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现代性视野中的德性伦理

作为对现代性之道德后果的整体回绝,德性伦理的复苏受到共同体主义与施特劳斯主义的一致推崇,但对现代性伦理抨击的片面、武断倾向与理论构想的弱实践性却使这两股学术批判力量落入玄思、空想和精英化之嫌。尽管如此,在有效融合规则伦理与德性伦理的呼声中,当代生态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普遍面临的新境遇,势必将有力地确证主导前现代性、淡出现代性的德性伦理在所谓的后现代性中的巨大价值,并对"德性之后"的伦理学建构予以深刻启迪。     

儒家“中庸之道”生态伦理原则的现代诠释

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中庸伦理思想,包含着非常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其主要特征在于推崇中和,中和的天道观是其中庸伦理思想的出发点乃至归宿。人的实践活动要符合自然规律的思想反映了极其浓厚的生态伦理的情怀。本文拟就中国传统儒家"中庸"伦理思想进行分析,认为中庸伦理存在着三大生态伦理原则:即"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根本原则;"应时而中"的生态伦理应用原则;"惜生及民、惜人及物"的普遍关怀的生态伦理的情感原则。     

儒家伦理的自然主义品质

伦理学奠基因其所归依的本体论前提性质的不同而呈现伦理自然主义、伦理直觉主义、伦理宗教主义三大谱系。儒家伦理学“德基”的结构和要素的自然主义性质决定了其整体上的自然主义品质。而这种自然主义又不同于西方伦理学的自然主义,因为儒家伦理在其自然主义的德基之上开出了直觉主义的实践伦理学。德基体系与奠基其上的法则体系的异构,恰是儒家伦理的悖论和困境所在,也是儒家伦理的亲和力、包容力和同化力之源泉所在。     

伦理的共相：伦理普遍主义的当代运势

伦理的共相问题就是伦理普遍性的中国式表达,而伦理普遍性就是指伦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存在的一般性规定,是对伦理实体、伦理关系与伦理秩序一般本质的规定性。伦理普遍性的获得路径有许多,但从内容上应该是伦理共同体对“共同善”的价值追求,而从形式上无非是来源于人类所具有的“公共理性”。伦理一旦获得普遍性的品格,就具有了无法替代的效应,具体表现为可规范效应、可协调效应、可持续效应。强化伦理共相意味着要凸现伦理的“具相”,即伦理普遍性的具体表现主要为伦理精神、伦理法则与伦理秩序,伦理精神是统领一切的灵魂,伦理法则是协调平衡的标准,伦理秩序是复杂伦理关系的条理化（清晰化）,三者虽然不构成伦理共相的全貌,但也可称得上是“主架构”。但随着社会结构的松弛、价值的多元化和社会发展不确定性的增加,伦理普遍主义却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如后现代主义、多元主义、特殊主义的挑战。与此同时,强调伦理普遍主义并不意味着对境遇伦理学的否定,相反,我们可以在实践伦理学或应用伦理学的意义上接受境遇伦理学,并充分吸收其处理具体伦理问题特别是伦理二难问题时的伦理智慧,把规则遵循与具体情境结合起来,把境遇的估计与行动的选择结合起来。     

儒家伦理的形而上追寻

韦政通指出,伦理要面对现实中出现的诸多问题,传统和现代化应在相互批判的互动中相互为用,当代的伦理教育应在诸方面突破。李存山认为,儒家的三纲是中国历史演变的产物,儒家伦理可以而且应该随着中国历史的新变化而变化,由此可解构三纲,使儒家的伦理观念作出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调整。景海峰探讨了三纲五常自汉以来即为儒家伦理之柱石,是儒家伦理形而上的根基,成为集结中华文化核心价值、凝聚民族精神的保障。王庆节认为,现代西方主流的“规则伦理学”和儒家的“德性伦理学”是现代社会生活不同层次上的伦理理论,不能因过分强调一个方向就走向泛道德主义,也不能因强调另一个方向而走向泛法律主义。儒家伦理在现代社会中应有一席之地。王立新经过对儒家伦理发生作用的方式的研究,认为它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通过政治运作或参与政治运作对古代政治进程和历史发展发生作用,二是通过教育对人生和社会生活发生作用。     

儒家伦理与道家伦理

儒道两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劲旅，它们的伦理学说既相互缠绕又相互撕扯，表现为一系列的契合与反差。一儒家伦理和道家伦理的契合处主要表现在人本主义的视点、物道主义的观念、内倾主义的方法和制欲主义的倾向上。１、人本主义的视点。人本主义是一个歧义甚多的概念，大体指以人为本的学说体系。西方从文艺复兴到存在主义的人本主义侧重于个体，是以个体本位为基础的人本主义；中国自先秦至明清的人本主义侧重于群体，是以群体本位为基础的人本主义。与中国传统学术主要是人本主义学术的特点相连，儒家伦理与道家伦理有一个共同的理论视点…     

儒家伦理的现代可能

一个民族的文化,很大程度上是由其伦理观念决定的。本文以"儒家伦理的现代可能"立题思考,通过对儒家伦理思想资源的扒梳、分析,试图站在中华民族伦理思想的原点,重新认识、开掘元典伦理思想的质素、要义。认为,创新与超越,是儒家伦理实现转型、更新,成为现代普世伦理观念的重要变途。     

全球伦理的儒家诠释

1 993年世界宗教大会发表的普世伦理宣言中明确指出 ,孔子思想是普世伦理基本原则的源头活水之一 ,但儒家的缺席实为一大遗憾。同年 ,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的构想 ,把儒家文化与伊斯兰文明相提并论 ,作为当代西方民主世界的对立面。在文化宗教领域内沉默而在经济政治领域中曝光 ,使儒家的优点黯然不彰而缺失则暴露无遗 ,这对新儒家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孔汉思深信宗教之间的相安无事是人类社群得以和平共存的先决条件 ,其普世伦理便是通过宗教对话而消解矛盾冲突的权法 ,但其淡化和削弱的诠释策略必然导致抽象的普世主义。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从西方 ,特别是美国的战略立场设思 ,有着浓郁的冷战情结 ,视儒家为权威主义和中国威胁论的理据。我们认为儒家具备关切政治 ,参与社会和重视文化三种属性。世界宗教集会领导小组曾提出持续性、进步、差异和了解四大议题作为构建全球伦理的基础。面对文明冲突的危险 ,我们务必强调对话的重要 ,通过文明对话来考虑生态环保、社群整合、文化多元及相互参照的可能 ,这比以抽象的普世主义为前提的伦理宣言更切合实际 ,这就是全球伦理的儒家诠释     

父子伦理,还是夫妇伦理——中国古代思想中的"元伦理"之争

发端于周人的宗法社会实践的中国古代伦理不仅打上鲜明的"家伦理"的烙印,而且在这种家本主义的伦理的发展史上,在"父子伦理"作为强势话语的同时,始终还存在着"父子伦理"与"夫妇伦理"孰为"元伦理"的理论之争.这一"元伦理"之争,使中国古人伦理观较之西人的单维的"男性伦理"或"无性伦理",以其对两性之际的深涉和包举而更具理论的深度和广度;与此同时,又以其对伦理中的生命维度的积极观照,为我们现代人类克服其愈演愈烈的身心分裂的"伦理唯心主义"的困境和重返人类伦理中固有的"生命对话"的精神,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和路引.     

作为示范伦理的儒家伦理

韦政通指出,伦理要面对现实中出现的诸多问题,传统和现代化应在相互批判的互动中相互为用,当代的伦理教育应在诸方面突破。李存山认为,儒家的三纲是中国历史演变的产物,儒家伦理可以而且应该随着中国历史的新变化而变化,由此可解构三纲,使儒家的伦理观念作出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调整。景海峰探讨了三纲五常自汉以来即为儒家伦理之柱石,是儒家伦理形而上的根基,成为集结中华文化核心价值、凝聚民族精神的保障。王庆节认为,现代西方主流的“规则伦理学”和儒家的“德性伦理学”是现代社会生活不同层次上的伦理理论,不能因过分强调一个方向就走向泛道德主义,也不能因强调另一个方向而走向泛法律主义。儒家伦理在现代社会中应有一席之地。王立新经过对儒家伦理发生作用的方式的研究,认为它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通过政治运作或参与政治运作对古代政治进程和历史发展发生作用,二是通过教育对人生和社会生活发生作用。     

当代伦理学变革的趋势及其基本原则

伦理必须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不断进行自我更新，才能为市场经济提供一种必要的伦理资源，避免伦理资源的枯竭。当代伦理学变革的基本趋势是经济伦理、制度伦理、普世伦理得到长足发展；伦理学变革的基本原则为体现人类基本价值原则、功利性与超越性相结合原则、继承与创新相结合原则。     

从常识道德到专业伦理:生命伦理学理论进路的变迁

生命伦理学的基础为何?这是生命伦理学家们致力于解决的元问题。比彻姆作为经典生命伦理学的代表,以常识道德作为进路,依托实证主义、规范性、概念性和方法论证明其合理性。但它遭遇了理论权威性难题、与临床实践的不相容性等质疑。罗兹主张用专业伦理取代常识道德成为生命伦理学的理论进路;比彻姆虽回应了罗兹的意见,但多以澄清问题为主,并未对专业伦理进路做出评价。常识道德沿袭了西方哲学传统的"发现确定性"的论证路径,但是它容易遗忘医学专业的社会承诺。专业伦理以"创构性"凸显其专业自治性,但实践进路也引发了理论的脆弱性问题。为此,生命伦理学需要融合两种进路:常识道德提供形式元素,专业伦理则提供质料范畴。     

儒家伦理的当下境遇问题

韦政通指出,伦理要面对现实中出现的诸多问题,传统和现代化应在相互批判的互动中相互为用,当代的伦理教育应在诸方面突破。李存山认为,儒家的三纲是中国历史演变的产物,儒家伦理可以而且应该随着中国历史的新变化而变化,由此可解构三纲,使儒家的伦理观念作出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调整。景海峰探讨了三纲五常自汉以来即为儒家伦理之柱石,是儒家伦理形而上的根基,成为集结中华文化核心价值、凝聚民族精神的保障。王庆节认为,现代西方主流的“规则伦理学”和儒家的“德性伦理学”是现代社会生活不同层次上的伦理理论,不能因过分强调一个方向就走向泛道德主义,也不能因强调另一个方向而走向泛法律主义。儒家伦理在现代社会中应有一席之地。王立新经过对儒家伦理发生作用的方式的研究,认为它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通过政治运作或参与政治运作对古代政治进程和历史发展发生作用,二是通过教育对人生和社会生活发生作用。     

女性伦理学的哲学意义

以关怀伦理为代表的女性伦理学,挑战着西方以正义伦理为代表的主流伦理学并对哲学乃至其他学科带来极大影响。但是,在西方学术背景与社会背景下,女性伦理学在享用西方后现代哲学理论成果的同时,也承负着哲学困境所带来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难题。从中西哲学比较的视角来看女性伦理学,一方面中国文化或许能为西方女性伦理学的发展提供更为合理的理论与实践基础;一方面也为当今世界哲学观念的转变、哲学方向的发展提供富有启发意义的思考。     

西方生态伦理学的逻辑困境及其“东方转向”

西方生态伦理学将伦理对象扩展到自然界,强调自然权利、自然利益,为传统伦理学带来了一次重要变革。然而由于学说内在的一些逻辑困境,其在理论与实践层面上常出现自相矛盾的问题。妥善解决"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争论,厘清生态学与伦理学的关系,准确界定特有的概念范畴,给出"是"与"应当"联系的正确推论等,是其化解自身逻辑困境的充要条件。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西方生态伦理学进行"东方转向",使中西生态文化交融,势在必行。在东西方生态伦理文化相互会通中要特别注意伦理的"民族性"与"时代性"问题。     

无为、知止、贵生、爱物——道家生态伦理思想探析

作为一门新兴的学术理论,生态伦理学是在西方产生与发展起来的,但我们必须肯定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十分丰富的生态伦理智慧.挖掘整理这些思想观点既可以扩展现代环境保护思想的思维空间和内容,又能够为当代环境保护提供崭新的思维视角和独特的理论资源,进而为当前的环保措施提供借鉴.本文从道家的平等主义生态价值观、整体主义生态自然观入手,分析道家物无贵贱、有机和谐的生态伦理原则,进而探讨道家思想中无为、知止、贵生、爱物的生态伦理规范.     

经济安全伦理:经济伦理的一个新视域

金融危机的爆发凸显出当前经济伦理学视域的局限以及存在诸多的盲点和弱点,在后危机时代,国家经济安全应成为经济伦理的重要价值取向,构建国家的经济安全伦理应成为一项重要任务.作为经济伦理的一个新视域,经济安全伦理以其特定的基本问题和伦理原则,拓展了经济伦理学的研究视域,使其关注经济安全;提升了经济伦理学研究层面,使其聚焦宏观伦理;充实了经济伦理学的研究方法,使其应时交替运用从伦理到经济的方法和从经济到伦理的方法.     

《道德经》的生命伦理精神探析

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生命伦理学同时也面对着后现代的道德境遇:传统道德基础的崩坍、道德权威的消解与生命伦理的学理匮乏使得中国生命伦理学亟需重新构建。尽管恩格尔哈特曾断言:一般的俗世的生命伦理学无法发现一种标准的、充满内容的俗世道德,但是他仍主张寻求一个包容道德多元论的道德结构。本文的生命伦理精神即作为这样一种道德结构的尝试,旨在为中国语境下的生命伦理学构建提供可能性根基。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生命胚基的道家经典《道德经》因其对生命之"道"的终极关照与对生命自由的无极追求而成为中国生命伦理精神的始源之一,与生命伦理有着一致的内在旨归,即何以安身立命。本文基于生命伦理学构建的目的沿循生命之源、社会生命之治与个体生命之养的生命理路探析《道德经》中饱含的生命伦理精神。     

中国生命伦理学的话语、问题和挑战

中国生命伦理学在历史语境、理论逻辑和实践旨趣三个方面产生了如何"说中国话"的问题。对问题症候进行分析表明:寻求"语境突围",达成"基本共识",应对"中国现代性",是当前中国生命伦理学面临的最为紧要的问题。"语境突围"是全部问题的关键。共识难题和现代性难题是实现"语境突围"必须回应的两大挑战。运用伦理分层方法,可以得出两个基本结论:通过界定大小语境,求解共识难题;通过确立程序伦理优先于实质伦理的分层原则,求解现代性难题。     

国内科技伦理学研究综述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科学技术取得了飞速的发展,科学技术带来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造成了一定的道德危机。目前国内对科技伦理学的研究还仅仅是个开端,需要进一步的探索。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对科技伦理学的研究主要涉及到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1.科技伦理的基础问题;2.科技伦理学的建构;3.我国古代有关科技伦理学的论述;4.现代科技发展的困境;5.我国科技伦理研究的现代转向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