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危机下我国基层社区治理与公众认知的关系研究——以XX县XX镇基层社区疫情防控为例

随着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发展,全球化和信息化风潮日益加剧,潜在社会风险一般不容易被人们感知和识别,而显性的社会风险往往表征为突发公共事件,造成不同程度的公共危机.文章以XX基层政府疫情防控与公众对社区治理的感知度为研究对象,运用文献分析、数据分析与建立模型等手段,对面对重大公共危机事件时基层政府的行政执行力与公众感知度之间的关系进行定性与定量分析.通过数据分析得知,政府能力建设与公民公共危机了解程度高度显著;基层政府建设与公民对疫情防控主动感知的交互作用影响公民对疫情防控的了解程度;基层政府公共危机中的行政能力建设与基层政府行政效能高度显著;基层政府行政建设能力对公民疫情防控了解程度的中介作用受公民对疫情防控主动感知的调节.结论:政府在公共危机中要想提高公众的认知度与满意度,应完善信息的流通反馈机制,注重与公民之间的双向互动,健全科学的危机反应机制以及建立信息多元评价体系.     

政府信任的概念测量、影响因素与提升策略

如何构建和维持政府信任是公共管理学者和实践者关心的重要议题。政府信任即政治信任,是公众与政府互动过程中对政治制度与政府行为的一种心理预期。综合来看,政府信任的测量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直接通过公众对政府持肯定或否定态度测量,二是间接通过其他态度(如对政府工作的满意度)测量。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有社会人口属性、政治、政府、经济、社会、文化等六个方面。改善政府信任需要深化政府改革、提高公众满意度;改进政府绩效、提高行政效率;改善政府形象、打击官员腐败;积累社会资本、提高社会信任。     

搭建人文关怀的社会平台--从公众需求看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

公共空间是随着现代公民社会的产生而出现的,是现代化的产物,是社会进步的表征。与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不同,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能彻底改变过去那种事实上的单向传播(灌输)模式,使双向对称传播(互动)得以落实,从而真正成为公民与政府、政权政治与政权外政治联系的桥梁与纽带,即通过体恤民众,满足民众的精神诉求,培养民众作为现代人应具备的自主意识和责任意识,在沟通协调中促进政府与公民相互间的了解、理解和信任,争取公民对政府的自愿合作与对政治的自觉认同,在社会上树立起公共精神品格,使自身成为引导民众、促进民主的"文化场"。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既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又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与发展: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更为关注人本身,更有利于满足人们的交往需求、尊重需求与认同需求;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着眼于让公众舆论发出自己真实的声音,更有利于满足公众政治参与的需求;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更为关注人的生存与处境,更有利于公众缓释精神压力,增强社会联系。     

新闻体制的变革与政治传播的调适

政治传播是政府发布公共信息、传播意识形态和引导公共舆论的重要手段。在计划经济年代,我国媒体被简单地当作“工具”和“喉舌”,新闻事业唯一的任务就是宣传意识形态。改革开放后,媒体的主体性得到承认,媒体的功能变得更加多元,舆论环境变得更加复杂。面对新闻体制出现的重大变化,政府的政治传播必须要做出相应的调整：缩小媒体行政管理的范围,主动公开公众需要的政务信息,习惯在舆论随机监督下行政,并为公民直接的政治参与打开制度性渠道。政府只有转变了政治传播的思路,才能更好地与群众沟通,营造出一个健康、有序、和谐的舆论环境。     

公共危机管理中的政府公共关系——以汶川地震为例

2003年的非典标志着中国政府危机时代的到来。由于经济和政治全球化的进程,使得公共危机成了当今世界所共同面临的问题,政府在危机中的一举一动都会受到公众极大的关注。在公共危机中,如何运用政府公共关系及时有效地处理危机事件已经成为对我国各级政府的重大挑战,这既直接影响着我国政治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又关系到政府在民众心中的公信力和影响。在新的时代背景和要求下,政府对公共危机的有效处理对于提升政府在公众的公共关系有着十分重大的作用。     

试论公共决策的科学化

公共决策科学化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步骤,公共决策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着公共资源运用是否合理,人民的利益能否能够顺利实现.这就要求不断完善公众参与、专家论证和政府决策相结合的决策机制,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和正确性.     

宗教与现代公共治理的互动剖析

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宗教,对当前各地区、各民族、各国家都具有很大影响,也对价值判断、组织结构、公民社会、政治与民族关系,都将产生不可估量的巨大影响.在公共管理日益成为管理新范式的今天,宗教与现代公共治理也存在密切关系.宗教是影响社会乃至政府的因素之一,宗教带给每个人未来无穷尽的希望,能净化人们心灵,而且在维持社会稳定、全球事务方面也会产生很大影响.反过来讲,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政府都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来鼓励宗教进步,同时对宗教中的一些不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因素加以限制,使宗教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宗教与公共治理是一个互动的过程.     

大众传媒:公共领域构建中不可或缺的力量——关于公共领域构建过程中大众传媒公共责任的理性反思

民主政治是民意政治。公共领域是民主社会的重要标志,也是民主社会运行不可或缺的条件。在现代民主国家中,大众传媒不仅有义务告之公众发生了什么,对公共问题进行议程设置,而且也有义务呈现公共议案,为社会公众的公共讨论提供平台。大众传媒不仅应该保持包容性与开放性,而且应当保持公共议案的可竞争性以及公共理由的可理解性与可接受性。作为民主社会公共领域构建的主导性力量,大众传媒具有公共责任对政府施政行为提出公共质疑,进行公共监督,使公共权力得到合理的公共运用。     

未来政府十大变化

各国政府在未来几十年里将进行彻底的变革，不过未来政府的许多组成部分现在已经在运转中。 １、综合服务 未来的政府将为公众提供综合服务，而不是像过去工业时代的政府那样通过各自独立的政府机构提供个别服务。我们看到政府正在提供一种人们能通过它获得公共 服务的单一窗口。葡萄牙的ＩＮＦＯＣＩＤ系统通过单一窗口向人们提供１５项社会服务。公众只需前往一个电子地址就可以获得这１５项服务提供的帮助。 爱尔兰和澳大利亚正在进行雄心勃勃的计划，即通过一个电子窗口为公众提供多种综合服务。 ２、建立一个自助式政府 各国政府正努力…     

公共舆论的同质化及其心理根源——基于网民调查的实证分析

我国的舆论引导政策假定公众的舆论倾向由其所接收的信息所决定。在信息传播相对自由的新媒体时代,公众舆论倾向的形成不同于传统媒体时代,其更多地由公众自身既有的意识形态立场和诸如威权人格这样的心理特质决定,而作为外在因素的信息的影响力则比较有限。基于中国网民调查数据,对公共舆论的结构及影响因素进行的分析研究发现,当前网络公共舆论在结构上呈现出同质化倾向,即网民群体在一系列政治、社会议题上都出现了基于意识形态立场的态度分化。对舆论倾向形成原因进行分析后发现,信息接收虽然在多数政治社会类议题上对公众的态度具有统计上的显著影响,但相对于意识形态、威权人格而言,其影响力更弱,且信息源不同,影响力也有差异。     

试论构建服务型政府理论依据及其现实必要性

从理论上看,“服务型政府”作为一种新的政府治理模式,是由西方的“主权在民”和我国的“为人民服务”思想或理论决定的。从实践来看,世界经济一体化、加入WTO、全球政府改革浪潮以及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矛盾的凸现和各种突发事件的增加,构成了建立服务型政府的外在压力机制和内在动力机制。这种“理论的依据”和“现实的需求”,就使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建构成为一种必然。     

微博活力根系推动社会生态文明建设

我国目前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着诸多困境,党和政府也强调大力推进惩治和预防生态破坏的制度机制建设,并相继出台了生态文明建设的部分举措,但其效果不尽人意。除了制度机制的原因外,缺乏广泛的、行之有效的民主监督舆论和全民共建也是原因之一。微博作为民众参与社会民主建设、廉政建设、文化建设、思想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平台的快速发展和迅速普及,可使中国百姓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和舆论监督的直接参与者。加拿大某报也形容“中国微博正从单纯的社交工具变身成为舆论监督利器”。微博活力根系推动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已成为社会法制建设的一部分。     

廉政文化建设的功效与体系分析

大力推进廉政文化建设,是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的反腐倡廉基础工程,是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民心工程,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重点工程,是传承优秀文化、增强民族凝聚力的民族工程,廉政文化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从舆论体系、思想体系、道德体系、教育体系、管理体系、法制体系等六个方面作了廉政文化建设的体系分析。     

政府社会治理现代化：现实挑战与政策选择

政府社会治理现代化意味着治理目标现代化、治理手段现代化和治理方式现代化。其价值在于促进政府的政治合法性,提升社会治理整体水平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我国政府社会治理现代化面临着三个方面的挑战：一是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多元化利益诉求的挑战;二是新兴媒体发展带来的民主政治诉求的挑战;三是工业化、全球化及风险社会带来的挑战。为应对挑战,政府应当做到：更新管理理念,转变政府职能;培育社会组织,加强合作共治;完善公共财政体制,促进公共服务提供;完善公务员制度,引导公务员转变观念和行为;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构建科学高效的社会安全体系和社会风险预警机制。     

构建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的三维视野

执政合法性问题是关系政治秩序的稳定性和尊严性的重大问题,直接决定政权的获得和巩固,是执政党不能回避的根本问题。为此必须确立顺应民意的科学的绩效观,维护人民的利益和促进大多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构建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群众基础;塑造法理型权威,建设法治型政府、参与型政治、责任政治和程序政治,构建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制度基础;同时要保持意识形态的与时俱进性,强调主导意识形态的优势,不断开拓现代意识形态资源并增强意识形态的包容性和亲和力,完善和优化政治社会化的方式,以构建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价值基础。     

新中国初期中共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举措与经验

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处理彰显着一个政党的资源整合与分配能力。新中国初期，各类突发性疫病肆虐，威胁着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中国共产党整合组织资源、思想资源、群众资源等执政资源，沉着应对，汇合成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实现了对突发危机事件的高效处理。这一实践表明，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要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整体功能，强化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以高超的政策水平和高效的执政绩效，遏制疫病的大规模流行，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消除恐慌，切实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     

王安石风俗思想简论

王安石关注现实社会与风俗变化的联系,其集结点就在“流俗”,或称“流行于世的时俗”,是社会发展中种种弊端。其风俗思想与他的改革事业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是他政治思想、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风俗思想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其风俗思想的核心在于济民,在于安业,通过社会发展中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包括思想建设的相互协调．形成美俗、良俗,直指时弊,即“流俗”。其风俗思想既有密切联系社会现实的时代性与实践性。又有博取众收,对传统文化包括风俗文化的理性审视．经过深入思索所作的批判总结,表现出其风俗思想的独立性、完整性。     

“两型社会”建设中的政策俘获危害性及对策——以武汉城市圈建设为例

在转型社会背景下开展的"两型社会"建设必须要考虑其特定的历史时空背景。当下的社会转型,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的步伐还没有完全一致,这表现为: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取得较大的进步,市场和社会力量得到较大发展,而政治体制改革步伐相对滞后,政府的权力集中仍较为严重,政府仍然掌控着社会中最多的资源。这种政经体制改革的时差,使得市场和社会对政府俘获的可能性大大增强。如何防止政府被俘获,偏离其应有的公共利益价值取向,是我们在"两型社会"建设过程中必须要注意的问题。     

"规制——服务型"地方政府:定位、内涵与建设

20世纪的最后20年,中国基本完成了向"经济建设型"政府的转型,并开始着力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当前,政府发展的双重历史任务要求正视地方政府管理中对法的"政治定位"的理解和管理体制的"职责同构"问题,树立"以公共服务为导向,以规制治理为手段"的理念,将资源更多的配置到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领域,并给予社会公正以更多关注。通过施政创新,建设具有时代特征和民族特色的"规制-服务型"地方政府,实现社会发展、政治发展与政府发展、公共行政发展的良性互动,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