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创新”还是理论倒退?——再评张一兵的“思想构境论”

张一兵教授认为,他提出的"思想构境论"是"在提倡创新时代"的一个"哲学创新"。然而,无论是作为解释学还是作为哲学,思想构境论都谈不上有什么理论创新,倒是存在着理论上的倒退。作为解释学的思想构境论,其基本立场是主观主义,同时,它的许多解释学观念是陈旧的、落后的、混乱的、错误的。作为哲学的思想构境论,具有历史唯心论的倾向。由于张一兵在研究问题时采取不同的理论立场,他在理论上的倒退就不是坚决的、彻底的,而是?徨的、矛盾的、动摇的、折衷的。坚持思想构境论,就不可能真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必须抛弃思想构境论。     

汉代“独尊儒术”与主流诗学文论思想的确立

当中国古代的诗学文论("诗文评")作为一个学科,尚处于娘胎之中而未呱呱坠地之时,诗学文论领域儒家的主流和领导地位就因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治国之策而"被"奠定,并从此在中国历史上行霸两千余年。"独尊"局面的形成是历史选择的结果。由于政治思想的推动,儒家诗学文论渐成主流。其中,董仲舒、司马迁、刘向、扬雄、桓谭、班固、王充等人的文章创作思想,对儒家诗学文论的确立,具有重要意义。     

学说的神话——评“中国古代意境说”

长期以来,"意境"被认为是中国美学和诗学的中心范畴,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更出现了多种版本的"中国古代意境范畴史"。实际上,这些"意境史"都是现代学者依据王国维等提供的理论范式,利用中国古代诗学的思想素材所进行的一种人为的话语建构。这种建构过程同时就是对中国古代诗学歪曲和遮蔽的过程。在中国古代诗学传统中,"境"、"境界"、"意境"都是一些高度语境化的术语,只有深入研究这些术语所从出的语境,才能对它获得一种历史性的理解。尽管在中国古代诗学史上出现过各种以"境"论诗之说,却不存在一种今人所谓的"中国古代意境说"。这种"意境说"乃是一种"学说的神话"。     

周公的“德治”政治伦理思想及其意义

周公旦的"德治"政治伦理思想,由"以德配天"、"敬德保民"、"明德慎罚"和"制礼作乐"思想组成,它是儒家"德治"政治伦理思想的思想理论基石。以孔子、孟子和荀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丰富和发展了周公的"德治"政治伦理思想,基本形成了儒家"德治"政治伦理思想体系。周公与儒家的"德治"政治伦理思想,对于当代中国实施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治国方略,有着重要的启示。     

“一切艺术本质上都是诗”——试论海德格尔诗学之转渡

诗学作为海德格尔思想中的重要一维,通过“真理－艺术家－艺术作品”结构向“神圣－诗人－诗”结构的转渡,彰显出海氏思想运演的同一性与差异性。探寻海氏诗学思想之转渡,旨在把握海氏思想发展变化的内在路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传统诗学理论的学科僵化性,从而进一步开启诗学研究的它者之途。     

格林布拉特文化诗学理论的来源与视域

格林布拉特的文化诗学理论来源很复杂."诗学"的概念应该是深植在西方文化传统中的一个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格林布拉特的"文化诗学"主要是指对于文学的文化阐释与解读的策略,它强调各种社会力量在文本阐释过程中不断流通、商讨、冲撞,从而导致新的思想和审美力量产生.格林布拉特的文本阐释代表了一种新的理论和实践的阐释框架,体现了一种消解学科界限的理论气度,以及宏阔开放的学术眼光.思想是流动的,只有摒除思想成见,敢于跨越学科边界,才会带来学术研究新的生命力.     

关于“解释”的解释──读《解释学与人文科学》

保罗·利科尔是当今法国最有影响的解释学家，他力图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方面追求解释学的统一，并将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引入解释学领域。其著作《解释学与人文科学》（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12月版，陶远华等译）较详尽地反映了他的思想。不仅如此，该书还清晰地展示了解释学发展的脉络，是当代世界最有影响的学术著作之一。按照利科尔的看法，解释学首先是一种研究理解和解释“本文”的哲学，是“关于与本文相联系的理解过程的理论”。可见，解释学关注的首要问题是意义问题，在这一点上，解释学家与形式主义、结构主义者们…     

诗学社会学视野与诗歌批评话语——耿占春的诗学批评

在"失去象征"的日常诗歌话语场域建立诗歌的意义评价机制,这是耿占春诗学的主要特点。因此,他的诗学建构是在社会学视野与知识分子个体感知性话语之间的创造性凸显。他力求通过把概念理论化、细节主题化的方式,令人信服地呈现了"后象征"时期中国当代诗歌理论批评的"小诗学"图式。     

西方当代解释学理论及其思想脉络探讨

20世纪思想的转向,意味着哲学逐渐变成了解释学.20世纪哲学中的语言转向,在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解释学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海德格尔的解释学不是传统的阐释理论,其哲学文本是阐释之阐释,是对我们所邂逅的东西的长久沉思.伽达默尔的解释学不仅源自干海德格尔的解释学,而且极大地拓展了海德格尔解释学的关键性纲领,即"语言是存在之家".20世纪的解释学需要改变对哲学活动的理解,而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它也许重新遮蔽了理解自身.     

阿多诺星丛概念的解释学内涵

批判理论与解释学虽然是不同的哲学流派,但它们的有些思想具有彼此间的可参照性.星丛概念作为阿多诺的批判理论的一个核心概念,本身就蕴涵着客观性解释学的思想内涵.而星丛概念与客观性解释学的可通约性建立在客观性思想取向基础上,实现在主客体相互中介与突出个体的思想倾向中.     

情归自然:南北朝时“发愤著书”说的审美内涵

"发愤著书"说是司马迁文艺创作思想中的一个重要观点,它以情感作为文学创作的立足点和出发点,重在揭示社会政治、现实生活和人生际遇等客观因素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是我国古代文论中一个重要的命题,对后世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本文运用接受美学理论,以钟嵘的"怨愤说"和刘勰的"蓄愤说"对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的继承与发展为例,阐释分析南北朝时"发愤著书"说的理论内涵和审美价值,探讨"发愤著书"说的审美内涵和审美价值的演变轨迹。     

中国解释学与解释学中国化

创建中国式的解释学逐渐成为国内和海外汉语哲学界学者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 ,近 2 0年来 ,学者们提出了“创造的诠释学”、“本体诠释学”、“经典诠释学”、“中国解释学”等构想 ,对创建中国解释学的可能性和必要性、途径与方法做了较深入的探讨。本文认为 ,中国解释学问题的提出首先面临的是中国解释学的合法性问题 ,它本质上折射的是中国传统哲学与文化的现实境遇和未来走向问题。作为现代意义上的知识系统和学科门类的“中国解释学”是中西文化交流后的产物 ,今天所谓“中国解释学” ,乃是人们以某种取自西方解释学理论与方法解读中国历史上非解释学的文本创造出来的。在此意义上 ,要厘清一般意义上的“中国解释学”和“解释学在中国”、“解释学中国化”的界限。     

论伽达玛哲学解释学中黑格尔辩证法之影响--以其效果历史理论生成为例

关于评介伽达玛哲学解释学的思想著作和论述非常多,但对其哲学解释学思想源头的研究视野大多集中在从表面看来对其影响比较直接的传统解释学上,很少从滋育其解释学思想的德国古典哲学这棵枝繁叶茂的大树中寻根比较。因之以其效果历史理论与黑格尔辩证法关系为例,说明德国古典哲学对其哲学解释学思想形成与发展的作用是别有意义的。     

宋代新儒学的平等与差别理论

在中国的传统思想里,平等问题是以"原理的平等"与"现实的差别"相矛盾的关系出现的。宋代新儒家学说的代表学者朱熹引进了性理学的理与气的概念,把孟子的性善说提升到了存在论的层次(Ontological Lev-el),又通过气的概念来说明人与人之间与生俱来的差别。从把"理"限定在人内在的理性这一点上来看的话,可以探讨人的平等,它通过"分殊理"运用于把现实性差别正当化的理论根据,依据理先气后的理论,主张虽然原理上在现实中存在身份的差别,但它并不是作为平等的原理,与此相反,作为构成封建秩序的重要中轴,上下身份的差别成为必然的东西,不得不走向固定化、绝对化。     

科学解释学的三重维度

科学解释学认为,科学不是无前提的,对科学的理解无法摆脱“解释学循环”。科学是人的一种生存方式,是人的一种生存实践。科学不能在脱离解释学的人类真空(纯粹的自然界)中存在,科学不是与人无关的纯粹“客观的”公理化、形式化体系。它必须在人类“共在”的社会中、文化中和政治中得以生存。对科学解释学的完整理解离不开科学知识社会学、科学微观文化学、科学微观政治学这三重维度。     

立场反思:教育学与哲学和科学的对话

从某种意义上说,教育学是在与哲学等相关学科的对话中成长起来的,它先后经历了“亲哲学”和“亲科学”阶段,而今正在走向“事理知识”时期。对话使教育学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科学及系统方法论、人本主义哲学思潮、分析哲学、现象学、解释学及后现代思潮的理论与信仰中汲取了丰富的思想资源,使自己的知识形态、话语方式和思维方式发生了转变,同时也使自己的学科立场摇摆不定。当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和融合日趋强烈并使学科之间界限日趋模糊之时,意识到并坚守自己特定的学科立场,是教育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重要标识,也是证明自己存在合理性的根本理由。     

张载对孝悌思想的发展及其启示

孝悌是"仁"的根本和基础。北宋思想家张载对"孝悌"思想作了重要发展:首先,把天地当作父母,把所有的人和万物都当作兄弟和朋友;其次,把孝悌由一种品德提升为一种精神修养。张载对传统孝悌思想的发展具有深刻的启示:提升道德修养和精神境界需要从孝悌开始,同时需要具备感恩和移情能力。     

审视跨文化视野中的“作者之死”

源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西方诗学,重视文学摹仿外在现实世界的作用,注重的是文学文本的独立性,而消解、漠视创作主体的独特地位;中国理论界则以"诗言志"这一命题作为中国诗学的"开山纲领",注重创作主体与作品之间的相融与相依,强调"心"与"物"、"情"与"物"之间的相互感应,认为对主体的研究是顺利地进入文本、准确地理解文本的有效路径。从比较文学的跨文化视野来审视理论界关于"作者之死",我们就完全可以以一种超脱的心态来对待这一论争。本文正是从这一视角对"作者之死"这一命题所作的探讨。     

中国诗学辨--关于"诗学为何"答杨义与高建平先生

西方的"诗学"是极宽泛的概念,在中国学界颇有影响,因其与中国传统的观念存在性质的区别,以致近年引起"诗学为何"之争.中国诗学的渊源古老,由于儒家的诗教说而使其在文化系统中居于重要地位,但它摆脱了经学与杂文学观念的束缚,走上自己的发展道路,建立了较完备的体系,出现了系列富于学理性的专著.新文学运动以来因诗体被作为旧形式而否定,以致诗学缺乏学术的支持与投入.近十余年来理论体系的构架、专业集刊的创办和研究基地的建立,推动了诗学学科的建设.中国诗学为中国古代文学的分支学科,是以诗体文学研究为基础的高层次的理论研究;它由诗论、诗评、诗史、诗体、诗法和文献研究构成了有机的系统.目前尚需加强理论探讨,在尊重中西方化传统的基础上进行比较研究,继承我们的传统并发现其现代价值,以突现中国诗学的文化品格.     

解释学理论中的实践解释学转向

解释学理论在其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着方法论还是本体论、历史的解释学还是方法论的、批判的解释学的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解释者和解释对象之间的关系究竟是"隶属的"还是"疏异的",如果是"隶属的",那么解释学理论就应该是历史的、本体论的;反之,解释学就应该是批判的、方法论的.这些争论反映了对解释学理论理解的浪漫主义传统和启蒙主义传统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的解决促成了解释学理论中的实践解释学转向.实践解释学是融浪漫主义传统和启蒙主义传统于一身的新的解释学理论.它是本体与方法的统一、历史和批判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