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的魏晋南北朝辞赋研究

对魏晋南北朝辞赋的研究,相对于楚辞汉赋的研究来说,历来就显得薄弱。近十年的有情况所改变,研究论文,论著的数量比以前有较大的增加,无论是注意面还是研究深度都有所拓展。例如马积高的《赋史》就专以两章六节的篇幅探讨了这一阶段的赋作特点、作家、作品的详细情况;高光复撰有《建安辞赋述略》、《建安时期赋风的转变》、《晋代辞赋述略》、《南北朝辞赋述略》等文,对这一阶段辞赋的情况作了钩稽和概述;曹道衡的《试论汉赋和魏晋南北朝的抒情小赋》指出了魏晋后抒情小赋较之汉赋在抒情、风格、声律对偶等方面的进步;刘树清的《我国古代文苑中的珍珠玫瑰——试论汉魏六朝抒情小赋的艺术特色》掼出了汉魏六朝抒情小赋的四大艺术特色等等,这些都体现     

沈约辞赋简论

沈约辞赋简论林家骊“赋”这种体裁，起始于战国时期楚国的荀卿和屈子，大盛于两汉，演变递进于魏晋六朝，至唐变成律赋，至宋又成抒情小赋。六朝时期，是我国文学的觉醒时期，辞赋这种纯正的文学体裁就相当地受到重视。一个作者的文学水平，往往既要看他作诗的水平，又要...     

刘勰赋学观的缺失——从魏晋赋首谈起

从刘勰对“魏晋赋首”八家的称举与评述中,反映出他“尚宏丽”、“重讽谕”的赋学观,这一赋学观承传于汉人而迥异于魏晋。刘勰以汉人的辞赋标准来观照魏晋赋家赋作,缺失自然产生,对魏晋抒情小赋缺乏应有的重视。刘勰赋学观的偏执和缺失,因其反对齐梁文风而致,但归根到底,又决定于他的儒家思想及诗教观。     

历代论文赋的创生与发展

历代论文赋既是辞赋创作史上的一个突出现象,也是古代文学理论的重要内涵。考察论文赋的创生,与文体论的发展相关,而其中论赋赋的创作,则是围绕着科举考赋制度而出现的。从论文赋的创作理论来看,其主旨显彰于诗赋同源与文以载道;就其创作艺术本身而言,论文赋对文论的阐述与描写,又与赋体艺术特有的描绘性、空间结构与当代意识相关。而论文赋作者主要采用骈、律形式创作,也增添了阅读的审美感受。     

王粲赋论

建安时代不仅是一个文人五言诗成熟与繁荣的时代,而且也是一个抒情小赋成熟与繁荣的时代。当时的赋家,以曹植、曹丕、王粲、徐干最负盛名,留存至今的作品也最多,大抵都是抒情咏物小赋。四人中,王粲作赋较早,成名较早,对曹丕、曹植的小赋创作有直接影响。曹丕《与吴质书》说“仲宣独自善于辞赋”,又在《典论·论文》里推赏他的《初征赋》、《登楼赋》、《槐赋》、《征思赋》等作“虽张(衡)、蔡(邕)不过也”;刘勰《文心雕龙·才略》说王粲的诗赋为“七子之冠冕”,在《诠赋》中,又将他列为“魏晋之赋首”的八家之首:从这些与王粲同时及稍后的著名文论家的评论中,不难看出王粲在当时赋坛所具有的特出地位和影响。     

王粲赋论

<正> 曹丕说:“仲宣独自善于辞赋。”(《与吴质书》)在建安七子中推崇王粲的辞赋。刘勰说:“仲宣靡密,发篇必遒……亦魏晋之赋首也。”(《文心雕龙·诠赋》)把王粲列为魏晋八家赋的第一家。王粲在赋史上的成就和地位,得到历代文人学者的重视与肯定,是有道理的。王粲是建安时代辞赋发展转折阶段的第一位赋家,他的赋全面展现了情感在作品中的地位,显示了从汉大赋向抒情小赋发展的崭新风貌。王粲生活的汉末建安时代,是一个充满苦难     

赋体文学的生命本质——论魏晋南北朝抒情小赋的铺陈特征

“赋者,铺也,铺采擒文,体物写志者也”。赋体文学的生命本质即在于铺陈。无论两汉的体物大赋或是魏晋南北朝抒情小赋,都以铺陈作为自己的生命本质和根本艺术表现手法。然而,铺陈虽然是所有赋体文学的本质特征,但由于赋的题材内容及其体裁的不同,其铺陈的手法也不尽相同。为此,本文拟从纵的方面以体物大赋与抒情小赋的比较、抒情小赋与同类或同题诗的比较看抒情小赋的铺陈特点,此外,对于骈体抒情小赋,本文拟从横的方面对其内在规定性(受情感抒发的制约)和外在结构方式两方面予以探讨。     

刘勰的赋学思想

对辞赋源流的探讨、文体特征的规定、发展演变的评述、具体而微的纯形式批评、创作原则的阐说，构成了刘勰赋学批评的主要内容。其赋学体系的系统性、科学性、全面性，使刘勰的赋论成为中国赋学思想史上的一大重要关节。     

汉赋渊源初探

汉赋渊源初探辛保平，夏立华汉赋是继承先秦文学而形成的一种崭新文体，是汉代文学的主潮。汉赋从内容和形式上看大体可分为三类：骚体赋、散体大赋和抒情小赋。通常所谓汉赋，或者说严格意义上的汉赋是专指散体大赋的。因此，本文所论汉赋仅就汉大赋而言，汉初的骚体赋和...     

中国辞赋流变全程考察

本文立足文体“流变”,全程考察中国辞赋文学二千余年历史,以明辨其兴于诗而亡于诗的盛衰嬗递。在演变过程中,“以诗为赋”和“以文为赋”创作现象的交叉出现,构成辞赋艺术发展史的一条重要线索。辞赋文学自战国初成,历经两汉、晋唐、两宋、元明迄清的几个阶段,恰恰形成由先秦到晋唐诗的散化到赋的诗化、汉大赋经晋唐以诗为赋到宋代以文为赋、晋唐经宋代以文为赋再到元明赋家仿骚复古的三大演进圈。而辞赋艺术自身的演进发展,又不仅契合于中国古代文学思潮,而且与辞赋所表现之文化气象,以及历史上“献赋”“考赋”制度关系甚密,并由此显示出辞赋在各个时代既相承又异趣的艺术风貌。     

近五年赋体文学与小说关系研究述评

赋体文学与小说两种文体在发展过程中相互渗透和影响.近五年来,研究者们对赋体文学的客主问答叙事体、反复敷陈的铺叙手法、“遂客主以首引”的结构方式以及“卒章显志”的讽喻功能及题材等方面与小说之间的联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尤其探讨了俗赋中存在的叙事要素与小说的关系.同时认为古代小说中赋作的出现,不仅拓展了小说的叙事模式,而且丰富了小说的表现手法.赋与小说关系的研究正在逐渐成为新的学术研究热点,但很大程度上还缺乏理论引导,很多研究者并没有找到适合中国古代叙事文学传统的理论,因此在研究深度上还有欠缺.     

刘克庄晚年的辞赋革新理论

辞赋这一文体,自楚辞发轫,经过近千年发展,至南宋走向衰亡。宋末文坛领袖刘克庄晚年致力于辞赋创作,提出了许多革新理论。包括在赋体源流上以《离骚》为赋源;反对蹈袭模拟,主张“仿其意不仿其辞”;推崇体式上多有新变的柳宗元“小品赋”和宋代兴起的“新文赋”,力主辞赋创新。虽然此次革新最终失败,但是作为辞赋发展史上最后一次比较系统的革新尝试,仍有其重要意义。     

论赋体的源流

<正> 一若是想给赋下个定义,就象是个植物学家想分辨一种植物的名称一般。事实上,若把“赋”一词和中国原产的一种植物——石楠花相比的话,我觉得这是个十分近似的比喻,而我也常喜欢把赋当作中国文学中的石楠花。石楠花有好几种不同的品种:有中国原产的;有交配而成并且常见的新品种。但有些品种甚至不叫石楠花,而叫杜鹃花,表面上既不象右楠花,也不象交配的新品种。中国文学中的“赋”正如石楠花一般,也包括了几种不同的种类:原来的文体和早先的一些文体相配则产生了一种新文体,而这种新文体后来反而被认为是这种文体典型的形式,这是指西汉辞赋家创作出的新文体“赋”而言;后来,原来是石楠花形式的“赋”体终于也产生了杜鹃花,有些文学作品不再以“赋”为题,但是基本上却具有“赋”的体裁本质。     

汉赋文化特质简论

汉赋不仅是一种重要的文体,其中还包含了十分丰富的文化意蕴。将汉赋还原到汉代文化背景下进行考察和分析,我们可以更深入地把握汉赋的精神实质。汉赋和汉代政治和汉代帝王息息相关,并随着汉代政治而勃兴或衰微、随着汉代帝王对汉赋的喜恶而或盛或衰;汉代经学占据汉人思想的主导地位,辞赋之士受经学影响最深,经学中的大一统观念、天人感应观念、君权神授观念在汉赋中得到了积极的传播和浓重的渲染;汉赋有自己独擅的艺术意境,总体上讲究辞采华丽之美,讲究音韵之美,细分之,大赋小赋又有不同的审美趋向;汉代赋家多有论赋,从司马相如到王充,汉代的辞赋观大抵由全面肯定到折中批判再到全面否定。     

类别流变:汉赋研究的另一种思路

在一般文学史或赋史研究著作中,对汉赋发展的描述常以骚体赋、大赋和抒情小赋为顺序展开,然而这并不符合汉赋发展的实际。因为东汉末年的抒情小赋与西汉初年的骚体赋可以说是汉代抒情言志赋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形态。而与抒发“士不遇”情结的抒情言志赋一样,苑猎京都大赋和咏物赋在汉代也有一条贯穿始终的发展线索。而且赋家常选择不同的体式表达不同的情感需要。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对以上三种汉赋体式的类别流变过程逐一进行区分和细究,即以汉赋三种体式的类别流变来描述汉赋的发展。     

汉赋之“丽”的文体意义

"丽"是汉赋最典型的文体特征,是给赋体定性的重要因素.汉赋作家对汉赋之"丽"的坚守表明他们在对待文学语言上出现了非功利性的审美态度,昭示看两汉走向自觉的文体意识,标志着文学开始以语言形式来定义自身.汉赋作家对"丽"的刻意体认和追求,在创作实践中有效地促进了赋体的兴盛和汉赋美学风貌的形成.     

魏晋南北朝辞赋三论:观念、分期与艺术特征

梳理汉魏六朝的辞赋观念、历史分期和艺术特征,是该时期辞赋研究的三个重要维度。围绕着辞赋的源流、发展分期、价值功能、文体形式等,当时已形成了一定的辞赋观念。关于魏晋南北朝赋的发展演变,则大致经历了建安、正始、西晋、东晋、元嘉、永明、梁陈七个历史时期,北朝作为一个在空间和政权上与南朝相对立的历史阶段,在辞赋发展史上表现出了相对的特殊性和独立性。至于在辞赋的创作倾向上,则显示出了回归诗骚的抒情传统、辨名析理的玄学化以及因为诗赋互渗所表现出的文类新变现象。     

20世纪初期文学史撰述中的文体认同问题

中国文学史撰述是近代才开始出现的学术活动。从1907年到1936年的三十年时间里,出现了近百种文学史著作。文学史著述的热潮恰值中国古代文学从观念到体式开始走向新调整的时期,同时也是中国新文学蓬勃发展之际。固守古典者试图以撰写文学史的方式建立起古典文体的经典性、合理性及其合法性地位;新文体的倡导者和实践者要为“新文学”定位,极力证明中国新文学的合法合理地位,证明“新文学”就是文学,着力于创造新的美学原则。“文学”与“新文学”的文体之争,显示了两种不同文学观念在文学史撰述中的立场。早期中国文学史的撰述从两个方面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和历史基础。一方面,中国古典形态的文学通过各种中国文学史获得了文学史的认同,不仅古典诗词成为现代各派作家共同使用的文体,保留了中国传统的古典美学精神,辞赋文章的文体风格与文体类型也被文学史承认,并成为当时人们生活中运用的文体。另一方面,新文学的现代文体经过艰难抗争,取得了文学史的合理合法地位,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四种文体,从概念厘定到内涵确立,已经成为中国文学的正宗。同时,现代文学的文体创造又在自觉和不自觉状态中承继了中国古典文学的某些特征,...     

赋文体渊源再论

自汉代迄今，研究者站在不同立场对赋体的渊源进行多层面探析，由于研究视角的差异，遂导致结论千差万别。探求文学体裁的源流变迁，应回归文学文本和产生其文体的时空地域，这无疑已为主流学界所认同。汉赋虽全盛于两汉，但产生汉赋的时空背景更多来源于楚国。从文字学上厘清“赋”义的历史演变，认识“辞”“赋”两种不同文体的本质差异，还原文本、从文本出发考察赋体产生的直接来源无疑是认识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宋玉继承“屈辞”传统，但又推陈出新，开创了“屈辞宋赋”双峰并峙的文学新局。宋玉将“赋”义在战国时代广为应用的“赋诗言志”以及“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的传统融入于自己创新性的文学体裁“赋”，与“屈辞”言情不同，宋玉诸赋重在体物，此体一经宋玉发端，遂演进成为两汉文学主流范式。     

中国文体研究的演变、特征与方法论问题

中国文体研究源远流长,内涵丰富.它的发展演变,与中华民族的精神特质、心理结构、思维方式与诗性文化,以及文体意识的自觉密不可分.文章还进而探讨了文体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认为文体研究不能静止地停留于研究文献、体制和创作风格,而要在保持我国文体论精华的基础上,引进西方文体学的观念和方法,并从“内”与“外”,“常”与“变”,“体”与“用”的多重关系中把握文体的内涵、特征和演变,从而将文体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