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代律赋之“雅”

“雅”是唐代律赋的首要风格，唐代律赋批评体现出体制因素与艺术风格之间的密切联系。“以雅正为宗”的创作规范源自汉赋批评的“丽则”理论，进而成为涵盖唐代律赋风格的第一要义。唐代律赋之“雅”又可分为“庄雅”和“娟雅”两类风格范畴，同时在声律上也有所体现。     

唐代律赋的“雅”与“丽”——关于唐代律赋批评的两个关键词

唐代律赋的宏观评价体系仍存在着一些问题,"非律赋"式的批评方法导致律赋批评的文体特色褪化.唐代律赋体制因素与艺术风格之间的密切联系,集中体现在"雅"与"丽"两大关键词之上."雅"是涵盖唐代律赋风格的第一要义;"丽"作为另一宗,有"媚丽"和"清丽"之分;二者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丽不伤雅"的和谐统一.     

陆机陆云的赋学批评

西晋是赋学批评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浏亮”与“清”,是陆机陆云的赋学批评的核心,也是西晋赋论受玄学思维的影响,走向成熟与深化的标志。陆氏兄弟的赋学批评表现出了新的特点:“赋体物而浏亮”,在曹丕提出的“诗赋欲丽”的基础上,进一步划清了诗与赋的分野;对声韵的重视,是促使永明声律说出现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对情的感发作用的强调,则是对汉代赋学批评奉“讽谏”为圭臬的彻底突破。在继承建安、正始赋学批评的基础上,陆机、陆云的赋学批评完成了对汉代赋学批评的反拨。     

清代赋论“禁体”说

在中国古代赋学理论批评史上,至清人赋论始大量出现＂禁体＂之说,内涵赋体创作的禁忌与戒律,观其思维方法,乃以反彰正,即以＂禁体＂为＂尊体＂,对赋作提出规范化要求。而考察清人赋论禁体说的由来,又源自唐宋以来的科举考赋制度,以及其＂时赋＂（考场律赋）的流行,只是清人受古文词禁的影响,对赋体的要求不仅＂以古为时＂（以古赋指导时赋）,而且＂因时为古＂（以时赋批评衡量古赋）,并树立起以翰苑馆阁赋为代表的原古、尊唐而尚时的赋学典范。     

元明辨体思潮与赋学批评

元明时代出现的以赋学为引领的大量文学辨体论著,其内涵的赋学批评文献,以其丰富性与自觉性,昭示了这一时期赋学批评继汉晋以后开辟新纪的理论建树。这种文学辨体思潮与赋学复古的契合,呈示出一种特有的应用困境与理论新域,而以群体言说、创作拟效、辨体证伪与本色批评构建的"祖骚宗汉"的赋论思想,正与当时"一代有一代文学之胜"的文学史观相融织,代表了由"破体"走向"尊体"的赋学批评新传统。     

论赋韵批评与写作规范

赋韵作为自觉的批评,肇端于魏晋齐梁,完成于唐代科举“诗赋取士”,其间包括“韵书”的编纂和运用。考查“赋韵”由宽松到严紧,与赋史变迁相关,即赋从“口诵”到“文本”,标志赋体由听觉鉴赏向视觉鉴赏的转移;赋的声律从“方音”到“官韵”,标志了赋韵由区域渐趋统一;从“赋创作”到“赋批评”,显示出“韵”学进入“赋”学的历程,其中最突出的是由重“节奏”向重“韵脚”的转移。这一过程所标明的赋韵批评的完成,又取决于科举考赋中首重“押韵”与最忌“声病”的制度与风尚。而赋作为语言的艺术,其押韵、设辞、声势、俪语等创作特征,必然进入赋学批评视域,其论“韵”,则首在声病与赋禁,这是“韵”介入赋体的重要表现;次在赋韵与制度,这缘自赋的宫廷文学性质,落实于赋韵批评,则是由汉至唐从雅、郑乐教争锋到韵脚协律的转变;三在赋韵与气势,从而体现其音节美,这又具有辞赋章句学的意义。     

论“赋心”、“赋迹”理论的复奏与变奏

中国赋论史上的"赋心"、"赋迹"理论不大可能由司马相如提出。此理论的本义不关理义,仅作为一种文学的审美批评存在,但在后人的阐释中,却逐渐将其中的"一经一纬"与《诗经》学的"三经三纬"说相比附,将"一宫一商"与《风》、《雅》遗音相对接,从而以"诗迹"量"赋迹",认为"赋心"即"经术之心","诗为赋心"。赋以风雅为宗,据此引入诗教观点来审视赋体发展,将《诗经》学的"正变"学说置于赋体衍变程序中,赋体、赋风因此有了"正"、"变"之区分。"赋心"、"赋迹"理论的变奏,体现的是赋体之教化批评与审美批评的融汇。     

刘勰赋论及其赋学史意义

在中国赋学史上，刘勰《文心雕龙》以《诠赋》为中心的辞赋批评，首次以理论撰述的形式对楚、汉、魏、晋辞赋创作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探讨，尤其是对汉、晋诸家零散的赋论加以接受、总结与扬弃，构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明体”赋论观。在学术背景方面，刘勰《诠赋》与萧统《文选》“赋篇”的编撰有着紧密的关联；在学术统绪方面，刘勰赋论又是对陆机《文赋》之“体物”说、皇甫谧《三都赋序》绾合“不歌而诵”与“六义之一”的说法与挚虞《文章流别论》中赋学见解的继承与弘扬；在赋学构建方面，刘勰体则诗骚、立赋大体、树立经典与赋文品览的论述，彰显了对赋体论的新拓展。     

东晋赋学批评的分期及时代特征

东晋100多年间,玄言和山水是辞赋创作的主要取向.在赋学批评的理论形态上,则展现出儒学与玄学杂糅并存的色彩.强调赋是陶冶性灵、抒发怀抱之具,重视赋作声韵的和谐、文气的酣畅,是东晋赋学批评所表现出的新的特点.而本时期辞赋作家对声韵的讨论研求,更是我们探讨永明声律说以及赋的诗化和骈化所应当注意的重要参照.     

“知类”的时代——存在于子、集之间的汉代“小说家”与“赋家”

汉代是一个“知类”的时代，“家”意识觉醒。赋与小说成“家”的最大学术背景是《汉书·艺文志》将王道分崩离析后的民间私家之学和汉代众多新兴的学术重新汇聚起来，在新的统一帝国建构“新王官之学”，故以新参与者身份择“小说家”与“赋家”分别入“诸子略”与“诗赋略”，观采新王政之道。在早期中国知识学系统化的过程中，小说家和赋家又以“艺文类聚”之法，将从“类”的知识体系文学化。从知识归类视角考察“小说家”与“赋家”，既要以逆流而上的思路，由“四部”返回“七略”，在文集未炽盛之时，视二者为“一子之学”，在“新王官之学”建构体系中观其流别；也要以顺流而下的思路，观子学与文集成合流之势，觇见二者在流衍中互有交织，可资观采，又繁类成艳而“艺文类聚”，逐渐与子部疏离，进入集部视野。     

论蒙元时代"乐府文学"的流衍及元人"乐府文学"观的建构

金亡至南宋灭亡(1234-1279)前的蒙元时代,就词曲嬗递过程的文学生态而言,“乐府文学”流衍的含义系指存在着一个“亦词亦曲”的阶段;其次则指在曲体体式形成、确立后,仍复有一个词曲并行而同被目为“乐府文学”的时期。词曲的合流为“乐府”而并行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又因其所属音乐体系并非同一个,这种“并行”、“合流”也必然是阶段性的。元人广义的“乐府”观中是包含着那部分在蒙元特定时期仍然可歌的词体文学的,元人明确区分词曲的自觉意识乃萌生、形成于元代中后期。元人“乐府文学”观的建构的一个基本导向就是严雅俗之辨及其下的尊体意识,元人“乐府观”中的尊体意识最终结出的是“大元乐府”与唐诗、宋词有同等文学史地位的“鼎足论”。     

从“赋”字到赋体

<说文解字>说"赋"字意为敛,知贡赋是其本义.古时贡赋必陈之于庭,赋、敷、布、铺古同声,韵部亦同,因音近义通,故"赋"有"铺陈"之义."赋"作为"六义"之一,是诗歌的一种表达方式.<左传>、<国语>等书中的"赋诗"把"赋"这种表现手法加以发扬光大.伴随着"赋诗"这一现象的衰微,"赋"也由一种表达感情的手段转化为一种文体,即赋体.     

杜甫献《三大礼赋》时间考辨

现今学术界基本认定的杜甫于唐玄宗天宝十载献《三大礼赋》,实是千年误读。实际上,杜甫是在天宝九载冬预献《三大礼赋》的,这可从杜赋文本和当时历史文献资料得到证明。关于献赋的时间,历史上有三说天宝九载冬、十载、十三载。但自从钱谦益认为“献赋自在大礼告成之日”、“十载献赋明矣”以后,则众口一词无疑义。而钱氏之说是缺乏根据的。     

赋与骈文

赋与骈文是中国古代文学中两种各自独立的文学样式,但在审美趋向上却有着惊人的一致性,那便是贵族化和典雅化,“崇雅尚丽”是其共同的追求。辞赋作为汉魏晋六朝的经典性文体,对骈文影响最大。就发展路向而言,是赋的日益骈偶化,再到用赋的方法做文章,最后形成骈文;就其实现方式而言,则是各类辞赋日益骈偶化,然后为各体文章所利用和借鉴,最终形成骈文。辞赋不仅给予作家以突出的骈对意识,而且为骈文提供了四言、六言和骚体等各类偶句的骈对资源。     

王符的"慎微"之教及其现代意义

王符生活于东汉王朝由“盛世”转向“衰世”的变动不居的社会中,他肯定自然界的各种物体都有其荣枯盛衰的发展过程,人类社会也不断地经历着“世推移而俗化异”的过程。他认为世界上永恒不变的东西是不存在的。王符不只认识到客观事物是发展变化的,他还进一步指出事物的发展变化是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积微成显,积著成体(象)”是王符的哲学名句。他的这一哲学名句,对于克服急于求成和浮躁情绪,保证每个人走向成功之路,仍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和重要的现代意义。     

《子虚》《上林》赋的分篇及其学术意义

梁昭明太子萧统在编纂《文选》时,将《史记》《汉书》所载之《天子游猎赋》分为《子虚》《上林》两篇,后人多从之。自宋人王观国以来,不少学者认为《子虚》《上林》实为一篇赋,不宜加以割裂,所论不无道理。但从本质上讲,《子虚》《上林》赋的分篇是一种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它不仅使赋题与内容的对应更为准确,而且有效地遏制了《天子游猎赋》在先唐时期异名繁多、指称混乱的局面,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古代的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从混沌走向精确、从含糊走向明晰的历史进程。《子虚》《上林》之名行用已久,自然不宜进行更改或抛弃。     

"梦一样站立"的歌吟者--浅谈扶桑诗歌的艺术风格

扶桑20世纪90年代崛起于诗坛。作品数量不多，但特色鲜明：以“爱”为主题，展现女性特有的柔性与坚韧；以冷调风格的人格化意象表现抽象情思；以反复低回的旋律与饱满的诗歌构成张力。是真诚而精致的个人化歌唱，体现出一种从容超脱的创作姿态。     

论傅斯年的自由主义思想

傅斯年作为一名学贯中西的学术巨人,在国家内忧外患之时勇敢的涉足政治。他的政治思想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民族主义意识;二是民主社会主义的理想,三是自由主义的立场。傅斯年的政治思想正如其性格一样,充满着各种矛盾,但具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值得后人深思。     

论杜甫的送别诗

离别诗有偏于写离别之共相和偏于写离别之个相两类.杜甫的送别诗多是写极具个性的离别,采取写实的手法,深刻地表现了具体的离别情境所蕴含和牵连的种种复杂的人生体验和人生感悟,具有超越传统离别主题更深广的思想与审美意蕴,这是杜甫在送别诗写法上的新变.     

论傅玄人生道路与人格精神

(2 5 3) ,复抵洛阳 ( 2 5 4 ) ,其间亦参与了平王凌( 2 5 1 )和击东吴 ( 2 5 2 )等战事。到高贵乡公正元二年 ( 2 5 5 ) ,傅玄追随司马昭长达 7年之久。司马昭进位大将军并独览朝政后 ,傅玄转为温县令。温县 ,地近京洛 ,又是司马氏的故乡。过了 6年 ,迁为弘农太守 ,领典农校尉。元帝咸熙元年 ( 2 64)三月 ,司马昭进爵晋王 ,七月 ,傅玄被封为鹑觚男 ,返回洛阳。第二年八月 ,司马昭病卒 ,司马炎嗣位晋王。据《晋书·傅玄传》记载 :“武帝为晋王 ,以玄为散骑常侍。”从正始十年 ( 2 4 9)司马懿发动“高平陵政变”到咸熙二年 ( 2 65 )司马炎嗣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