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预防犯罪的思想

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商鞅以消除社会犯罪现象为法治的目标,他以法律预防犯罪的思想系统、完整。在心理层面,强化人们对犯罪的畏惧感,消除犯罪脱刑的侥幸心理,建立法律公平感,培养人们对法律的心理亲和性和主动守法意识,利用功利心理诱导人们循法行事。在理性层面,普及和强化法律认知,达到人人“自断”。最终在行为层面,使社会成员皆能自律、自治,以至“天下无刑死”。商鞅尤其重视防范官吏犯罪,提出了一些独到、深刻的见解和卓有成效的措施。商鞅预防犯罪的思想也存在着明显的缺失。     

秦后法家及其发展变迁

秦后法家是指自秦朝灭亡以后一直到清朝末被史家列入法家的那些人物和著作。它包括刑名法家、治狱法家、校订法家和注释法家四种类型。这四种类型大致反映了法家在秦朝之后发展的几个阶段 ,即汉初的刑名法家、汉中期以后主要发达于宋明的治狱法家、唐代及其以后的考订法家、清代的注释法家。从这四个阶段的前后相继中 ,可以看出法家从站在法律之外的治国之道到着眼于法律之内的条文注释的演变 ,从自成一家的法治学说到可以归属于任何一家的律学 ,从而结束法治学说历史的变迁     

略论先秦时期儒家与法家对法的认识

先秦时期儒家与法家从不同的阶级立场出发,对法的概念与内容作了不同的解释.这两种观念的对立、冲突与融合构成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发展历史,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具有深远的影响.儒家重视德礼,强调执法人员的品质,法家重实践,强调法的强制性、适时性,都对我们现代社会司法改革,提高法官个人素质具有极大的借鉴作用.     

论秦律中所见的家族法

瞿同祖在《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中认为中国古代法律的主要特征表现在家族主义和阶级观点上 ,这是中国法律儒家化的产物 ;秦汉法律为法家所拟定 ,纯本于法家精神。法律之儒家化汉代已开其端。儒家有系统之修改法律则自曹魏始。这种观点影响很大。实际上 ,中国法律的主要特征在秦律中已基本确立 ,并为后世所承袭 ,两千年来并无本质的变化     

法家的"法治"思想辩析

法家的“法治”思想是中国传统法律思想发展的高峰,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在现今正致力于法治建设的社会语境下,“法治主义”又成为学术界和实务界热门的语汇,先秦法家的“法治”思想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通过对法家所提出的“法治”思想的理论基础和特色的分析,指出这种“法治主义”实质上是一种极端的人治,与现代法治理念有着根本的区别。     

法家法治与君主专制的内在矛盾

由于君主专制观念根深蒂固,又由于法家法治思想本身的缺陷,因此法家的法治思想不可能产生出现代法治诸如平等、权利、民主等观念,从而也不可能否定君主专制。这样一来,法家的法治与君主专制的矛盾在法家法治思想内就不可能得到解决。要克服法家法治与君主专制的矛盾,就必须将包括君权在内的整个国家权力纳入法律的调整范围内,通过法律的治理使国家权力转化为法律权利。     

秦律中家族法的社会基础

按照现代法学的观念, 社会不应该因为受害客体的不同, 而对犯罪主体的惩罚出现差异, 可是中国古代法律对家族内部的犯罪却有不同于非亲属间侵害的明确规定。瞿同祖先生在其名著《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说: “中国古代法律的主要特征表现在家族主义和阶级概念上, 二者是儒家意识形态的核心, 和中国社会的基础, 也是中国法律所着重维护的制度和社会秩序”, 而他又在书的附录《中国法律之儒家化》一文指出: “秦汉之法律为法家所拟定, 纯本于法家精神。……法律之儒家化汉代已开其端。……儒家有系统之修改法律则自曹魏始。”①这明确告诉…     

法家政治思想研究二十年

法家是先秦诸子百家中重要一派 ,其思想对此后中国社会的影响极为深远 ,战国时秦国能在诸雄争霸中胜出 ,吞并其他六国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秦国采纳了法家的政治主张。公元前 2 2 1年统一的秦帝国的建立 ,也就标志着法家思想上升到国家意识形态的地位。虽然秦政苛暴 ,二世而亡 ,法家学派也随着秦的灭亡而烟消云散 ,但法家思想 ,尤其是其政治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并没有随法家学派的灭亡而消失。法家所设计和缔造的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体 ,从秦一直沿用到清代。历代封建王朝一面标榜儒学 ,一面又不得不暗中推行法家的治国之术 ,即所谓“…     

新时代中国法律与社会探索——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评介

<正>中国古代法律脱胎于先秦诸子的法家思想,经过几千年的发展,逐渐形成了规范而丰富的法律体系。它的许多内容对于现代我国法律的完善与创新具有重要作用,值得我们去研究。瞿同祖著《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是较为全面系统地梳理中国古代社会和法律的经典作品。全书共六章,约27万字,力图概括中国古代法律的特点,借鉴其合理内容,在新时代背景下对中国法律与社会的探索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为新时代的中国法律构建和谐社会提供     

商韩法家思想与传统帝政专制

法家是中国传统帝政专制的建立者与捍卫者，在实际上完成了中国传统国家政治制度的规范化与制度化。传统中国专制社会的君王权术和官僚体制、整体主义以及帝政经济体制都直接来源于法家。中国传统帝政专制社会下的“法令”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恰好与法律发生学是一个逆向的过程，它是以帝政专制统治为基本出发点的社会生活群体性行为规范，以道德伦理和刑罚手段为制度保障，实现传统专制社会整体秩序。因此法家的本有理论和现实制度并非是本土法制的理论基础，相反是中国现代本土法治的对立面。     

汉代私有财产权制度的历史演变及法律保护

私有财产制的意义在于维护个人尊严,构建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汉代是中国古代对私有财产权最为重视的时代,由于受先秦法家思想的影响,汉代形成了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观念。汉代对国家财政权和帝室财政权的公私之分,允许子孙别籍异财,扩大了私有财产制度的基础。汉代继承了先秦法家重典惩治盗贼的传统,对各类侵犯私有财产的犯罪予以打击;在民事法律方面,制定了买卖、借贷、家庭财产继承等方面的法律规范,以保障私人的财产所有权。     

论海瑞唯求合法不恤流俗的精神

中国传统社会既有着朝廷成法，又有乡俗、常例等具有法律效能的地方习俗。海瑞一反官场常规，在地方任上，没有委蛇于两者之间，以便使朝廷和地方士绅的利益都得顾及。他将先秦法家和宋明新儒含有的理性主义成分体现到其制定的规条和施政之中。本文拟对海瑞不恤流俗，但求...     

韩非法律信用思想基石及其建构

良好的法律信用有利于法律的实施。先秦法家代表人物韩非的思想体系中体现着对法律信用的推崇,其法律信用思想具有社会基础、人性基础、理论基础、制度基础和实践基础,并通过立法、司法、法律监督、技术保障、法制教育来建构。韩非建构法律信用思想对当前法治的借鉴意义在于:法律信用的构建要靠法律内在条文的和谐以及依法执政、公正司法和普遍守法来实现。     

章太炎法律思想初探

章太炎法律思想初探王玉华在传统中国的法律思想中，存在着儒家自然法与法家法律实证主义这两种对立的思想体系，章太炎由于特别推崇法家的学术①，所以，他的法律思想便也带有浓厚的实证主义色彩。章太炎虽然不是一个伟大的法学家，但在晚清新律改定活动中，章氏通过对中...     

论孟子法律思想中的人民性因素

先秦时代,儒家与法家对峙。法家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法律主张,极为偏激地攻击儒家是“以文乱法”、(《韩非子·五蠹》),‘说儒家讲“礼治”就是不要法治。其后封建社会的和资产阶级的学者,由于世界观的局限,也不能正确评价儒家的法律思想。这些问题近几年虽已在法律史学界引起重视,并作了许多正本清源的工作,但仍需继续深入研究,本文即试图过对孟子法律思想的考察,对此做一点粗浅的探索。     

周作人对法家暴力文化的批判

用作人是"五四"时期为数不多的几个始终对法家思想保持高度警惕的思想家之一,但用作人的这一立场始终未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本文认为,用作人对法家暴力思想、三纲主张、法家化"酷儒"的揭露与批判,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抓住了中国现代化之所以长期裹足不前的关键,值得后人重视,尤其是在认识争总结五四思想成果时,忽视用作人的思考是不明智的.     

变法乎？不变矣！ ——《商君书》中的变法思想

中国法治之路不仅仅要靠对国外法律的移植，还有继承自己历史传统中法律思想的一面。试图通过对先秦法家经典文本《商君书》中有关法律思想的梳理，提出《商君书》中的变法思想实为僵化法律之举，旨在说明对于社会相当重要的法律不是任意变更的，必须以正当的价值为基础，否则仅以形式与数量为表征的立法只会进一步地阻碍和困扰人类法律文明的进程。     

反思中国古代重刑主义

重刑主义源于对重典治国的迷信,性恶论和法家思想是其理论根基.儒家的政治架构与法家的重典理念在刑罚制度上形成了外儒内法的制度合流,具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中国法律近代化走到今天仍需反思这个问题,确立个人权利、建立包容制度环境是抛弃重刑主义的必由之路.     

变法乎?不变矣!--《商君书》中的变法思想

中国法治之路不仅仅要靠对国外法律的移植,还有继承自己历史传统中法律思想的一面.试图通过对先秦法家经典文本<商君书>中有关法律思想的梳理,提出<商君书>中的变法思想实为僵化法律之举,旨在说明对于社会相当重要的法律不是任意变更的,必须以正当的价值为基础,否则仅以形式与数量为表征的立法只会进一步地阻碍和困扰人类法律文明的进程.     

从“人情”到“国家”——晋法家政治伦理内在逻辑脉络

法家的伦理思想几乎全部针对于政治,而晋法家作为法家的核心代表,其思想对于中国古代政治伦理的建构有着奠基性的意义。从历史上看,晋法家强调政治的起点是人的自然属性与基本欲求构成的"人情",而最终目标则是要确保国家和社会的整体秩序,由此也就构成了中国古代具有理性主义和国家主义倾向的政治伦理理念。这一理念对于中国古代的政治实践产生了重要、深远的影响,也是人们将中国古代政治称为"阳儒阴法"的重要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