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师执考

章学诚师执考何兆龙章学诚（１７３８—１８０１）以一介寒儒，挟册谋生一世颠沛，倍尝艰辛，却著传世之作，入学术之林，终成一代巨擘。主要固然靠其自身的勤奋、刻苦和努力，更不乏其师执对他的教诲、支持和帮助，在章学诚的师执中，虽有不少是学术名流、封疆大吏，但也...     

从客观实证到主体精神——论百年章学诚思想研究中的学术转向

晚清民国以降,国内外学界对章学诚思想的研究颇为重视,但对其学术价值的认知却是充满分歧的.在百余年来的学术与思想的互动中,章学诚思想研究也随之发生了从注重客观实证到强调主体精神的学术转向.其主要表现在如下三方面:对章学诚"六经皆史"论的方法论意义的新估价;对章氏学术主体性精神思想的发掘;对章氏现代文本论思想的阐释.     

章学诚与乾嘉考据学派

本文认为章学诚是被现代学界推崇备至的学者，对他肯定的多、批评的少，尤其是章学诚对同时代的汉学家的批判，后人也多加称道，这缺少具体分析．章学诚对汉学家们反对宋明理学礼教思想的批驳，反映了他维护封建礼教的落后思想意识．在学风上，对考据学多訾毁泄愤，而自己却孤高自誉，与汉学家相比较，其学风不足为训。在章氏著述中，空言多而实学少，“硬伤”百出，失之严谨，见讥后世，与乾嘉汉学家相比，其学问也远逊一筹，可非议之处颇多，因此对章学诚的学术地位应作实事求是的评价．     

章学诚思想研究论略

在百余年来的学术与思想的互动中,章学诚思想研究也随之发生了从注重客观实证到主体精神的转向。其具体表现如下:一是对章学诚关切学术主体性精神思想的发掘;一是对章氏现代文本论思想的阐发。     

章学诚对戴震的学术评价

章学诚对戴震学术的评价,有一定的阶段性。伴随着自己学术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他在乾隆五十四年、五十五年集中点名攻驳、评价戴震学术,一方面是针对当时学风病痛而发,另一方面,则有着完善自己的学术体系、推扬自己学术主张的目的。他与戴震学术主张中某种契合的主张,正是为乾嘉主流学术所摒弃之义理。戴震以训诂明义理的新学风难以拓展和章学诚的学术思想在当时难以引起共鸣,皆可见乾嘉学术风气影响之深刻。     

学统建构与文论之争——章学诚与桐城派古文理论之比较

清代学人的学统意识比较明显.桐城派合程朱道统与韩欧文统于一身,成为清代文论的中坚.章学诚生当桐城派兴盛之际,其以史统文的学术取向遂与桐城派在古文理论上产生了争论.鉴于桐城派文论学者论述已多,本文着重阐述章学诚的古文理论,从学统与文统,学与文,义法与清真等方面比较章学诚与桐城派尤其是与姚鼐古文理论之异同.     

章学诚与《史籍考》编纂新论

《史籍考》作为一部大型史学目录著述,其编纂从发端至手稿最终毁殁,许多官员及士人参与其中。章学诚是《史籍考》编纂的最初提出者与设计者,署名周震荣的《上李观察书》对《史籍考》编纂内容与体例的陈述,乃是章学诚校雠学理论的集中体现,展现出章氏学术视野的高远及其目录学理论体系的融通,对章学诚在《史籍考》编纂中的作用需要重新评估。作为《史籍考》编纂体例的总设计师,章学诚虽然最终未能完成该著,但在编纂该著的过程中,其史学理论不断成熟,史学成果不断涌现。     

章学诚学术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针对时风学弊，章学诚建构了以“世”、“道”、“史”为基本架构的学术思想体系，主张“学者不可无宗主，而必不可有门户”，提出“本己性情为学”、“学欲其博，守欲其约”、“临文主敬”、“知人论世”的学术方法，并强调以“史德”为重心的学术修养。这体现了章学诚作为浙东学派之殿军所具有的才识卓见，对现代学术研究仍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     

冲突下的暗合：论阮元与章学诚的学术交集

阮元与章学诚虽然学术风格迥异,亦无直接学术联系,但却不乏学术交集,主要表现为：阮元不仅阅读甚至选刻过《文史通义》,将其作为《国史儒林传稿》的重要史源,而且对清代浙东史学颇为关注,为浙东学人依次立传,与章学诚晚年撰写《浙东学术》的举动正相映照。在史学观念上,阮元提出必须借助历史文本分析的方法,从中体察史家之“命意”,亦与章氏“史意”说相发明。凡此种种暗合,根本上源于二人经史观的契合,尤其是对史学经世价值的高度重视。章学诚强调“六经皆史”,以史统经,阮元亦以史学为一切学问致用之前提,这一相似的史学情结及其所暗含的强烈的现实主义的学术情怀,是阮元与清中叶其他有识学者理解和接受《文史通义》的重要前提,他们构成了《文史通义》最早的阅读群体。不过,阮元对理学思维的排斥,又决定了他对《文史通义》和浙东史学的认知是有限的,甚至是割裂的,他所感兴趣的主要是后者“重史”的观念和“经世”的旨趣,以及部分具体的历史编纂学主张和史传作品,至于章氏那套最为核心的主于逻辑推演和理论建构的偏形而上的“独断之学”,则较为排斥。这一思想局限,是乾嘉时期普遍重材料而轻理论的学风流弊的缩影,也是章学诚生前难以跻身主流学界的主...     

论章学诚学术思想中的政治观点——《文史通义》原道篇研究

(一) 近年来在对章学诚的研究中,存在着不同的意见和倾向。例如有人在论述中把“人民性”、“唯物主义的自然史观”、“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这些桂冠都加到了章学诚的头上,甚至认为章学诚的“《古文十弊》,其中内容似乎是《新青年》时代文字解放的先驱”;也有人在论述章学诚时,只谈学术渊源,不谈阶级属性,把主要篇幅花在细枝末节的考证上,笼统地说一些“不为时俗所囿”等不着边际的话;最近,又有人不满意过去把章学诚抬得太高的现象,要求翻案,指责章学诚“想得多,做得少”,不及朴学家的工夫踏实,是一个说大话的空头史学家。     

清廷国史《章学诚传》的编纂：章氏学说实际境遇之补证

关于章学诚生平与学说的境遇，胡适曾有一个流行甚广的观点，即有关章氏生平与学说的信息被埋没了一百二十年，但也一直有人认为胡氏所言与事实不符。本文对章氏身后境遇状况提供一个补证，指出在清国史馆档案的传包传稿中有多个章学诚传记，且章学诚在国史《文苑传》中数次获立正传。这些材料补充证明，章学诚学说在晚清获得了高度评价，其生平概况更没有被埋没，而是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清廷官方的认可。这对于实事求是地研究章氏学说的命运和晚清学术的实况或有助益。     

章学诚与浙东学派关系考辨

章学诚与浙东学派关系考辨暴鸿昌把章学诚纳入浙东学派，清末已有人肇其端。①其后章太炎、梁启超二大师皆倡率此说，名家之论，后人鲜有异辞。迄于今日，将章学诚目为浙东学派，似乎已成定论。近检《章学诚遗书》，疑义渐生，章氏学术一无浙东先哲之风范，二无其遗意，奈...     

清高宗与章学诚史学思想的比较研究——透视清朝"盛世"史学的价值取向

清高宗与章学诚同生活于传统文化大总结的时代,各自对史学理论多有探讨,分别是官方和私家对传统史学思想总结的代表者。将二人的史学见解予以比较,很有学术意义。他们的具体史学主张各有特色,而在大的原则问题上极其近似,这可以透视出清代"盛世"史学的价值取向,即贯彻纲常伦理准则、官方主导方向、提倡经世致用宗旨。清高宗与章学诚都善于在已经陈旧的史学体系中,提出翻新花样的设想,当时堪称创新,而从长时段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考察,实为加固了传统史学的旧有轨道。因此,当时无论官方还是私家对史学思想的总结,不仅没有带来史学体系的嬗变和突破,反而更严格地束缚于传统政治文化的躯壳之内,其负面作用不容忽视。     

"浙学"涵义的历史衍变

“浙学“一词,明以后即有不同之解读:刘鳞长在《浙学宗传》中所说的“浙学”概念,是指宋明时代包括浙东、浙西在内的整个浙江地区的“心学”之流脉,而清初全祖望等人所使用的“浙学”概念,则不仅在时空上作了压缩,仅限于宋代的浙东之学,而且在内涵上也作了转换,特指浙东的事功之学与经史之学。刘鳞长把整个浙江的心学系统视为承闽中朱学而兴起“浙学”之宗传,虽含有强烈的乡土意识和门户之见,但却很有创见,颇具深义。其意义不仅在于凸现出浙江心学传统的一脉相承性,更在于首次把在学术上一直受冷遇的浙西之学也纳入进自己的观察视野。章学诚所说的“浙东之学”虽与刘鳞长之“浙学”概念有相通之处,但由于过重的乡土情结,而在地域观念上过于注重“浙东”而忽视“浙西”,甚至在潜意识中有“抛弃”浙西的意图。惟因章学诚的《文史通义》闻名遐迩,故其所言不仅为后世所熟知,甚至成为研究“浙学”之“定本”,而刘鳞长在学术史上几无地位可言,故其较为宽泛的学术视野,便逐渐被后人所遗忘。     

清代学者学术道德观述略

清朝学者在学术研究中,形成了一定的学术道德观。清朝中前期的主流学派乾嘉学派,比较注重学术的原创性与学术发明权,将引用别人学术成果不加说明乃至剽窃等行为,视为不道德。而乾嘉学派作为一个学术共同体,是强化这个学术道德观念的外在机制。清中叶之后学术道德则有所转变,以章学诚为代表的注重义理的学者,则视学术为公器,学术的目的在于"明道",只要是为了"明道",而非为了私利,即使引用他人著述而不注明,也是正当的行为。     

历史编纂的理论自觉——《史通》、《文史通义》比较研究略论

<史通>和<文史通义>是中国古代史学评论的双璧,共同反映出历史编纂的理论自觉.刘知幾、章学诚二人都重视总结史学演进的经验和教训,以理论的创新推进著史实践的发展;二人都具有强烈的批判意识,都有独到的哲学思想作指导,重"独断"之学,重"别识心裁".刘知幾处在断代史正史纂修的高峰期,他承担的主要使命是总结以往、提出著述的范式,他提出的范畴、命题内涵丰富,且颇具体系性.章学诚则处于正史末流在编纂上陷于困境阶段,其主要任务是开出新路,他洞察当时史识、史学、史才都成为史例的奴隶之严重积弊,又发现晚出的纪事本末体因事命篇的优点正是救治之良方,主张大力改造纪传体,创立新的体裁,其论述具有深刻的哲理性和明显的超前性.     

“第三条路”:民国孙德谦的诸子学研究

民国时期孙德谦的诸子学研究既不同于传统的考据学,又不以西学为依傍,而是以传统的文献学、目录学为基础,以诸子文本、历代史"志"、目录序录为资料,以传统学术"案语"的形式,提点引申,以探寻诸子学的源流衍变。孙氏的诸子学研究在民国诸子研究中走上了"第三条"道路。这种子学研究,既源自中国古老的学术传统,更是对清代章学诚一脉学术路径的继承与发挥。孙氏提倡诸子学的义理研究,且具有理论和体系建构上的自觉,但今天由于我们的"失语"而造成了传统学术的隔膜,这种路径很难被人们再次拾起。今天,我们依然在探索诸子学研究的"恰当学术",而其它古典学术的研究也大抵如此。     

论章学诚对乾嘉考据学的批判

章学诚生活在十八世纪的四十年代至十九世纪初。这一时代的特点是:清王朝建立政权已有一百多年,其统治政权已进入相对的稳定时期。在农业、手工业、商业等社会经济方面,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在学术领域中,被当时统治阶级所提倡的“汉学”成为显学,垄断地统治着一切学术部门。清王朝并不是一开始就提倡汉学的。汉学本身发展、演变的过程,与清王朝的文化     

"六经皆史":章学诚对清代汉学的批判

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观点,必须放在清代学术转向的背景下加以考察。清初以来,宋明理学“形而上”本体受到了根本的质疑。章学诚把“道”理解为一种历史化的过程,而不是永恒的超越一切历史的实体。通过回复到原始儒家,章学诚重新阐发了“史”的意义,经学在三代是作为记录典章制度的“器”。章学诚还批评了乾嘉考据学的弊端,他认为考据学只是对于历史材料的考订与整理,还不能成为真正的学问。“博学”与“约守”不可偏废,在“功力”的基础上必须成就“学问”,这也就是要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经学。“六经皆史”是史学与实学相结合的产物。     

论章学诚与钱大昕学术思想的异同

章学诚与钱大昕是乾嘉时期最著名的史学家。①不过,他们二人的人生际遇却大不相同。钱大昕生前及身后均被公认为第一流的学者,而章学诚的学术在当时除少数知己外并不为人所认同。这里用"著名"二字称呼章氏,其实是近代以来的评价,章氏生前及身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并不享有此荣耀。他们二人最擅长的是史学,在当时大多数学者眼里经学是第一等的学问,史学尚在其次。对此他们大声疾呼,认为史学同等重要,所发议论实乃补偏救弊之言。但因学术取径不同,故他们的史学成就也各异,章氏在史学理论上成一家之言,钱氏则在史学考证上有突破前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