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狙击”与“阻击”辨误

由于＂狙＂和＂阻＂的意义差别,凡是对某种信息、现象、疫情等进行阻绝的举措,都应该用＂阻击＂,不应用＂狙击＂,且＂狙击＂除本义外,并无引申用法;又由于＂狙击＂与＂阻击＂组词功能不同,汉语中只有＂狙击手、狙击高手、狙击神枪手＂和＂阻击战＂等说法,没有＂阻击手＂和＂狙击战＂等说法,凡＂阻击手、狙击战＂当为＂狙击手、阻击战＂之误。     

“狙击”与“阻击”辨误

由于＂狙＂和＂阻＂的意义差别,凡是对某种信息、现象、疫情等进行阻绝的举措,都应该用＂阻击＂,不应用＂狙击＂,且＂狙击＂除本义外,并无引申用法;又由于＂狙击＂与＂阻击＂组词功能不同,汉语中只有＂狙击手、狙击高手、狙击神枪手＂和＂阻击战＂等说法,没有＂阻击手＂和＂狙击战＂等说法,凡＂阻击手、狙击战＂当为＂狙击手、阻击战＂之...     

“讨厌”语境意义研究

在现代汉语中,＂讨厌＂一词的词典义为＂没兴趣、厌恶＂,在一定语境中也常用来表示＂不讨厌、喜欢或者喜爱＂的意思,且往往带有一定娇羞和含蓄意味。前者是＂讨厌＂的＂语言意义＂,后者是＂讨厌＂的＂语境意义＂,两者在语音形式和语法形式等方面具有明显不同。在语音上,＂讨厌＂在表达语境意义时,语调明显被高调化、尾调拖长;在句法结构上...     

教育的意义在于“引领”而非“被教育”

教育的意义在于育人,而真正意义上的＂育人＂,就要克服教育中无视＂人＂的＂物化教育＂,充分发挥它崇高无比的引领作用。教育的真谛不是＂被教育＂,而是＂引领＂发展：教育贵在引领学生追求意义与崇高,教育重在引领学生学会爱、追求爱,教育妙在引领学生学会自主建构与创新。     

“轴心时代”孔子思想的“哲学突破”

中国古代思想文化虽然在西周时期就已实现＂人文转向＂,但真正揭明＂性与天道＂而确立儒家哲学基础的则是孔子,孔子对于儒家思想的建立具有根源性的意义。儒家的＂轴心突破＂即是孔子思想的＂哲学突破＂,这个＂突破＂不是此前的＂人文转向＂,而是从生命精神的根源上建立人文根基的＂哲学突破＂。此＂哲学突破＂在孔子自己称为＂道＂,亦称为＂仁＂,深层内涵为《论语》中的＂性与天道＂问题,其内容包含有形上学本体意义,由此开出了融合生命、家庭、社会和天道的儒家之道。孔子之前的儒家文化特质以＂礼乐＂为核心,孔子之后的儒家文化特质则转为以＂仁义＂为核心。     

“质料”与“形式”：现代教育哲学辨析

中国传统教育所教授的是儒家的思想观点,其教育哲学所强调的是＂质料＂;古希腊教育注重的则是并不包含具体思想观点的辩证法与逻辑,其教育哲学所强调的是＂形式＂。＂质料＂与＂形式＂的差别不仅是中西教育的根本差别,也是中西传统知识状态的差别所在：前者和王权结盟,而后者则基本保持独立。进入现代语境之后,中国现代文化理念体系决定了中国现代教育哲学必然从＂质料＂转向＂形式＂,将学生＂思辨能力＂的培养置于教育的核心地位。     

“儒道佛”·“生活世界”与其相关的“意义治疗”

文章旨在阐明＂儒、道、佛＂三教所涵之心性义理,试图如其生活世界,而做一展开运用,因之而豁显其相关的意义治疗学思维。首先,笔者阐述了撰写《中国宗教与意义治疗》的因缘,并借此表达了对于教育学、心理学之追求本土化的意愿。之后,文章概括的指出儒家所重在＂孝悌人伦、仁义为教、道德创生＂,道家之所重在＂尊道贵德、慈俭虚靜、自然无为＂,佛家之所重在＂悲智双运、涅槃寂静、缘起性空＂。进一步言之,儒家重在＂仁＂,他著重人伦教化的落实,并开启主体的自觉性,是＂我,就在这里＂。道家重在＂慈＂,他开启了自然天地的奥蕴,并点示了场域的和谐性,是＂我,归返天地＂。佛教重在＂悲＂,他深化了意识层次的分析,并廓清了意识的透明性,是＂我,当下空无＂。之后,文章对于心性之学所可能展开的心灵意识之诠释做了大略之理釐清,并因而对于＂道、德、理、性、气、情＂及＂志、意、心、念、识、欲＂等做了话语的转化,试图呼吁本土心理学的辅道学之可能。     

论明清时期副词“白”的进一步虚化

明清时期副词＂白＂的用法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白1＂,表示＂徒然无效地＂、＂不付代价、无偿地＂,位于动词短语肯定式前,否定动作行为的＂有效性＂或＂有偿性＂,兼具预设否定功能和情态化表述功能。第二类是＂白2＂,由＂白1＂的语义虚化而来。修饰动词短语否定式时,表达抱怨、不满、失望等消极情绪,可译为＂总、就是、偏偏;＂修饰动词短语肯定式时,既能表＂只不过、仅仅＂等限制义,也能传达说话者轻松随意的语气,表＂随便、稍微＂等。此时的＂白2＂意义更加虚化,否定意义丢失,其功能向单一的情态化表述转变。     

重阳节话“养老”

重阳节,也被称为＂老人节＂,中华民族自古崇尚＂孝＂,在重阳节祭祖和开展敬老活动已成为习俗。能够让每一位老年人都＂老有所养＂、＂老有所尊＂,也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在我国,短短几十年的改革发展,我们正在面临一个＂未富先老＂的局面,如何让每一位老年人都有一个幸福的晚年已成为焦点。     

“熬煎”考释

结合明清小说中的用例,解释了《红楼梦》中＂熬煎＂一词的不同义项。认为无论是表示＂忍耐＂,还是表示＂烧煮＂、＂烦恼＂、＂（被）折磨＂、＂痛苦＂,都有＂折磨＂的意味在里面,这个＂折磨＂多数是心理上的,也可以是生理上的。     

论郁达夫的“隐逸”

隐逸,是郁达夫最典型的人格特色,几乎囊括了现代隐逸的各种形式。他＂隐于自然＂,认为欣赏自然,欣赏山水,就是人与万物调和,人与宇宙合一的一种谐合作用。他＂隐于酒色＂,几乎把＂酒色＂当成了他的精神家园。他＂隐于书斋＂,读书、买书、藏书、著书成为他终其一生的爱好。他＂隐于宗教＂,作品中时时流露出淡泊出世、放达超俗的佛道意识。他＂隐于死亡＂,在＂杀身成仁＂的民族大义中实现了生命的完满与超越。在郁达夫的＂隐逸＂中,＂隐于自然＂和＂隐于酒色＂是其最突出的表现。爱欲和自然构成了郁达夫小说中人物生命的两极。     

符号学视野中的“图文之争”

所谓的＂图文之争＂,实质上是语言与图像两种符号形式在表意领域的＂特权之争＂。身处现代媒介环境,文学的传统＂领地＂受到了图像的全面冲击,生存空间日渐萎缩,而图像则在许多意义领域取得了优先表达的权力。有人据此认为,文学已经成了图像的＂附属物＂。若从符号学的角度解读＂图文之争＂,就会发现文学虽然退守,但其作为＂语言艺术＂的本质依然存在;凭借着语言符号的＂范式坚守＂,文学得以与图像展开＂对话＂。扩散着的＂文学性＂,是二者对话与交流的基础。     

试论儒家“大一统”思想

儒家的＂大一统＂思想,内涵丰富,有两大要点：一是孟子提出的＂一天下＂,一是荀子论证的＂一制度＂。＂一天下＂是国家、民族统一理论,＂一制度＂是社会制度统一理论。在分裂与战乱时期,天下＂定于一＂是＂大一统＂的第一要求。完成＂一天下＂之后,紧接着提出＂一制度＂,是＂大一统＂的必然要求。＂一天下＂与＂一制度＂,是长久维持＂大一统＂的根本保证。＂大一统＂是中国历史永远不变的目标。     

“巴蛇”探源

用《说文》释＂巴＂,无论将其释为＂虫＂还是释为＂它＂,指的都是一种毒蛇。根据《山海经》、《本草纲目》等古籍记载考证,笔者认为＂巴＂的本义指＂五步蛇＂。这种蛇起初被巴氏务相及其先祖奉为氏族图腾,后来随着巴人迁徙,与其他民族交流融合,＂巴＂逐渐演变为地名、族称和国名。     

关于“普世价值”的追问和思考

近几年,中国一些学者提出和宣扬所谓＂普世价值＂,是一个有特定含义和企图的思想陷阱。从其本质看,所谓＂普世价值＂就是把西方的特别是美国意识形态中的资产阶级核心价值观中性化、普遍化、神圣化、绝对化为一种超阶级、超时代、超越历史条件的＂普世价值＂,企图用以误导我国的改革开放。即企图以这种＂普世价值＂作为＂价值尺度＂、作为＂政治准则＂,来＂设计＂中国的＂基本制度＂,通过曲解中国正在进行的＂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公开主张中国从经济、政治、文化上实现所谓＂价值回归＂、＂融入人类文明主流＂,也就是要＂西化＂和＂分化＂中国,实行私有化和＂全盘西化＂的附庸资本主义制度。论文在深入分析了＂普世价值＂的久远历史根源和现实政治背景,以及思想文化的历史继承性与剥削阶级核心价值观的本质区别的基础上,从学理上揭示和论证了＂普世价值＂的片面性和荒谬性。     

时间副词“快要”与“就要”的语义特征及主观化假设

＂快要＂的语义特征主要表现为短时性与客观性,＂就要＂的语义特征主要表现为促发性与主观性。二者在语义特征上的差别是造成其用法差异的根本原因,其与时间名词、时间副词、＂了＂的共现情况为其语义特征提供了有力的形式验证。＂快要＂作为时间副词的稳定程度要高于＂就要＂,但其主观性程度却远远低于＂就要＂。     

论动词、形容词后“掉”的意义虚化

动词、形容词后加上＂掉＂记作＂V掉＂,随着＂V掉＂这一句式使用频率增长,＂掉＂的意义有了虚实之分。文章对＂掉＂的研究从语义入手、结合句法结构、语用表达,分析其语义虚化,进而论证＂掉＂的虚化意义为＂消失义＂、＂完成义＂和＂实现义＂。     

“和”与开言路——试论“和”的历史内涵及其现代意义

中国古代文化推重＂和＂,所谓＂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本文从＂和＂重多之共生、广开言路及价值论与思考方式的启迪三个方面试论＂和＂的历史内涵及其现代意义。     

印度古代哲学中的“一”与“多”

＂一＂与＂多＂的观念在印度远古圣典及后来的主要哲学流派中都有表现。佛教、婆罗门教、耆那教和顺世论的理论中都展示了这方面的思想。这种观念有几个主要的类型。有的认为只有＂一＂实在,有的认为＂一＂与＂多＂都不实在,有的否定惟一的＂一＂,肯定＂多＂,等等。它们与各派的基本理论倾向直接相关,也与古印度的政治及社会历史背景有重要联系。     

《乐记》之“乐可以兴”思想考释

《乐记》是先秦时期一部重要的美学著作。它虽未在行文中明确体现出＂乐可以兴＂的字样,但却认为乐是表现人的性情的,又认为人的性情的本质是＂德＂,内在基础是＂静＂,外在表现是＂言情和怨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德＂和＂静＂的表现以及对＂言情和怨刺＂的主张就成了＂乐可以兴＂的最好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