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孟子的“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

孟子提出的“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可以说是目前我国先秦文学批评和文学鉴赏的最早的方法论,它是孟子对先秦文学理论领域的独特贡献。本文力图探求“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说的真正内涵及其辩证关系:即阅读理解作品应在读者正确把握其内容的基础上,推求作者的写作目的;并联系作品的时代和作家的思想,针对不同作品的不同背景作不同的分析,从而使读者对作品的批评与鉴赏更为准确,更为全面。     

《孟子》与古代诗学精神

《孟子》对古代诗学精神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大方面。仁政王道的政治理想直接促成了古代诗学的现实主义倾向,性善论则与温柔敦厚的《诗》教说具有内在的一致性,知言养气说是文气论、文德论的重要理论源泉;以意逆志、知人论世成为后世文学批评的重要方法论。     

论"知言养气"说的理论内涵及其文本接受思想

在孟子"知言养气"说中,"知言"与"养气"二者是互为前提、互相影响、互相作用、辩证统一在一起的,它们蕴涵着丰富而深刻的文本接受思想,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留下了深刻的痕迹.     

王船山对《孟子》“知言养气”章的诠释与其对孟子为学工夫的阐发

《孟子》的“知言养气”章,对于我们理解与把握孟子的为学工夫至关重要。明清之际的学者王船山从历史背景、全篇文本脉络、各段论说的义理层次与思想意涵、以及个别词语的训解等方面,对此章做出了诸多独特的诠释。此外,船山基于对理学朱子与阳明为学主张的反省,通过重释孟子“知言”与“养气”工夫的次第与内涵,对于重构儒学的工夫体系,也提出了自己的设想。     

孟子文论补略

关于孟子的文论思想,目前谈论较多的还是他的批评论:知人论世、以意逆志、养气知言,有关他的 本体论、创作论思想:诗以言志、乐不可已、言近旨远,则直到今天仍然较少人论及。这样的缺憾不仅影响到 了我们对孟子文论的全面理解,而且也使我们对孟子批评论的理解表现的很不深刻。     

试论明清时期古代文论“养气”说的理论发展

明清文论的“养气”说是中国古代文论“养气”说的全面发展和丰富深化阶段。这一时期“养气”说的重点集中在明道积理、读书积学和临文创作等主要方面。明代家濂等人论“养气”。提倡儒家道德修养和理论修养，有重道较文倾向。清代魏禧等人结合“气”与“才”“理”等关系论“养气”，表现出向唐代韩愈道艺双修的“养气”说的复归。何绍基等人将“明道养气”与培护“真性情”联系起来，重发扬创作个性，是传统“养气”说的深化；明代许学夷、谢榛，清李重华等人发展了宋元以来的读书积学以“养气”之论，重视作家性情品质的陶冶和艺术可能的锻炼，突出了“因性以练才”和“习亦凝真”的思想；明清文论“养气”论的发展趋势之一是向临文创作回归，沈宗骞、章学诚、林纾等人都结合文章气势的创造来论“养气”，提出了一些新观点。     

古代文论"养气"说之流变

“养气”说源于儒、道哲学上的“养气”论 ,是古代文论的重要学说之一。古代文论“养气”说的发展可以分为先秦两汉、魏晋六朝、唐宋元、明清等四个历史阶段。在历史发展中 ,“养气”说形成了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 ,涉及到作家道德人格之修养、创作心态之培养、艺术才能之习练、艺术个性之发扬、人生阅历之增广等一系列重要理论问题。     

论孟子引发的文学批评命题

孟子所提出的“养气知言”、“论世知人”和“以意逆志”等三大命题,本是先秦的儒学理论,后来成为中国文学批评的基本命题。本文对如何理解这三大命题,提出一些新的看法。     

论孟子论辩的战略、战术和技巧

孟子以“好辩”、“善辩”著称。其“好辩”，是由于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时代风气使然。其“善辩”，则不仅得力于其灵活多变的论辩技巧，更得力于其具有针对性的论辩战术，尤其得力于其“养气”、“知言”的论辩战略和浩然正气的人格力量。     

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传统诗学探源─—关于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诗学观点与传统诗学观点的相关性比较

本文通过对文艺反映论与“物感”说、文艺服务论与“言志”“载道”说、主体修养论与“养气”说、典型化论与“形神”说、两结合论与“奇正”说、动机效果统一论与“以意逆志”“知人论世”说以及推陈出新论与“通变”说等几个方面的相关性比较，论证了毛泽东文艺与我国传统诗学之间的文化渊源关系。作者意在说明，毛泽东文艺思想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它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我国传统诗学进行创造性转化的产物。     

论"十字气论"对现代歌唱艺术的指导

本文通过对元代声乐理论家燕南芝庵<唱论>中的气息理论的分析,论述了"十字气论"的科学性.同时,结合现代声乐作品的实例分析,指出在今天声乐教学与声乐表演活动中发挥这一运气理论指导作用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     

春秋之际以诗言志的文学批评论

春秋之际以诗言志的文学批评,自《尚书》提出"诗言志",《周礼》提出"诗六义",到吴三公子季札的"闻乐而论",再到孔子的"兴观群怨",孟子的"知人论世",庄子的"虚静物化"等等,先秦时期知名论者给我们留下的丰富而又宝贵、零散而又庞杂的关于文学批评的经典言说和著论,表明了对文学批评的看法和主张,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文学批评的人文传统与创新精神。     

《唱论》声乐导向探析

运用现代声乐理论理解、分析我国最早出现的声乐理论专著——元代燕南芝庵纂写的《唱论》,研究其在我国民族民间歌唱艺术理论历史进程中的地位、作用及我国民族声乐艺术的发展轨迹。     

论庄子的自然观与其"三言"表达方式的统一

庄子的万物齐一、因任自然的自然观,决定了《庄子》一书行文表达上采用了“三言”的形式。这种独特的表达方式,使作品产生了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寓言”,“借外论之”,借寓言以论“道”;“重言”,借重“往古佐证”以申明具有现实意义的思想学说;“卮言”则为“无言之言”,是庄子表达“道”的“言”之最高境界。庄子的自然观与“三言”的表达方式的高度统一,正是庄子“以天合天”思想的具体体现。     

曹雪芹、脂砚斋关系探微

脂本、脂评是新红学的命根。胡适将脂砚斋与《红楼梦》作者画等号,周汝昌指为曹雪芹的续弦妻,书中的史湘云。根据脂评深入探考芹、脂关系,应该指出脂砚对《红楼梦》不甚了了,是非好恶亦不同于曹雪芹;他干扰雪芹的创作并窜改《红楼梦》原稿;在评本中故意隐去原作者,凸显自己,企图将自己定位为“红楼梦的主人”。本文反对佞脂,但也反对妖魔化、虚无化脂砚斋。脂砚欣赏曹雪芹,供养他写小说,并保存《红楼梦》大部分原稿,在红学史上应有其地位。     

《论衡》的文学观

王充《论衡》继承了先秦以来的杂文学观念,对"文"进行了广泛的论述,从"天文"到"人文",从广义的纹理色彩之"文章",到相对狭义的文字著作之"文章",层次不一,含义广泛。在杂文学观念的基础上,王充还对"文"与"质"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既继承了先秦以来"人学文质论"的思想,又开始了"文学文质论"的探讨。他提出的"五文"说,对后世文体理论的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五代入宋文人对宋朝儒学振兴及文化事业的发展所做的贡献——以名儒杨徽之为个案研究

杨徽之是五代入宋的文人,他精通儒典,学问广博,品德高尚,被周世宗选拔,入宋后受知于宋太宗,建议宋太宗崇尚儒学,为太宗所赞赏。后又成为宋真宗的潜邸文臣,担负辅导教育真宗的重任,提高了宋真宗的文化素养,真宗即位后继续辅导真宗,积极举荐文人,培养后辈人才,为宋初儒学的振兴及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孔子所说"知仁勇艺"的心理与教育内蕴

孔子所说的“知仁勇艺”,既与教育有关,也同心理相符,即“知”(智)相当于智育、认识;“仁”相当于德育、情感;“勇”相当于体育、意志;“艺”相当于美育、艺术心理。四者既是四特征的人格结构理念,又是四因素的全面发展教育理论。孔子从知(智育)、仁(德育)、勇(体育)、艺(美育)的意义与目的、内容与任务、途径与方法等方面作了论述和分析,提出的观点和举措,至今仍有一定的生命力。     

文学史中的“黑洞”——以食指诗歌研究为例

文学史写作中有时存在一个模糊、任人评说且具吸附力的"黑洞"空间。食指的诗歌是否为"地下诗歌"?他的诗歌是否真正影响到一代诗人?通过对目前具有代表性的诗歌史和个人写作的文学史梳理,笔者发现论述当中对食指诗歌的传播广度,"第一人"之说、"地下诗人"等说法都存有偏颇,有必要置于历史场域考察食指的写作。经过社会调查与分析指出,文学史材料引用与评价中存在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     

解读《指物论》

通过逐层剖析公孙龙《指物论》,认为该文的本意是指:事物的名称以及人对事物的陈述之“指”,皆可以为“非指”,而作为人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所处的社会地位及其职责,即“名分”之“指”与前者不同,它是与人俱生的;因此,“名分”之“指”不可为“非指”。公孙龙作此文的目的在于为“礼崩乐坏”下的“名分”正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