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箕子之明夷”新解——读《易》札记之一

《易》之卦爻辞或为叙事,或为歌谣,二者用字有正有误,但即或字有错讹,语义还比较易于切磋,唯如《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这等上下无文、只可看作一则标题的爻辞最难通释.按此语“箕子”二字,焦循训为“其子”,赵宾训为“荄兹”,近人尚秉和《周易尚氏学》训为“孩子”,这大致均不合原意.顾颉刚先生、李镜池先生、高亨先生都按本字解释“箕子”即殷末贤人箕子,这大抵不会错误.但顾、李、高三氏对于此条爻辞的揣想,却又彼此不一,出入悬殊.这主要牵涉到“明夷”二字.顾氏以为“箕子之明夷”是古代的一个成语典故,那意思犹同现代人说“某人的晦气”一般(《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见《燕京学报》第六期).李氏以为“之”当作动词“去”、“到”字解,“明夷”当是一个氏族或国家的名称;因之“箕子之明夷”当释为“箕子到某处”的意思(见《周易探源》中《周易卦名考释》).至于高氏,他以为“明夷”即是鸣雉,并认为“箕子之明夷”中“之”字下当脱一“获”字;“箕子之获明夷”说的是箕子猎得野雉的事(见《周易大传今注》).这样,虽说“箕子”已无异议,而     

梅国的来源和迁徙

梅园，子姓，商王之后，封为梅伯。纣王时，因忠谏而被纣王杀死后，剁成肉酱。一、梅国的来源《楚辞·天问》云：“梅伯受醢，箕子详狂。”柳宗元《天问》云：“醢梅奴箕，忠咸以丑厚。”洪兴祖《楚辞补注》：“《淮南子》曰；，醢鬼侯之女，直梅伯之骸。”朱惠《楚辞补注》：“言梅伯忠直，而数谏纣，纣怒，乃杀之，菹醢其身。箕子见之，则被评发狂也．”刘梦鹏《屈子竟句》：“圣人即梅伯、算子。梅伯以死谏，甘受范前；箕子以奴谏，佯枉受辱。其忠爱之忱，虽无不同，而用谏之道，则未尝一复也。”丁晏《楚辞天问筹》：“《春秋繁露》，封…     

周易明夷卦通解－文王、孔Shen生死观探微

《周易·明夷》,因其取象神妙、意蕴幽深,故千古解經,頗爲繁纷.今参以《帛書周易》、《尚書》、《山海經》、《楚辞》、《淮南子》等,探赜索隱,通其玄妙,以训詁爲基,以成聖爲旨,或可使周文、孔聖之心法,活轉于當代,妙理起用,化轉迷情,乃愚後学日夜之所祷也.     

政治决策与礼义认同——《洪范》在朝鲜王朝中的历史地位

朝鲜王朝立国初年,太祖李成桂因袭箕子受封的传统,接受明太祖朱元璋赐封"朝鲜"的国号,借着中、朝主藩关系的建立,巩固其治权的认受性。在这政治决策底下,箕子在朝鲜半岛的历史地位大大提升,也基于《洪范》是由箕子写成,因而备受朝鲜王朝君臣重视。明朝认为箕子受封于周武王,所以,他是朝鲜民族的首位国君,也是朝鲜民族始祖,但对于朝鲜民族的由来,朝鲜君臣有其民族自主的一面。通过朝鲜历代王朝谱系的重建,朝鲜王朝揭示檀君的出现远远早于箕子,檀君才是"东方始受命之主"。同时,朝鲜王朝溯源朝鲜教化的历史传统,宣扬《洪范》在礼义文教的功用,尊之为朝鲜半岛的礼义教化的基石,在肯定《洪范》传世价值的基础上,强化箕子的先圣形象,使他成为朝鲜民族的"始兴教化之君"。     

箕子的文化地位及贡献

箕子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中朝文化关系的奠基者,所著《洪范》篇奠定了其极高的文化地位。箕子朝鲜在中国商周古史、中国东北史上占据重要位置,箕子入朝对中朝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查阅历史文献的基础上,将箕子的生平、事迹、思想行为、著作、诗歌作品等进行探究,并以此为依据,对其文化地位及贡献进行客观阐释,以期对箕子的的文化地位及贡献做出较客观的评价。     

古代中国与朝鲜半岛国家文化交流述略

文化社会学认为,外来文化的介入,是文化变迁的一个巨大动力.古代中国与朝鲜半岛国家,有着源远流长的文化交流史.这种文化交流以及在各自国家、民族中形成的文化整合,为创造发展东南文化,丰富世界文化宝库,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试就此作以探讨.一 周秦时期中朝文化的早期交流远在周代之初,就有“箕子去国”的传说.《尚书·洪范》传云:“武王释箕子之囚,箕子不忍周之释,走之朝鲜.武王闻之,因以朝鲜封之.”《史记·宋世家》亦云:“于是武王乃封箕子于朝鲜而不臣也.”朝鲜《三国遗事》也有类似记载.周武王     

箕子怖箸

《韩非子·喻老》篇载：“昔者纣为象箸而箕子怖”。纣王做了一双象牙筷了，箕子感到恐惧不安，认为象牙筷子必定不能放到泥土烧成的碗、杯里去，必然要使用犀牛角、玉石做成的碗、杯。     

“乘桴浮海” “欲居九夷”考论

综合考察古今对《论语》的诠释,探讨并勾稽孔子"乘桴浮海"欲居九夷"之语中长期尘封湮没的历史内蕴。从而,认定孔子之言,于假设虚语之中,蕴含着欲"见贤思齐"之意,即有鉴于箕子封于朝鲜、渡海推行其道的史实,而有志于作第二个箕子。如此,则现今研读《论语》,若仅就文释义地讲解"乘桴浮海"欲居九夷"之语,而遗弃其深沉的历史内蕴,似乎难免于买椟还珠之嫌。     

济南名士左次修与张大千的一次诗画缘——张大千佚作朝鲜《箕子陵图》考索

张大千曾于1937年5月游历过济南,并通过济南书画名家关友声与济南名士左次修偶然相识。左次修曾欣赏到了张大千作于朝鲜的《箕子陵图》,并有《题张大千画箕子陵图》诗一首。《箕子陵图》现在不知流落何处。画坛皆知大千先生在朝鲜的风流韵事,但是《箕子陵图》作于"七七事变"前夕,当时朝鲜早已沦为日本殖民地,左氏《题诗》证实他曾作有《陵图》信息和《题诗》对《陵图》的阐扬,正好质证了大千朝鲜之行,虽然确实是为春红之情所牵,大千也确实风情过于常人,但有情未必不丈夫,他于朝鲜的风情之旅中,也未尝不有家国命运、中朝交往等历史与现实的关切和思考,并形诸画笔。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解

《诗·王风·黍离》(小序》云:“《黍离》,闵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过故宗庙宫室,尽力禾黍。闵周室之颠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诗也。”因诗中未有“大夫行役”之言,未见“宗庙宫室”之语,故今人对《小序》之说颇有疑辞。笔者与萧泰芳师论及此事,他认为《小序》还是可信的,并引《史记·宋微子世家》为证:“其后箕子朝周,过故殷虚,感宫室毁坏,生禾黍,箕子伤之,欲哭则不可,欲泣为其近妇人,乃作《麦秀之诗》以歌咏之。其诗曰:‘麦秀渐渐兮,禾黍油     

范仲淹的《易》论

范仲淹对《易》有深入的研究。《宋史》本传说他“汛通六经,长于《易》,学者多从质问,为执经讲解,亡所倦”。现存《范文正公文集》卷五有《易义》一篇,解释了乾、成、恒、遁、大壮、晋、明夷、家人、睽、蹇、解、损、益、夬、萃、升、困、井、革、鼎、震、艮、渐、丰、旅、巽、兑等二十七卦。《文集》卷二十和《别集》卷二、卷三还有     

从箕星、风师到风伯神──论汉代风神崇拜模式的建立

从箕星、飞谦、大风到风伯，既是风神崇拜观念和祭扫形式的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也是汉代继承传统风神崇拜到建立具有汉代特色的风神崇拜观念和祭礼形式的过程。汉人的所做所为值得我们借鉴。1从《尚书·洪范》“庶民推星．星有好风，星有好雨”记载着，其时用人并没有将箕星神化。箕显神化于何时呢？《周礼·春官·大宗伯》载：“以燎词司中、司命、师、雨师。”，即风之古字。用人以烧词风师．知民师是因人崇拜的风神。那么．风师与箕里又是什么关系呢？《诗经·大雅·械林》云：“百克城林．薪之之。”《毛传》：“，积也．”《郑笺》：“…     

《三苏先生文粹·评史》中的两篇伪文——兼及《东莱标注三苏文集》与吕祖谦之关系

中华书局本《苏轼文集·史评》所收《历代世变》和《韩愈优于扬雄》两文均非苏轼所作，且都从二程之语改编而来；《史评》所收《李靖、李勣为唐腹心之病》一文，与清人所辑苏轼季子苏过《斜川集·书二李传后》一文大体相似，应也不是苏轼所作。诸文误系为苏轼作品，似始自《三苏先生文粹》。世传吕祖谦《东莱标注三苏文集》中也存留有这三篇文字，吕祖谦刊刻过二程《遗书》和文集，应不会误将这种源自二程的伪作系在苏轼选集中，所以该书应非吕祖谦专意选编标注的三苏文集。不过，《东莱标注三苏文集》的集结成书，或是以流传出来的吕祖谦编选《宋文鉴》的手抄、批注稿为基础的。     

唐文治《读易提纲》述要

《读易提纲》是唐文治先生所作《十三经提纲》第一卷有关《周易》部分的入门纲要。《读易提纲》虽为“开示初学读经门径”所作,但并非搜辑旧说,而是贯注了蔚芝先生对于易学的基本理解,是我们探寻蔚芝先生易学思想的重要途径。从《读易提纲》可见,蔚芝先生论《易》始终有一以贯之的精神,所谓“惟折衷于圣传”。具体来说,一是基于孔门解《易》之家法,强调通过象数义例来通达言、象并进而发明圣义,在象数义例的使用上以《十翼》为界;二则是在义理的阐发上同样以《十翼》为准绳。这不仅是理解蔚芝先生易学整体之枢要,也是“千古解《易》之准的”。     

海上箕封礼义乡,曾修职贡荷龙光——朝鲜历代汉诗概观(1)

朝鲜半岛与中国渊源极深。历史上，朝鲜人民用汉字写诗作文，与中国并无二致。朝鲜的汉诗，最早可以追溯到商周之际箕子在朝鲜立国后，回访故国所作“麦秀”之歌。《箜篌引》《黄鸟歌》等为四言诗，沿用中国《诗经》的体式。其后，则与中国一样，流行五言诗、七言诗。新罗作为唐属国，前往长安求学的士子众多，汉诗兴盛，崔致远是其杰出诗人。     

情与忠：诗体与词体中的变奏——读孙康宜教授的《陈子龙柳如是诗词情缘》

谈论陈子龙，并不是个新鲜题目，更不是个容易谈的题目。陈子龙作为爱国志士与诗人，想必稍有文史知识的人都知道，朱东润先生《陈子龙及其时代》研之已深；陈、柳爱情，有陈寅恪先生《柳如是别传》，抉隐发覆，使其真相大白于三百年之后，令人难以再有置喙之余地。     

孔子“兴”式教育法与《诗》《易》的义理化

孔子是伟大的教育家，《诗经》和《周易》是他教授弟子们的重要内容，但他并不是仅仅要求弟子们记住《诗》《易》的辞句，而是要他们从中体会出“忠恕”之道来。孔子所使用的方法就是当时十分盛行的“兴”式方法，即仅据《诗》《易》中的某一辞句断章取义地引申发挥。孔子的伟大之处就在于要求弟子们要紧紧围绕着“忠恕”之道去“兴”。孔子就是用这种方法把《诗》《易》改造成儒家经典的。孟子、荀子以及西汉中期以前的儒生很好地继承了孔子的这一方法。     

史学编辑应有经世致用思想

经世致用,是中国史学的一个重要传统。何谓“经世致用”?“经世”,《辞源》的解释是:“治理世事。《抱朴子·审举》:‘故披洪范而知箕子有经世之器,览九术见范生怀治国之略。’”“致用”,《辞海》解释为:“尽其功用。《易·系辞》:‘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用。’今作付诸实用之意。”按照上述释义,史学经世致用,就是让史学实用于治理国家大事,服务社会。这一思想很重要,它既体现了治史的根本目的,也包含了史学的社会功能。作为史     

“子”在《孟子》中的用法

在古代汉语的教学和研究中，一般的语法著作和语法研究者把“子”都解释为表尊敬之词。本文在考察了《孟子》全部代词及“子”的所有用例后发现，“子”在《孟子》中却无表尊之意。文章用充分的例句分析了“子”和“尔”、“汝”及“夫子”、“先生”在《孟子》中的不同用法，同时还就《孟子》和《论语》对“子”的用法进行了比较，从而说明“子”在《孟子》中是以一般的对称代词出现的     

《楚辞补注》(中华书局83年版)标点错误一例

《楚辞补注》的标点颇多错误,兹举明显的一条,略加辨正。 在王逸《离骚序》一文后,洪兴祖《补注》称赞屈原的话被标点成“屈原之事,盖圣贤之变者。使遇孔子,当与三仁同称雄,未足以与此。”这里错把“雄”字属上句。正确的标点应是“……当与三仁同称,雄未足以与此。”《论语·微子》:“孔子曰: ‘殷有三仁焉’。”三仁指微子、箕子、比干;雄即扬雄。洪兴祖极不满意扬雄作《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