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礼”会通,承扬道统——朱熹仁学思想探究

朱熹以宋明理学中的理气论、心性论为理论背景,强调"仁"是"心之德,爱之理",并融入了"生生之谓仁"的传统德性论观点,对"仁"这一概念的内涵与性质结合传统礼学进行了再诠释。他以天理为"仁"与礼乐相交通的依据和桥梁,并以"阴阳"、"动静"的辨证思维阐释了"仁"、"义"、"礼"、"智"四端并立又对立统一的关系。朱熹将礼学与理学在其仁说中融会贯通,既回归和张扬了先秦仁学之道统,同时也颇具代表性地体现出了"经学与哲学相结合"这一中国哲学特征。     

船山礼学的哲学基础与文化价值取向

王船山礼学与先秦两汉儒学、宋明理学的渊源甚深,特别是与张载的礼学关系密切。船山认为礼是天理的体现,合礼者是天理,不合礼者是人欲;礼与天理相关,亦与人情相系,礼甚至由心而生。船山认为情可能过或不及,而礼可矫正,使其合乎中道。礼是"五常"的范畴之一,而船山将礼从"五常"中抽离出来,并视其为"三纲五常"的大体。在船山的礼学思想体系中,夷夏之辨、人禽之别的根据就是礼治的有无。船山从礼学的角度彰显文化主体意识,还体现在他对佛老和阳明心学的批判态度上。     

宋明理学法顺人情论

宋明理学以"因天理,顺人情"为其法统核心,以为"国法"源于与承袭"天理","国法"顺应与维护"天理",揭示了宋明理学法的渊源、法的属性问题。宋明理学人情之情具有"情感"、"案情"、"实情"、"习俗"、"民意"、"道德"等诸多内涵。宋明理学将情与理之间划分为情理合一、以理节情、以理灭情三层关系。在社会法律实践中使用"情理"一词,将事实之维、道德之维与法律之维统一在一起。宋明理学强调"人情"与"国法"的一致性,提出了情法两平、屈法用情而又非殉人情的基本原则。在天理、国法、人情的位阶排列上,宋明理学已非传统的"天理—国法—人情"排列,而架构起"天理,人情—国法"的新模式。     

试论郑玄、朱熹三《礼》学体系

在汉宋礼学思想史上,郑玄和朱熹的礼学体系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郑玄精心构建了以《周礼》为中心的礼学体系,而朱熹却反对以《周礼》为经礼,主张《仪礼》是礼经和本经。郑玄的三《礼》统摄诸经,影响极其深远。朱熹注重学人研习《仪礼》,其《家礼》《仪礼经传通解》对宋以后的学术和社会都有着深远影响。与郑玄礼学重文本不同,朱熹礼学更重礼义的创发,其对《礼记》中《大学》《中庸》的诠释最见其礼理双彰的礼学思想特色。     

论朱熹《家礼》的祭祖思想及其社会影响

朱熹在《家礼》中为庶民祭祖设计的一套制度,为明清宗族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首先,《家礼》中的祠堂是为庶民设计的具有家庙功能的祭祀场所,明代嘉靖"大礼议"之后,逐渐在民间社会普及开来。尽管明清祠堂与《家礼》中的祠堂有所不同,但《家礼》祠堂制度无疑是重要的理论来源。其次,朱熹在祠堂制度中谈到的"置祭田"观念为后世宗族发展共有经济提供了理论基础,以祭田为核心形成的族产是明清时期商业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再次,朱熹在《家礼》中的小宗法设计与程颐提出的大宗法理念共同成为后世宗族祠堂运作、经济管理的理论依据。     

十三经注疏本《孟子注疏》与朱熹《孟子集注》比较之一二

中国经学历史上,许多经学大家都曾为<孟子>做注,而赵岐作注,孙爽作疏和儒学大师朱熹的注最为后人所重,二家在很多地方都有差异,其中,赵岐认为<孟子>首章在讲"仁义" 治国,而朱熹则认为孟子在说天理与人欲;赵岐认为<孟子>末章在学孔子"叹而不怨",而朱熹则借以发挥理学家的"道统"观等等.     

文公礼法家同教：《家礼》的朝鲜化与朝鲜朝的中华观

朱熹《家礼》在丽末鲜初东传朝鲜半岛,被朝鲜朝的国家典章（法筵之学）与士庶日用（韦布之学）遵为不刊之典。《家礼》文献的大量创制、“冠昏丧祭”四礼仪文的反复考辨、畿湖与岭南礼学派对“家”哲学思想的发挥,充分体现了东亚儒学“家同教”的特征。与此同时,朱子礼学为朝鲜朝性理学的奠定与中华观的建构夯筑起强大的礼制基石。《家礼》朝鲜化所内涵的“语言民族主义”意味着认知、运用以及阐释华夏之礼,是承续中华道统的重要方式。通过这一方式,朝鲜朝逐步确立在东亚文明的排序以及对“我者/他者”的认知。礼义等同于中华的这一认知,不仅为朝鲜朝积极效法华夏文明提供核心价值,同时也是“一体多元”的中华观在域外礼学中的重要表达。     

民主、共和、宪政:辛亥革命的政治现代化选择

从"天理"、"人欲"之辩入手,以宋代理学家"心统性情"论为契机,可见宋明理学由张载、程朱到陆王以及王氏后学这一历史演变过程,亦即由"气"、"理"到"心"、由"心"到"欲"这一范畴演进历程,揭示出宋明理学由自然到伦理、再由伦理到心理这一大致思想走向,从而表明宋明理学由"存天理、灭人欲"走向"天理即人欲",由天理人性论走向自然人性论是历史的趋势。     

存天理,亦存人情——朱熹理学视域下情礼关系辨析

儒家之礼的继承与沿革总是纠结着人情,而因"存天理灭人欲"之说被有意拔高而独尊,朱熹礼之思想通常被认为忽略人情。我们通过朱熹对情礼之内涵的界定与情礼之间关系的阐述可窥知:在理学视域下朱熹之礼对情之重视呈露无疑,其礼蕴含着浓厚的情感因素,源于情礼之间的张力,体现为其特别重视情之正的抒发,主张礼以恰如其分的方式、以恰合天理为最终归宿,来随顺、规制人情,体现为缘人情而行礼、以礼治情。但是,礼之情感因素因天理的绝对至高性被拘制在"三纲五常"的伦理框架之内,在释放情的同时,一定程度上又压抑了人情。朱熹所阐发的情礼关系对于后世礼学的沿革产生了深远影响。     

朱熹的人性论

“人性论”是朱熹以“理”为核心而建立起来的哲学思想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论题。朱熹继承、发展了张载的人性二元论以及二程的“性即理也”的思想,并据此对理气、性命、道心、人心、天理、人欲、义利作了具体深入的阐释。朱熹认为“道心”为“天命之性”,“人心”为“气质之性”,并以其“理一分殊”论来揭示二者是“本与末、主与从、当然者与所以然”的关系。而在此基础上,他又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思想主张,认为“存天理、灭人欲”的过程,就是“克己复礼”的方法和过程。     

关于朱熹"存天理去人欲"的问辩

“理”、“欲”之辨是中国哲学史上一大问题 ,南宋朱熹是儒学中对之集大成者。朱熹认为“天理存则人欲亡 ;人欲胜则天理灭” ,因而提出了“遏人欲而存天理”的主张 ,要求人们“革尽人欲 ,复尽天理。”〔1〕朱熹说 :“天理只是仁义礼智之总名 ,仁义礼智便是天理之件数”。〔2〕他还说 :“今天下之事莫不有理。臣之事君便有忠之理 ,子之事父便有孝之理”。〔3〕可见他说的“天理” ,其要义是维护封建统治的“三纲”、“五常” ,这似乎是共识。但对朱熹“人欲”之说的解释似有歧义 ,尚须讨论。以往一般认为朱熹讲的“人欲”就是人的一切欲望 ,…     

予“敬”予“和”:朱熹的礼乐价值论

朱熹认为"敬"与"和"为礼、乐的价值主体,并在先秦哲学的基础上作了理学式的丰富与发展,将理学与礼学作了有效的融通。而"敬"主要体现为一种工具价值,"和"则为目标价值,二者不仅具有礼乐的情感伦理特性,同时还突显了礼乐实践主"敬"的价值导向。总体看来,礼乐是朱熹沟通天理与人欲、贯通上学与下达的桥梁,其情感伦理的本质属性为朱熹的思想体系增添了温润的气质。     

黄式三、以周父子"礼学即理学"思想析论

清代学术,以经学为中坚;而经学的复兴,以礼学的兴复为先导,且以礼学成就为最著.在清初诸大儒兴复礼学的努力下,研礼者踵继而起,续有兴作.乾嘉以降,蔚为大观.凌廷堪、阮元继顾炎武"经学即理学"之后所倡"以礼代理"说的揭出,更将此前礼学思想推向新的发展阶段.而黄式三、以周父子"礼学即理学"思想的相继张扬,遂使一代礼学思想演进得一成功总结.故而,对黄式三、以周父子的礼学主张加以梳理分析,有裨于厘清有清一代礼学思想演进的趋势.     

试论顾炎武的"经学即理学"思想

宋学崛起,将流传千年的汉唐经学"整体推翻",而清代汉学复兴,学者又要将宋明理学"整体推翻",在此背景下,顾炎武提出了分判"理学"、"经学"的标准。顾说"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理学"是"义理之学"的缩语,他的话是对宋明理学尊严的粉碎,是清初思想之一大解放,反映了一代宗师转移和引领学术方向的智慧,而其目的,则在"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其治经宗旨,就是通经以致用。     

张九成与朱熹慎独工夫的路径及分歧

慎独作为儒家重要的修养工夫,宋代理学和心学对其各有阐发。朱熹将《中庸》中的慎独和戒惧解读为两种工夫,慎独是已发之后为善去恶的工夫,戒惧是心存敬畏、主敬存养的工夫;张九成认为慎独与戒惧相同,都是对天理本心的体认,是一种直取本体的工夫路径。二人慎独思想存在差异的根本原因,是理学和心学对本体理解不同。朱熹之"性即理",是寂然不动的形而上本体;张九成之"心即理",是贯穿形上形下、已发未发的本体。因而朱熹的工夫论中必须要有心的思维作用,为学与主敬并重;张九成的工夫论中心即本体即工夫,以心识心。朱熹与张九成慎独思想的差异,正是心学与理学工夫论的根本分歧。     

周敦颐礼学思想探析

周敦颐既是理学的开山祖师,又是推陈出新的礼学大家。周敦颐一方面强调礼乐的社会面相,另一方面着力挖掘礼乐的哲学内涵,为新儒学的创新与拓展指明了方向。周敦颐认为,"诚"是太极和本体,也是"五常之本,百行之源",更是圣贤的修养工夫,其以"诚"论礼的思想为宋代礼的哲学化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周敦颐看来,"中"意旨天下大治,是"至善"之性的呈现,体现于礼乐制度中,其以"中"代礼的思想为宋代礼学与理学的融合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但相较二程和朱熹,周敦颐礼学思想理学化程度还不够深入,致使人们容易忽略其礼学思想在宋代礼学中的地位。     

朱熹经学的审美阐释

朱熹的经学阐释在经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但囿于学科界限,其背后的整体精神内涵鲜有人探索。朱熹偏重义理实际与其天道性命心心相传的生命美学追求密不可分。朱熹以心统性情的哲学框架重新结构《诗经》阐释,辨析诗的抒情本质,突显"性情之正"的理想境界,表现出对和谐、审美的存在体验的重视和追求。除此之外,朱熹在《大学》修身工夫上追求"至善",在《中庸》阐释中强调以心传道、"至诚无息",其实也是诉诸生命之美,表达在天地人心的相通中传承生命之存在体验的美学理想。     

论朱熹理欲观的价值义蕴

<正> 天理与人欲的关系问题是宋明理学讨论的主要问题,也是朱熹理学思想讨论的主要问题。天理与人欲关系讨论的中心是社会群体利益与个体利益、社会伦理道德与社会物质利益的关系。本文试图通过对朱熹天理人欲关系的讨论,以揭示朱熹对社会群体利益与个体利益、社会伦理道德与社会物质利益关系的积极主张和现代意义。     

理学化经学视域下的《诗集传·二南》阐释

汉、宋诗经学皆为经学视域下以教化人心、经世致用为目标的阐释,不同的是诗经汉学重外在伦理规范,诗经宋学则以理学为依托,偏重阐发心性存养。朱熹对《诗经》的解读以复性求理为最高目标,进而教化万民、重振纲常,"求诗本义"反居其次。朱熹认为《周南》《召南》亲被文王之化,独为风诗之正经。《诗集传·二南》的训释强调了诚敬、仁善与纲常,集中体现了宋代经学的理学化特点。     

元代新安经学与明初官修“大全”之取材

明初官修《四书大全》、《五经大全》多取材元代新安经学,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新安经学家多为终身未仕的乡先生,其经学影响范围实属有限,但却因《元史》的纂修确立了学术地图上的位置。"大全"纂修者之所以取材新安经学,是青睐其以朱熹为指归、又纂辑群言为参考的"附录纂疏"体例。汉唐经学发展到编纂《五经正义》形成了凝固化困局,宋儒"疑经"则是对其破解。朱熹宗师地位确立后,其后学亦步亦趋对其维护,新的凝固化趋势开始出现。新安经学的"附录纂疏"之学是朱熹经学凝固化的表现,而"大全"的修纂使朱熹经学的凝固化成为定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