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佛教对吐蕃社会文化的影响

佛教传入吐蕃后,在历代赞普的支持下,占据了吐蕃社会的正统宗教地位,对吐蕃社会的意识形态、教育方式、语言文字、造像艺术、建筑风格和音乐舞蹈等方面产生了历史性的影响,印度佛教思想和文化或多或少也改变了吐蕃社会的思想观念、价值体系和文化结构。     

吐蕃时期政教关系新论

"王辛同治"是吐蕃前期政权治理的基本模式,当松赞干布统一西藏建立吐蕃王朝后,开始学习周边民族的治理模式,建构法治与引进佛教,强化赞普集权,限制本教对政权及社会事务的干预。本教是维系吐蕃政权的法理根基,佛教是顺应当时吐蕃社会发展方向的进步文化。随着时局的变迁,统治者对"两教"有不同的偏好。对统治者来讲,宗教与自身信仰无关,是维护统治与争权夺利的工具。厘清吐蕃时期的政教关系,有助于理解西藏历史上政教关系的本质与"政教合一"的演变逻辑,从而树立正确的宗教观、历史观。     

吐蕃佛教的社会地位研究

佛教是在吐蕃王朝松赞干布时期,分别从印度和汉地传入西藏。在吐蕃赞普和王室的大力支持下,没有被吐蕃贵族大臣们的一次次禁佛运动所扼杀,也没有被吐蕃本土宗教苯教所挤垮,最终登上了吐蕃社会正统宗教的地位,赢得了很高的礼遇和崇高的地位,并对藏族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文着重探讨吐蕃佛教在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方面的社会历史地位。     

试论宋代河湟地区佛教的发展

《宋史·吐蕃传》记载唃厮啰政权的宗教是"尊释氏"。由于史料的缺乏,现代研究一般认为唃厮啰政权时期河湟地区的佛教属于藏传佛教的范畴,或者认为受到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的影响。笔者不揣浅陋,通过对史料、资料的梳理,比较了吐蕃佛教和汉传佛教在河湟地区的影响,认为宋代河湟地区佛教发展进程中汉传佛教仍然在传播;同时在河湟吐蕃部落中佛教徒使用的语言是藏语,因此可将河湟地区的佛教归为历史上的藏语系佛教。     

作为资源、职业和信仰的佛经抄写——吐蕃统治时期敦煌汉文写经的模式与社会文化动因

吐蕃统治时期的汉文写经,由吐蕃皇室、寺院经坊、职业经生、僧尼和信众几大主体组成。借助佛经抄写,吐蕃政权得以推广佛教、管辖敦煌、保障自身的政教权力;各寺院通过佛经的藏写转请,体现其宗教资源和社会地位;职业经生依靠写经得以谋生;僧尼和信众由此获得精神信仰的满足。因此,佛经抄写是承载宗教功德与各主体社会文化动因的综合行为。     

也谈藏传佛教后宏期

近读谢佐同志的《佛教在西藏的“前宏期”和“后宏期”》一文,很受启发,特别是所论“后宏期”一节,多发藏传佛教研究者所未发。本文试图在谢文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阐述。 842年,朗达玛被害,吐蕃王朝崩溃了,吐蕃的佛教文化进入了衰微与分化的时期。由于吐蕃主要地区佛教的沦亡,使得安多与阿里地区的佛教以独特的形式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在吐蕃的边远地区,佛教不再那样正统了,而是开始与本教的巫术、密宗怛特罗融为一体。     

浅谈佛教在吐蕃社会早期历史中的发展

本文通过对吐蕃社会早期佛教的传入所遇到的种种阻碍,特别是在＂前弘期＂,苯教对外来宗教佛教的抵制,来探讨得到王室支持的佛教是如何一步步在藏区站稳脚跟,并得到广泛传播的原因。特别是在早期作为吐蕃社会最高统治者的历代赞普,在大力扶持佛教的同时,也在与代表贵族利益的苯教斗争中进一步加强了皇权。可以在一定意义上说,这一时期的佛教发展史也是吐蕃社会皇权的发展史。     

佛教对吐蕃王朝政权体制的影响——兼论吐蕃王朝前、后期政权形态的变化

文章就佛教与吐蕃政权制度的演变关系作了深入考察。认为在吐蕃王朝政权体制发展、演变的三个阶段中 ,佛教一直发挥了重要作用 ,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藏传佛教与汉地佛教初传时期的再比较

以藏文材料和汉文材料为依据,对佛教在藏区与汉地初传时期的传播方式与途径进行比较研究可知,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后,将佛教引进了吐蕃,并欲将其作为主流意识形态,但当时吐蕃人信奉本土固有的宗教—苯教,于佛教异常隔膜。在此情势下,松赞干布将计就计,以苯教的思想和仪轨作为传播佛教的理论铺垫和思想基础,吐蕃人通过苯教这个管道和途径,才逐渐接受了佛教思想。汉地佛教初传时期,也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当佛教初来咋到时,汉人将佛教看作神仙方术的一种,后来又将佛法和道教的法术相提并论,将佛教哲学和庄子哲学一样看待。这些事实都说明,佛教在两地初传时期,基本上是接着两地的传统思想、宗教、文化讲的,而不是照着印度佛教思想的原本模样讲的。这是印度佛教在汉、藏两地传播的一个共性,或曰规律。     

北宋政权与西北吐蕃各部的关系

唐末吐蕃王朝解体后 ,历五代至宋初 ,我国西北地区的吐蕃经历了一个由极端分散 ,各自为政 ,又逐渐走上局部统一的历程。西北地区的吐蕃各部先后建立了凉州六谷部联盟和河湟地区的厮两个地方政权 ,出于抵御西夏的需要 ,这两个政权先后依附于北宋王朝 ,主动与之接纳关系。文章从北宋与西北吐蕃部落间政治、经济交往的过程入手 ,对双方间的关系作了简述。     

略论准噶尔侵扰西藏及其在藏统治（1716-1720）

1716年10月,以策妄阿拉布坦为首的准噶尔贵族调兵遣将远征西藏,西藏的统治者拉藏汗多次错过良机,最终准噶尔攻占拉萨,拉藏汗被杀,准噶尔贵族开始了在西藏长达三年之久的统治。准噶尔统治西藏时期,建立起了以达孜巴.拉杰热丹（stag stse lha rgyal rab brtan）为首的傀儡政权,尊崇格鲁派佛教,迫害其他派别佛教。准噶尔在西藏的统治较为残暴,最终在清军的打击下被赶出西藏。此后清朝中央政府加强了对西藏地方治理的力度,进一步增强了西藏地方同清中央政府之间的联系。     

马克斯·韦伯论藏传佛教

马克斯·韦伯是古典时代的社会理论大师中唯一曾经正面研究过藏传佛教的人。他主要分析了藏传佛教中的圣徒崇拜现象,对活佛转世制度、教会制度和知识与救赎关系都有着系统的见解;还分析了西藏政治与宗教的关系,指出了西藏双重政权的合作是西藏文化得以保存和发扬的必要条件。     

关于西藏通史研究的断代史思考——兼论元、明、清时期西藏地方与中央王朝“政权同步、政治同声、经济同气”的史实特征

西藏历史的分期与中原地区的历史分期存在一种趋同的周期,其原因有体制的因素、政治的因素和经济的因素等。在元、明、清时期表现为西藏地方与中央王朝“政权同步、政治同声、经济同气”的特征。本文对此作了分析探讨,认为将西藏历史的各个阶段纳入中国通史的研究范畴,以更加广大的视角来观察西藏历史的种种问题,有利于藏学和西藏历史研究的深入发展。     

班禅系统在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早期接触中的作用

17世纪中叶,藏传佛教格鲁派与固始汗以及西藏其他地方首领联合遣使前往盛京,与满清政权建立联系,开西藏地方与清朝政府关系之先河。作为四世班禅,在这次联合遣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国务院新闻办“四个民族问题白皮书”新解

在中国现时的宪政体制中,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并列为国家的三大基本政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由执政党的民族政策和国家的宪法、法律经长时期共同凝聚定型而成为国家的一项基本的政治制度,它的贯彻实施主要依靠政策与宪法、法律的途径与形式来进行,但这并不排斥其他的途径与形式,应当尽可能地扩展或延伸其他的途径与形式。《西藏的民族区域自治》等四个白皮书的发布,可以视为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创新途径与形式。     

从唐诗看金城公主入蕃和亲

与吐蕃和亲,发展相互间的友好关系,一直是唐朝的政策。继文成公主之后,金城公主下嫁吐蕃赞普弃隶缩赞,以敦睦唐蕃关系。她的事迹在拉萨布达拉宫、日喀则扎什伦布寺、山南桑耶寺等古代各寺中,都有文字记载,并存有大幅壁画;民间还流传着关于她的种种美丽传说。在《全唐诗》中,以"奉和送金城公主适西蕃应制"或"奉和送金城公主适西蕃"为题的17首诗,是唐代诗坛对金城公主远嫁吐蕃的文学见证。     

论西夏的基层组织与社会

受文化传统、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西夏的基层组织有别于传统的汉地模式。西夏基层社会中存在着两种基层组织的现象:既有唐宋基层社会中的乡里制度,同时还存在与吐蕃相似的部落制度,对"首领"的考论成为认识西夏基层部落制度的关键。西夏存在两种基层制度以及部落制度的消亡等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论18世纪后期英国对中国西藏的渗透政策及其破产

在18世纪后期,英国受当时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对我国西藏实行以建立直接交往关系为主的渗透政策。由于喜玛拉雅地区各国在历史上同我国西藏形成的密切关系及其在地缘政治上的屏障作用,英国在这一地区的扩张活动同它建立印藏直接交往的尝试一样,都是其对藏渗透政策的组成部分。英国在廓尔喀侵藏战争中的卑劣表演最终导致了其对藏渗透政策的彻底破产。     

论甘肃代表团赴藏对改善民国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的作用

本文以甘肃代表团赴藏为中心,来探讨民国初年中央政府与西藏的关系发展,甘肃代表团的赴藏是在动荡加剧的情况下,中央政府主动改善与西藏地方的关系,使得中央与地方关系有所好转,因此1919年甘肃代表团的赴藏,虽是中央与西藏关系的发展史上的惊鸿一瞥,却耐人寻味,值得仔细揣摩研究。     

美国战略情报局首次派员入藏历史探析

美国染指中国西藏由来已久。冷战后时代 ,西藏问题成为中美关系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敏感问题。二战期间 ,其情报机构战略情报局 (OSS -CIA前身 )在未经中国政府允许的情况下 ,首次派员秘密入藏 ,与达赖喇嘛直接交往 ,为美国插手西藏问题并利用这一问题干涉中国内政打开了直接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