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新安理学的《易》学思想

在由宋入元的第一代新安理学家当中，能以《易》学名世且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的当属胡一桂、胡炳文和陈栎。他们的《易》学研究几乎完全禀承了朱熹的思想与体例，以羽翼朱子之学为职责，这样出现的一个弊端即是形成了固步自封的学术局面，因而缺乏了创造性。而以郑玉、朱升、赵污为代表的第二代新安理学家，他们转益多师，门户之见也相对淡薄，这使得他们的《易》学研究各具特色：郑玉倾向于以心学解《易》，而朱升则极重图象之学，赵游则倾向于性命义理的阐释。这种分化打破了以“二胡”、陈栎为代表的第一代新安理学家在《易》学研究上唯朱是宗的局面。     

新安理学与元代徽州地区的宗族建构

在徽州理学发展与宗族建构的整合过程中,新安理学家们在很大程度上充当了中介的作用,他们推动着朱子礼制的下移,为宗族建构提供了心灵上的凝聚作用及制度上的保障。元初的新安理学家们在推动理学与宗族互动中做出了一种可贵的坚持;而元代中后期,理学化的乡绅成为这种互动中的一支重要力量。至正壬辰战乱,使新安理学与徽州宗族建构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但这两方面互动浸润的传统保留了下来,并在明清时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元代新安理学从“羽翼朱子”到“求真是”的转向

元代前期的新安理学家们以"唯朱是宗"为治学宗旨,在经学研究上,他们以"羽翼朱子"为指向,普遍采取了"附录纂疏"式的解经方法。到了元代中后期,新一代的新安理学家成长起来,他们都已经不再虔诚或盲目地唯朱熹之注是从了。郑玉以"阕疑"为治经原则;朱升则以"旁注""求真是之归";赵汸综合考据向上推校而"一切以实理求之"。在这些治经方法中,展现出一种追求"真是"的新倾向。     

克服虚无主义与重回古希腊自然理念——有关海德格尔马堡弟子群像的一种描摹

海德格尔在马堡大学任教期间吸引了洛维特、列奥·施特劳斯、约纳斯、沃格林、阿伦特等大批学生,这些学生后来都成为了著名学者。他们在思想史反思中有一种相似性：都运用现象学还原手段考察欧洲虚无主义的生成史;在克服虚无主义这一问题上,他们又普遍倾向回归古希腊自然主义。他们的这种相似取向都受到了海德格尔的直接启发,虽然他们一生都在试图挣脱乃师的笼罩,但最终基本还是运行在海德格尔思想的轨迹里。     

元代新安理学从“唯朱是宗”到“和会朱陆”的转向

元初的新安理学家以宗朱为特征。他们奉朱熹之说为圭臬,做了大量的理学义理普及与文献整理工作,陈栎、胡一桂、胡炳文是其中代表性人物。唯知株守朱学常常会产生流弊,使朱学流为训诂之学。以朱升、郑玉、赵为代表的新一代新安理学家开始寻求突破,从而使新安理学出现了“和会朱陆”的转向。朱升以“尊德性”统摄“道问学”,郑玉力倡朱陆之同,而赵则认为朱陆“早异晚同”。新一代新安理学家“和会朱陆”思想,其实就是想用陆氏“发明本心”的思路来纠正宗朱学者偏执于语言训诂的流弊。     

金末儒学性质再辨析

金代儒学发展至金末,曾出现过一股旨在重建思想秩序和重估儒学价值的思潮。关于金末儒学该如何定位,学界存在诸多争议。在金末儒学那里,确有汉唐儒学的底色,有苏学与程学的遗存,也有与南宋理学的碰撞,但其主体性质乃在于经由文辞追求而"治道"这一宏观设计。总体而言,金末儒学与程朱理学显然异趣,在价值诉求与表现形式等层面更接近于唐宋两代古文运动。     

韩愈碑志的小说性

陈寅恪认为唐代小说与古文运动联系紧密,而且认为韩愈也是“爱好小说之人”。韩愈的碑志有非常明显的小说因素。他写的碑志追求“奇”,也正是因为这种“奇”,使得韩愈的碑志具有了传奇性。韩愈碑志结构里同样渗透着“史才、诗笔、议论”所谓传奇的结构特点。再有从《柳州罗池庙碑》中,我们也能发现六朝志怪对于韩愈的影响。以上种种,可以作为陈先生观点的一点旁证。     

元代新安经学与明初官修“大全”之取材

明初官修《四书大全》、《五经大全》多取材元代新安经学,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新安经学家多为终身未仕的乡先生,其经学影响范围实属有限,但却因《元史》的纂修确立了学术地图上的位置。"大全"纂修者之所以取材新安经学,是青睐其以朱熹为指归、又纂辑群言为参考的"附录纂疏"体例。汉唐经学发展到编纂《五经正义》形成了凝固化困局,宋儒"疑经"则是对其破解。朱熹宗师地位确立后,其后学亦步亦趋对其维护,新的凝固化趋势开始出现。新安经学的"附录纂疏"之学是朱熹经学凝固化的表现,而"大全"的修纂使朱熹经学的凝固化成为定局。     

"求真是"与新安理学、皖派考据学间的学术演变

学派意义上的新安理学在明初终结之后,徽州学界失去了自我防御的机制,这使得心学的流入变得畅通无阻。心学在徽州的大肆传播又刺激了朱子学者对新安理学的回溯,从元代新安理学发展出的"求真是"的理念又被重新提起,"求真是"理念又激发了考据学的苏生。明代中后期,徽州学界兴起的考据倾向一直延续到清初徽州朱子学者那里,并对皖派考据学"真是"主张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中州文献之传与金源文派之正——金元“文统”儒士之研究

赵秉文等重估儒学价值的金末儒士勾勒了一个涵盖治道、文辞的历史谱系.元好问在金亡后把这个谱系升格为“文统”,并以承继中州文献之传与金源文派之正而自居,有意和赵复一系北上的南学划清界限.元好问作为一代宗师,在东平等地培养了大量弟子,这些弟子皆擅长治道文章之学,坚守乃师所建构的“文统”,以至于在元初形成为一个大规模的阵营,规定着北方的儒学格局.不但如此,北方“文统”也影响着南学的北上,这主要表现在对南方理学北上的抵制和对理学“流而为文”的引导两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