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文性新论

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都有互文性现象存在。文学艺术中的互文性是产生新意、形成对话的积极互文性。互文性对于文学艺术至关重要;科学中的互文性是精确转述他人原意、独白式的消极互文性,科学对自己的过去采取与文学艺术截然不同的态度,互文性对于科学来说无足轻重。互文性是一种意义于其中转换生成的函数关系(功能而非本体)。构成互文性必须具备三个要素:文本A、文本B和它们之间的互文性联系。     

论互文性研究的学科化

运用互文性理论,以<晚唐诗>为文本研究对象,揭示互文性的学科化势在必行,提出文学批评的两类互文:原形互文性和变形互文性.互文性理论对汉学家的研究成果解读有着一定的阐释力,且启发古典文学研究法的阅读诗学的建立,意在提供中国古典诗歌阐释的别样视角.     

成长·性爱·死亡──《夏天的禁忌》与《挪威的森林》的互文性

"互文性"(Intertexuality),也有人翻译成"文本间性""文本互涉关系"等.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学批评概念,"互文性"诞生于1960年代,"通常被用来指示两个或两个以上文本间发生的互文关系"[1].     

李健吾文学批评的“互文性”思想研究

文本之间的相互影响与借鉴是古今中外文学史上不争的现象,然而又是个十分敏感的话题。20世纪30年代,李健吾在其文学批评中详细探讨了文学文本间的相互"影响"问题,认为文学文本间的互相影响有着十分积极的作用,互相借用的文本之间的差异性和彼此创新是互文本的生命力所在。这正是上世纪60年代出现的互文性理论的要义。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当下,李健吾的"影响"论观点都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也彰显出他文学批评思想的理论张力和强烈的现代意识。     

成长·性爱·死亡——《夏天的禁忌》与《挪威的森林》的互文性

“互文性”（Intertexuality）,也有人翻译成“文本间性”“文本互涉关系”等。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学批评概念,“互文性”诞生于1960年代,“通常被用来指示两个或两个以上文本间发生的互文关系”①。也就是说,任何一个文本都与来自本文化的或者他文化的其他文本进行着对话,“一切时空中异时异处的文本相互之间都有联系”②。《夏天的禁忌》与《挪威的森林》这两个“具体的文本”之间即存在着明显的“互文关系”．其“互文性”具体体现在成长、性爱和死亡等方面。     

互文性视角下的《宠儿》新解读

以近年来较流行的文本理论互文性理论为指导,从文本互文和文化互文的视角对美国黑人作家托尼.莫里森的小说《宠儿》进行了解读。在文学研究中,互文性不仅指文本和其他文学文本之间产生的互相影响和互相借鉴,还包括文学文本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历史环境等的关联,因此,互文性不仅仅对文学传统有包容性,对文学研究视野的拓展也产生了巨大的可能。通过这独特视角下的解读,笔者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莫里森作品中的人物的特性,作者语言的力量,及她的作品在当代美国文坛和世界文学界所产生的巨大的影响。     

文学翻译中的文化互体性初探

文学翻译的特殊性以及最大的价值在于其文化内涵的呈现。翻译基于对文本和语言的解读,任何文本都是互文性的,任何语言都是一个符号意义系统,在互文性理论和符号语言学的理论基础上,本文提出"文化互体性"概念,提出文学翻译要重视文化互体性。同时,文化互体性体现在译者将文本语言、语境和作者精神包容并涵泳于心中,体现在语言转化、文化语境转化、作者与译者艺术精神层面的转化上。     

巴塞尔姆《白雪公主》的互文性解读

巴塞尔姆后现代主义小说《白雪公主》嫁接于格林童话《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但二者创作风格迥异。对作者而言,互文性是其"叛逆性创作"的重要手段;对读者而言,互文性带来了"痛并快乐"的"极乐"阅读体验,帮助读者解读后文本的白雪公主角色塑造的矛盾性和悲惨命运,揭示作者的创作深受前文本的传统和作者所处社会背景的双重影响。     

中国古典诗歌互文修辞结构研究

互文性理论和修辞结构理论,与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形式和意义研究不同,能揭示说者(作者)、听者(读者)、说什么、如何说之间的关系。中国古典诗歌的互文类型有字互文、词语互文、句子互文、用典、体裁互文、仿拟等。互文的修辞结构关系有背景关系、并加关系、附加关系等。互文的修辞结构是文本与互文本的深层语义关系,是作者的意图的反映。其实质是传统与创新的关系,作者与读者的关系。互文的修辞结构研究证明了传统性与独创性是文学的两个重要的维度。优秀的作品既有独创,又有借用和影响,是传统性与独创性的完美结合。互文性理论是一种方法论。     

互文性视野下《庄子》里的孔子形象初探——《庄子》与《论语》的互读

本文从互文性角度切入,来探讨《庄子》一书中的孔子形象。将《论语》与《庄子》作为互文的两个文本,一方面在互文的视野下考察了孔子的悲剧命运以及孔子与庄子之间的深层相似之处,另一方面也反思了传统研究中过于强调学派划分的弊病。用互文性理论关照传统文本,一方面利于重新发现问题,同时传统文本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进一步修正和丰富现代理论。     

网络文学批评的难局与新路

目前的网络文学评论面临如何纳入现代文学理论框架的难局:职业读者没法启用惯常的文本批评方法;媒介要素对网络文学流通的作用远大于作品生产,媒介批评在市场供需原则之外无所建树;大众趣味相当程度上折射了当代市民社会的多元与混杂,专属的标准审美体系的引领作用日益式微。网络文学批评需要借助媒介批评带来新方法,通过市场原则下的文学制作人角色带来新任务,认同大众趣味的混杂不是降低文学的品格,而是将文学拉到更现实、更接近读写真相的新位置。在表达复杂的当代经验这个目标上,网络文学批评和传统职业文学批评及当代文学创作的努力是贯通的。     

鲁迅与1930年代的左翼文学批评

对左翼文学批评的价值和意义认识不足,主要缘于对鲁迅1930年代的文学批评缺乏认识,同时与左翼文学和左翼文学批评的"芜杂性"直接相关。鲁迅注重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的文学批评是在与这种"芜杂性"的对立中发展起来的,鲁迅1930年代的文学批评直接推动了左翼文学和左翼文学批评的发展,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精神资源和文学资源,体现了左翼文学批评的价值和意义。     

《文心雕龙》文论体系建构的现代意义

<文心雕龙>是作者刘勰"弥伦群言",广泛汲取了在其之前影响中国写作思想的几乎所有的思想资源,立足于创作实际,建构出的体系严密、思想完备、集大成式的文论著作.从作者的写作动机到立论的逻辑起点,从对基本写作思想的表达到对具体写作观点的陈述,<文心雕龙>都渗透着鲜明的民族精神,真实、全面地反映了中国独特的写作观念和写作经验,为我们今天在新形势下建构现代的民族文论体系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典性文本.     

雷达的文学评论与1980年代社会学批评方法的嬗变

雷达是秉承着当代文学社会历史批评传统走上文学批评道路的。社会学批评方法在20世纪50—70年代存在“泛政治化”“泛阶级论”的弊病,并在“文革”期间走向了极端,沦为沾满血污的“棍棒”。为了使社会学批评正常化、健康化,1980年代的文艺理论批评界对社会学批评的“真实性”“时代本质”“思想倾向性”等尺度进行了调整。雷达的文学批评历程恰恰体现了社会学批评方法面对时代转型与文学新潮进行积极调整的过程。与阎纲、许觉民等年长的批评家一道,雷达迎纳新潮,独立思考,渐渐形成了他凝聚着个性魅力的“历史—美学”批评,为备受质疑与冷遇的社会学批评方法开拓了蜕变与更生之路。     

文艺批评新风新在哪里

中国当代文艺批评新风具有这样几个特征,一是不仅言之有物,富有锋芒,而且深刻地把握了批评对象的实质;二是既有鲜活的审美感悟,也有理论深度,是批评与理论的有机结合;三是追求真理,反对和抵制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的主观主义倾向。     

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批评的几点思考——写在当前文论界学术论争之后

学术论争是推进学术研究的必要路径,当前文论界的学术论争就带给我们许多有益启示：一是对马克思文本诠释的多向度发展应加以引导,二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难度与困境亟须缓释,三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批评要走向精致化,四是要对建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解释学进行探索。     

文化视野·学科间性·知识批判——当代美国文化诗学简论

文化诗学是形成于上世纪80年代美国的一种新的文学批评思潮和批评流派,已然成为当今西方批评界的一种显学。作为正宗的当代美国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模式,文化诗学具有一定的学术原创性。当代美国文化诗学以其学术开拓性、创新性和前沿性显示出自身特有的学术魅力,越来越受到我国当代文论和批评界的关注。     

从《文选》书笺看建安文学批评之动因

从《文选》收录的建安时期书笺入手并结合相关史料,通过对当时文士思想与创作的深入考察,从三个角度探究推动建安文学批评发生突破性进展之动因。首先,书笺以其特有的文体优势成为建安文士沟通情感、对话思想的重要载体,其中涉及文学话题的讨论已包涵建安文学批评理论的雏形。其次,建安二十二年诸多偶然与必然事件的爆发对文士造成巨大的心理冲击,作为核心成员的曹丕在此复杂心态下撰文怀人,完成了建安文学批评理论的基本构建。最后,在群体性同题创作风气的影响下．建安文学批评形成了人化与对照的特有方式。它们共同构成促进建安文学批评发生发展之动因。     

儿童文学的“反理论”价值——以探讨成人文论概念在儿童文学研究中的适用性为中心

不少西方文论中使用广泛的概念,在解释儿童文学时都显得捉襟见肘。如将结构主义、形式主义、接受美学、女性批评等理论中有代表性的概念置于儿童文学的视野下考察,便可明晰此点。故而,全面认识儿童文学的特殊性,填补儿童文学身后的理论盲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作为“反理论”的儿童文论不仅将促进儿童文学研究的发展,还可能为当代文论提供全新的对照点和参照系,从建构主义的角度拓宽文学理论的视野。     

“穷而后工”的源起

“穷而后工”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命题,自欧阳修首次提出以来,已得到后世诸多文学批评家的充分关注。在总结前人观点的基础上,具体分析文本,结合时代背景和具体语境,分析“穷而后工”的源起并提出个人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