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归来者"诗与"朦胧诗"抒情方式的差异

劫后余生的“归来者”诗人和“朦胧诗”人在各自的创作中都把“文革”作为他们写作的文化资源;基于不同的诗学观念、相异的生命体验,他们在诗歌创作中采用了不同的抒情方式——直白抒情和意象抒情。不同的抒情方式源于二者对客观与主观的不同认知,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二者思维方式的分歧。     

“五四”文学场域的重建和话语形态的拓展——评王桂妹《文学与启蒙:<新青年>与新文学研究》

王桂妹的新著《文学与启蒙》以卓异的问题意识和开阔的学术视野就文学和启蒙的关系走进"五四"文学和文化这一丰富的历史存在,其坚实的理论素养保证了对繁复的历史事件做出有效的文学、文化阐释。论著从"一些具体而微却极具诠释效能的话题"中打破了既往的文学史研究中"思想与审美在一系列的启蒙二项对立式中所演绎出错综故事",努力回到历史场域,以清醒的历史意识描绘出一幅以《新青年》为支点的"五四"时代的文学图志,"在‘思想—文学—精神’的彼此投射中透视文学与启蒙的明与暗、光与影"的理路中出色地完成了对"五四"文学的一次精神之旅。     

论“归来者”诗与“朦胧诗”抒情主体的差异

抒情主体是诗歌情感指归的标志之一."归来者"和"朦胧诗"人基于不同的人生经历,相异的生命体验和诗学观念,二者诗歌的抒情主体区别很大:前者的抒情主体大多是某种集体的代言人,个体的存在被消融到一个似乎真正存在过的"我们"当中;而后者的抒情主体大多突显自我,张扬个性,强调真实地表现自己的内心世界,在诗中写出自己独特的生活体验.     

文学史的面孔——以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为例

曾经的作家、作品、思潮流派及相关文学现象的存在进入后来者的研究视野,对其加以梳理改造以进入某种话语体系、纳入既定的体例框架中便是文学史书写的资源和动力。在"重写文学史"的语境下重新解读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感觉到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某种似曾相识而又似是而非。无论是从中国现代文学史概念的生成还是具体的写作实践,都能看出其依附性特点。而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体例以及对具体作家、作品的选择和评价上看,其中纠缠不休的史实与史识、启蒙话语和革命话语的对话与妥协既是这部文学史写作的困境,也在众多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序列中显示出其独特的价值。     

论晋察冀诗歌的情感特征及其文化心理

民族解放战争的烽火硝烟促生了晋察冀诗歌,生死存亡的呼唤和感时忧国的文化传统使得晋察冀诗歌放弃了个体生命体验的关注,而更多的抒写战时生存的群像,真沉而深切的抒发了具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和全体民众对敌人残暴的愤怒和对中华民族的无限忠诚,以群体关怀的抒情个性在中国新诗历程中标示出其特异的抒情个性,情感中流淌着中华民族古典传统和社会现实相融合的血液,饱含深情的融入到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中.     

晋察冀叙事诗的史诗意义探讨

晋察冀的叙事诗产生于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和政治场域,被称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丛奇葩"。它们忠实记录了晋察冀特殊的人情风貌以及众多诗人在战争中由知识分子向革命战士转变的心路历程,以多样的艺术风格记述"民族事业"、弘扬"民族精神",体现了很高的史学价值和艺术价值,有着特殊意义上的"史诗性"。     

“朦胧诗”的情感内涵及其文化心理新论

把＂文革＂作为主要写作资源的＂朦胧诗＂,以独特的方式表达出了对历史记忆的书写。＂寻找＂成为＂朦胧诗＂主要的情感内涵和文化姿态,在寻找中表达他们对历史的理解和重建的努力,在寻找中确立了这一群体的独特个性;而在其中体现出＂朦胧诗＂对历史与自我的自觉的反思意识,在深层文化心理上则表现为生命意识与历史意识的统一。     

突围的陷阱:女性写作反思

1990年代以来,女性话语格外活跃,但由于其赖以生成的社会文化语境自身的矛盾并未解决,女性话语某些矛盾也随之扩张:女性文学在内容上走向个人化,从而使创作题材与视角狭隘化;女性文学张扬的女权主义并未建立在男女平权的基础上,因而不自觉地崇尚女性霸权;身体写作成了对女性性特征的暴露和展览,走向极端化,从而变成一种商业行为.     

他审意识与自审意识——“归来者”诗与“朦胧诗”情感内涵比较论

劫后余生的“归来者”诗人和“朦胧诗”人在各自的创作中都把“文革”作为他们写作的文化资源；基于不同的人生经历、人生信仰，相异的个体生命体验、生命意识，他们的诗歌塑造出不同的文革记忆。在对历史的价值判断上主要表现为他审意识和自审意识。在具体诗歌中主要体现为主控诉主题和寻找主题的不同；而使命意识和生命意识的差异则是这种不同的深层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