古典诗词成为现代各派作家共同使用的文体,保留了中国传统的古典美学精神,辞赋文章的文体风格与文体类型也被文学史承认,并成为当时人们生活中运用的文体。另一方面,新文学的现代文体经过艰难抗争,取得了文学史的合理合法地位,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四种文体,从概念厘定到内涵确立,已经成为中国文学的正宗。同时,现代文学的文体创造又在自觉和不自觉状态中承继了中国古典文学的某些特征,...     

文学史叙事模式对"现代"文学的建构及其后现代转型

20世纪中国文学史叙事的主导模式,经历了由进化论叙事向革命史叙事,再向现代化叙事的转换,这同时也是文学史叙事在具体历史语境中建构中国“现代”文学并与之互动的过程。20世纪末现代化叙事的盛极而衰,折射出“现代”的问题与危机。因此,文学史的“后现代”叙事的兴起,目的不仅在解构“现代”文学,更在重构或重建“现代”文学。历史地梳理文学史叙事的演变和转型,有助于辩证地把握当前中国的文艺精神与时代精神。     

"雅""俗"对峙: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内在矛盾运动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几次大规模的文学运动,在操作方式上都利用了来自民间的俗文学的力量向由文人创作、占据文坛中心位置的雅文学挑战,由此引发的种种文学论争往往采用了政治运动的思路和方式.因此,从文学品味上来看,雅文学与俗文学之间的矛盾对峙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发展的内在动力.文学的俗化是一面双刃剑,它在推动文学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负面效应,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整体性倾斜.     

“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的反思与突围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学科命名是建国之初特定政治语境与审美语境的产物 ,经过近半个世纪的编纂和教学实践的检验 ,它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到了新时期遭到质疑和挑战 ,重构学科意识与重写文学史已进行了突围性实验和积极探索     

文学史研究中的现代性问题

在文学史研究中,为了实现先在的文学史观念,现代性问题被遮蔽了.模糊性、二重性及反思性是现代性的固有机制,中国现代性具有自己的特征.现代性与现代中国文学具有融合的一面,文学自我批判和反思性的丧失使现代中国文学与现代性存在着裂隙.现代性文学史观的提出改变了文学史写作的局面,但在实践中也暴露出诸多问题.     

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范式的回顾与考察

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大致形成了三种范式进化论范式、阶级论范式和现代性范式。以这三种文学史范式为参照,当前中国现代文学史范式认同仍然存在危机,面临种种新的文学史范式的挑战。在这个意义上,对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史学写作范式的回顾与考察,将有助于本学科文学史范式的再生与重建。     

处女地何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新领域之思

中国现代文学史作为一门学科，已有颇为可观的规模，光是文学史著作就已写出了二百多种，现代文学史研究还有需要开拓新领域。即使以往多有涉猎的领域，也仍然需要深入研究．     

论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的新进路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撰随着文学史观的变化而变化,循环论、进化论、唯物论、实证主义等都曾经影响过文学史的写作。文学场维度的确立以及文学史写作的开放性将使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写作出现新突破。     

文学史的面孔——以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为例

曾经的作家、作品、思潮流派及相关文学现象的存在进入后来者的研究视野,对其加以梳理改造以进入某种话语体系、纳入既定的体例框架中便是文学史书写的资源和动力。在"重写文学史"的语境下重新解读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感觉到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某种似曾相识而又似是而非。无论是从中国现代文学史概念的生成还是具体的写作实践,都能看出其依附性特点。而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体例以及对具体作家、作品的选择和评价上看,其中纠缠不休的史实与史识、启蒙话语和革命话语的对话与妥协既是这部文学史写作的困境,也在众多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序列中显示出其独特的价值。     

现代通俗文学入史的学科史学反思

从"逆流"到被"漠视"再到有限度地被"认可",现代通俗文学经过近百年的历练终于找回了失落的"文学身分"。由于史学理论的宏阔视野和全局性整体研究的缺失,导致现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不可能真正恢复通俗文学的合理地位,只有在新的史学观的基础上打破僵化的学科观念,才能真正解决现代通俗文学的入史问题。     

论文学的经典化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构

文学经典指的是具有丰厚的人生意蕴和永恒的艺术价值,为一代又一代读者反复阅读、欣赏,体现民族审美风尚和美学精神,深具原创性的文学作品。它们是文学史的支架和龙骨。文学的经典化必然会形成对原有文学史模式的颠覆,对新的现代文学史产生深远的影响。首先,文学经典化影响着现代文学史的格局,其次影响着现代文学史的深度,再次决定着现代文学史的影响力。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和写作应该删繁就简,去粗取精,由厚变薄,走向经典化。     

革命史体系与现代文学史写作的逻辑缺失

一切历史都是个人史,在历史的共名之下,可以包含有无数的个别理解。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面临着一个根本性的任务,就是在历史与逻辑的关系辨析中,对学科的学科本体的重新确认和方法论的进一步总结,将文学史写作纳入到人类思想史的分析之中,在一般思维逻辑上确立一种历史哲学观念,从而把文学史学上升为文学史哲学。革命史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并不一定能成为文学史和学术史的全部法则,应该在政治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之内去寻找和确立人类性与个人性的尺度,以丰富人们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特别是战争文学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