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五四"研究范式的转换

"五四"研究与评论是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中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素来为学者所重.对"五四"作意义疏解,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话语方式,而当代若干青年学人的思想研究,则体现了一种全新的研究范式转换,其中的评论方式已挣脱了旧有的政治宣传模式,将"五四"研究提升到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讨论层面,从而拓宽了"五四"研究与评论的学术空间.青年学人"五四"研究的这种学术进步,毫无疑问应得到相应的重视与评价.     

"五四"传统与新时期女性文学

"五四"时期启蒙主义的现代性信仰并没有提供一套性别语言,使研究者能够在启蒙思想内部描述出妇女问题的意义和价值.事实上,"五四"启蒙主义思潮对中国新时期女性文学的影响是综合、复杂的它一方面赋予此期女性创作以"人"的主体精神的高扬,另一方面却也同时规定了女性问题提出的限度.     

论教育家冯友兰

本文从实践、思想、贡献三方面论述教育家冯友兰.认为冯友兰始终在传播和维护"五四"以来由蔡元培所倡导的"学术至上"、"为学术而学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教授治校"传统.认为除培养一代又一代哲学与哲学史专家学者以外,冯友兰在教育方面的主要贡献是倡导并促成在全国独树一帜的清华学派.认为清华学派的特征是中西贯通,古今融汇,兼取京派与海派之长,做到宏观与微观结合,在此基础上进行"释古"与创新,既合理解释传统文化,又努力创造新的文化.认为清华文科的这一共同的学术风格是在文学院时期才真正形成的.     

“毁灭意识”和“自我表现”——对五四时期一种“自我表现”式态的考察

"五四"时期是一个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产生突变的非常时期.经由这一时期,整个中国的思想、政治、文化、心理都产生了巨大而又深刻的变化."五四"时期思想文化意识的突变集中表现在对已往一切封建思想、文化意识的否定、反叛和对人——自我的发现、张扬.这是"五四"时期整个思想文化意识领域内始终回荡的核心主题."五四"的这种时代精神和社会心理,尽管同"五四"时期的文学主题之间并不呈现为一种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但"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在这种"精神的气候"影响下,"五四"时期的文学不论是问题小说、教育小说,还是婚恋小说、叛逆小说,其内容的深层,都包隐着这种"毁灭精神"和"自我张扬"的内涵.     

"五四"时期妇女解放思想主流及其影响

"五四"运动开创了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新纪元.它之所以能形成大规模的妇女解放思潮,其原因在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以及推翻封建制度的客观要求."五四"时期的妇女解放思潮,不仅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对当今我国妇女运动也产生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旧题新作:寻觅文学史意义上的时间与存在

受到正统文学史叙事的影响,学界对当年的"文白之争"往往满足于粗疏笼统的"文言反动""白话先进"的对立判断.其实,"五四"的思想故事绝不是仅靠一家之言就能撑起的历史叙事,而需要以"群言"的方式对细节进行不断填充.《重撰"五四":在语义与场域之间》摒弃了单一历史主体的正统叙事,通过呈现"五四"场域中多元主体的思想表达与文化...     

论"五四"文学个性化理想形成的内在规律

"五四"作家对理想的选择具有明显的个性化特征.启蒙理性的怀疑、批判、否定的精神,是建构"五四"文学理想个性化选择内在机制的灵魂.在理想与现实出现悖谬时,由于受到启蒙理性精神的牵制和规约,"五四"时代个性化理想的虚幻性与文本中的现实性往往构成相互依存又相互解构的矛盾体,直面现实的理性精神和超越现实的理想主义啮齿相合,是形成"五四"文学绚丽多姿文学景观的内在动力.     

唤起民族新生的主体觉醒——晚清至"五四"新文学重塑"中国形象"之演化

晚清至"五四"新文学对"中国形象"的重塑,寄寓了现代中国人对建构与现代文明相吻合的新的民族国家的激情、想象、企盼和忧思,传达出近代中国在驶入现代化发展轨道之后,渴望摆脱贫困,迈入富裕、富强、自由、先进的民族之林的心理欲求与"改造国民性,重铸民族魂灵"的思想文化诉求.特别是"五四"新文学对"中国形象"的重塑历程,既不像晚清那样热情冲动,也不像民国初期那样忧伤哀婉,而是试图在更为广阔的现代性视野中,获得对如何重塑"中国形象"现代性意义的建构.     

梁启超的民权思想与其“新民”理想观

梁启超思想复杂多变,既有反复之处,也有精进之象,其坚持民权思想则是一以贯之的.他明确地将民权与御侮救国,即思想文化上的启蒙同现实的救亡图存有机结合起来,这表明其本人的思想已经超越了维新范畴.他把国民与奴隶予以区分,致力于使民众彻底根除"奴隶性"、抛弃"奴隶行",而成为国民.后来"五四"新文化倡导者展开国民性讨论,揭露和批判国民的劣根性,实际上是对梁启超这一思想的发展.他的"新民"理想观其实比康有为的"大同"理想,更有理论深度,更有历史意义.     

"转过身来"的"韦护"——论晚年丁玲的杂文创作

晚年丁玲肯定知识分子的独立思想和启蒙价值,鼓吹文学的"真实性"和"批判性"原则,导致了对杂文创作的重视.在内容层面上,其杂文创作以"反封建"为其思想线索,以社会问题和文艺界问题为言说重点,大胆揭发问题、针砭时弊;在形式层面上,则通过采用"谈话"式的自然语调和"谈话"式的直白语言,自觉追求"劲捷直白"的风格,较好地实现了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晚年丁玲的杂文创作继承"五四"社会批评和文化批评的传统,表现出了直面现实、干预现实的"韦护精神".     

重审"五四"白话文学理论

在语言作为思想本体的层面上,现代白话与古代白话有质的区别。"五四"白话文学运动的发起者们并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现代白话的现代思想性质,他们关于提倡白话和废除文言的理由并不具有根本性,他们是在语言工具的意义上发动新文学运动的,但却意外地导致了思想革命。"五四"白话文学运动从根本上不同于晚清白话文运动和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大众语文运动。     

“身道”视野下的李贽和法家

李贽思想与法家思想究竟是什么关系?回到中国古老的<周易>中的"身道"思想考察可见,虽然二者同为对"身道"的肯定,同为对身体"原罪"的颠覆,李贽却在坚持身体欲望合理意义的同时,大力提倡身体的"无欲之欲"的"情"之于生命的本源性.这使李贽的思想与法家的思想异中有同,同中有异,使李贽的思想既在某种意义上可看作是法家思想的复活,又以其向原儒的"情本主义"的回归,而与唯利取向的法家学说大相径庭.     

法家学派政治心理问题研究

法家所设计和缔造的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体,从秦一直沿用到清代.历代封建王朝一面标榜儒学,一面又不得不暗中推行法家的治国之术,即所谓的"外儒内法"、"明倡儒经,暗行法术".可以说,中国两千年的封建政治思想,实质就是法家政治思想的延续和发展.政治思想是政治心理的系统化和理论化体现,本文通过对法家主要代表人物政治思想的研究,试图揭示法家政治思想提出和阐发的动机.     

“三个代表”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精髓的继承和发展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是我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精髓的成果."三个代表"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精髓的继承和发展,因此,学习"三个代表"思想主要是对马克思主义精髓问题的深刻理解.     

艾思奇早期思想的三种生命姿态

艾思奇以<大众哲学>享誉海内外.近年来对艾思奇思想的研究在不断拓展和深化.艾思奇早期思想的来源就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因其早期思想是源于时代精神和社会历史事件中蕴藏着的价值诉求.纵观艾思奇早期活动及其理论成果就会发现,他既是"革命之子",也是"五四之子",还是"启蒙之子".这3种精神共同构成了他早期的生命姿态和思想来源.     

"五四"文学语言革命思想的现代性阐释

本文阐释了"五四"文学语言革命思想的现代性价值及其意义,认为进步与发展的观念是文学语言革命倡导者们极力宣传的思想及其价值基础;创造与理性精神是文学语言革命倡导者追求的另一主要现代价值;平民化与人化是文学语言革命倡导者追求的直接现实目标.这种论述将语言革命从传统的工具价值层面深发到思想、内容、哲学精神的层面,凸显了语言的现代性价值.     

浅析西汉中期盐铁会议中的“刑德”之争

西汉时期著名的盐铁会议上,以贤良文学为代表的儒家同以桑弘羊为代表的法家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双方争辩的焦点除在经济政策上的不同外,还体现在治理国家手段上是"德"治还是"刑"治之争.双方政治观点分歧的根源在于贤良文学以儒家思想为指导,代表民间商贾、地方豪强的利益;而桑弘羊以法家思想为依归,代表集权国家的利益.盐铁会议中的"刑德"之争可以说是整个汉代中后期社会政治批判的滥觞,反映出整个社会政治思潮的内在发展理念与趋向的转变.     

论鲁迅“宁信而不顺”翻译观的动机

通过探讨鲁迅和清末翻译潮流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关系,分析了鲁迅"宁信而不顺"翻译观的动机,指出鲁迅之所以提倡这样的翻译观是为了端正不信之译风;改造、发展白话文;引进新的思想,改造中国社会.     

论"五四"时期毛泽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

"五四"时期,毛泽东认为"制度黑暗"、"社会万恶",提出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和谐社会的目标经历了从空想社会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的转变.毛泽东认为,民众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依靠力量,中国共产党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领导核心."五四"时期,毛泽东指导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经历了从资产阶级民主到马列主义的过程,方法经历了从"呼声革命"到无产阶级专政的过程.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步骤上,毛泽东主张中外同时,中国分步.     

"五四"前后的民族主义与三大思潮之互动

人们一般把现代中国的社会政治和文化思潮分为激进主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而民族主义是这三大思潮的并生系统.就"五四"前后的民族主叉与激进主义的关系而言,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失败,尤其是一战后世界范围内民族自决或解放运动的高涨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促使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发生转变,即从反满转为反帝,并提出了联合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主张,而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既具有国际主义和阶级斗争精神,又具有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从"五四"前后的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关系来看,一方面自由主义推动了民族主义的发展,尤其是使它更具有了现代性;另一方面民族主义对归属、忠诚以及团结的强调,也推动了自由主义的本土化.但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由于在寻求民族独立富强的道路上脱离本国的历史与现状,试图将西方国家实现现代化的传统全盘照搬到中国来,因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激进主义、保守主义等民族主义思潮高涨之时没有找到自己的位置,成为民族主义的主流.至于保守主义,在激进的社会形势中以更冷静的视角看待传统文化,深刻地提出自己构建现代化民族国家的理论并积极地进行实践.保守主义对文化的民族性与继承性的重视丰富了民族主义的手段,使之更趋于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