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宗武在蒋介石、汪精卫之间充当的角色问题辨析

抗战初期,高宗武奉蒋介石之命暗中从事和平交涉,在与日本交涉过程中,他没有欺骗或背叛蒋介石,也没有诱使汪精卫上钩,让汪跳火坑,更不是“双料间谍”;他无意做汪精卫的代理人,却被日、汪利用;在日、汪“和平运动”中,他仍然企图实现蒋、日“和平”;脱离汪精卫,是其从事“和平交涉”的主观出发点与日、汪“和平运动”的进展相矛盾的必然结果。     

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转变及对抗战的影响

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 ,南京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经历了由“不抵抗、不交涉” ;“一面抵抗 ,一面交涉” ;“媚日外交”到态度比较强硬、被迫抵抗的曲折复杂的转变过程。这一对日政策的转变 ,具有进步性。它不仅促进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进一步高涨 ,有利于国共两党团结抗日局面的早日实现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 ;同时 ,也使南京国民政府停留在口头上、计划上的抗战准备得以逐步实施。但是 ,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转变是不彻底的 ,仍带有很大的阶级局限性     

平衡于两国之间的自我角色：赫德与中英缅甸事务

1885年10月英国侵占缅甸，中英就缅甸事务展开交涉。在此过程中，赫德先后通过意图获取谈判权、提供解决建议以及对方法进行完善等步骤对交涉进行私人承包，赫德的举措一方面为了维护其在华海关的优势地位，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维护其在英国政府眼中的能人形象。     

清末中日“间岛“交涉述论

190 7-1 90 9年的“间岛”交涉是日本侵略中国的重大步骤。清政府在两年余的交涉过程中 ,驳斥了日本在“间岛”问题上散布的种种谬论 ,论证所谓“间岛”地区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 ,挫败了日本侵占这一地区的阴谋。日本在交涉过程中调整外交策略 ,以“间岛”为筹码 ,逼迫清政府在东三省五案交涉上作出让步 ,攫取了大量路矿权利。考察“间岛”交涉的得失 ,不能孤立地分析 ,而应该把它与同时期的其它问题联系起来加以分析 ,孤立地看待 ,难免以偏概全     

许景澄与中俄四厘借款

四厘借款是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特别是俄国政府向清政府承搅的一次数额巨大的借款，在清廷外债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四厘借款谈判是由清驻俄公使许景澄出面交涉，由于他的爱国热情和外交努力，使得这次借款，从息扣上看，无论是同以前还是同以后的借款相比，相对而言都是扣少息低。四厘借款大大缓解了清政府的财政危机，也为后来借款提供了扣少息低的先例     

“间岛”交涉与清政府外交形象的转变

1907—1909年的中日“间岛”交涉是清末围绕领土主权的一次重大外交活动。日俄战争后,日本利用外交上的有利时机,于1907年8月以中朝界务问题为由提出“间岛”问题。“间岛”初指吉林光霁峪前图们江中的一块滩地,日本歪曲“间岛”真相,将其扩大为涉及延边广大地区的领土纠纷。日本提出“间岛”问题时,即已派兵越境侵占借以配合其外交讹诈。清政府一方面在延吉地区组织有理有节的抵制,另一方面通过外交途径与日交涉,驳斥日方在界务问题上制造的种种谬说,论证图们江为中朝边界。交涉后期,日方调整外交策略,以“间岛”问题、新法铁路、大石桥营…     

就评价班固与《汉书》问题与冉昭德同志商榷

在评价班固与《汉书》的问題上,冉昭德同志提出了一系列奇奇怪怪的论点,并陷入重重的自我矛盾之中。例如:他一方面承认班固是“为当时统治阶级的政治服务的”;另一方面,又说班固“在评论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方面也作出某些真知灼见的判断”,班固“对事务的看法,不偏执一端”等等。他一方面承认在《汉书》中记载了“大量客观存在”的“五行迷信的     

乔姆斯基语言观的哲学分析

乔姆斯基的崛起始自1957年荷兰出版的《句法结构》(Chomsky,1957)。该书的问世在语言学界引起了极大的震撼。与其说是他提出了与当时处于鼎盛时期的美国结构主义语法截然不同的“转换生成语法”,毋宁说是他阐述的语言观——注重人的创造能力的语言先验论与当时的科学实证潮流背道而驰。道理很简单,作为一部专门性语法——“转换生成语法”,其时不成熟、不严密之处随处可见。嗣后,他一方面批判地吸取同行的建议,不断地修改和完善这一语法,从“古典语法”到“标准理论”,到“修正的标准理论”,再到“扩充的修正的标准理论”;另一方面进一步系…     

李鸿章是中日甲午战争中清方“主角”论质疑

在一些中日甲午战争史论著中,不恰当地夸大了李鸿章的地位和作用。比如,有的说:“李鸿章是甲午战争中满清方面的主角,不论西太后、光绪帝对他支持或反对,都只能起着次要的作用。”其他类似的说法,有说李鸿章“掌握清朝政府军事外交大权”;也有说李鸿章掌握清朝“最大的实权”,“在中日战争中避战求和、造成败局的是他,签订《马关条约》的也是他”;又有说“李鸿章是战争的总指挥和中外交涉的负责人”,等等。我认为,这些说法不仅与史实不符,而     

情事变更下再交涉制度的理论构造

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并未明文规定再交涉义务,而在我国的司法裁判中,确有引入再交涉制度的必要性与实践基础。再交涉义务在性质上应属于单方义务、行为义务和不真正义务。应区分再交涉义务与诚信磋商义务,前者仅包括开启交涉的义务。再交涉义务的法律效果仅为合同调整权限的限制或变更,交涉过程中一方确有损失的情况下,另一方可类推适用缔约过失责任请求损害赔偿。     

关于毓贤评价的几个问题

毓贤在山东对义和团的基本政策是“惩首解从” ,这一政策相对而言是比较开明的。在处理山东的民教交涉案件时 ,他坚持“持平办理” ,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但从他的主流看 ,不宜评价过高。在清政府招抚义和团问题上 ,他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实际上把义和团引向了邪路。而他的极力主战 ,正表明他已经成为以慈禧为首的封建顽固派中的一员。他不是对中华民族有功 ,而是有罪 ;不是爱国 ,而是误国。     

中苏帕米尔争议的历史背景

翻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集,人们会发现在新疆极西部的帕米尔地区,从乌孜别里山口往南到克克拉去考勒峰(苏联称“波瓦洛——什维伊科夫斯基峰)一段标绘为未定界;但是苏联的现行地图这一段却标绘为已定界,即正式国界。中苏两国地图在帕米尔地区的标绘截然不     

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与袁世凯政府的新闻策略

在中日“二十一条”交涉期间,袁世凯政府大肆运用新闻策略,将日本要求内容及会议情形漏泄于外报驻京访事,以制造国际舆论,争取各国的同情与暗助。同时,纵容国内报纸自由地发抒爱国反日言论,以为政府对日交涉的凭藉。但出于日本方面的压力和防止国民“干预”外交的考虑,袁世凯政府又尽量控制过激舆论,使之不至妨碍交涉的和平解决。因而国内舆论未能达到既监督政府外交使之顺从民意,又引导国民爱国言行使之成为政府对日交涉后援的目的。     

清政府与义和团运动——以“持平办理”方针为中心

为处理“教案” ,清政府很早就提出了“持平办理”的方针 ,但在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下 ,处于弱势地位并只图苟安的清政府根本不可能做到“持平办理”。从清政府制定“持平办理”方针到执行不力以致失败 ,从另行出台“区分匪会”政策到降谕召募拳众 ,反映出民教交涉案件之所以逐渐发展为义和团运动 ,完全是一个规律性演进的历史过程。     

许景澄与晚清海防建设

晚清海军初创,驻外公使许景澄接负重任,在德国勘验定远、镇远、济远三舰,主持订购并参与设计经远、来远二舰.甲午战后,北洋海军重建,又再度领命在德购舰.许景澄上疏<条陈海军应办事宜>,锐意革新海防;亲诣船厂考求船制,辑著<外国师船表>十二卷,对晚清海防建设助益匪浅.     

我国历史上的帕米尔

帕米尔位于我国西部,地处亚洲中心地带,很古时候就是东方和西方陆上交通要道,有名的丝绸之路就通过这里。中国人民最早发现帕米尔,最早记载帕米尔。同时中国政府最早对帕米尔进行管辖。汉代西域都护的三十六国明确包括葱岭中的国家,唐朝更直接在葱岭设官置守。清朝帕米尔是中国西北领土的一部分,直接属新疆统一管辖,这些都是非常明白的事实,只是到了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才为沙俄武装侵占。现在地图上这段未定界线,就是沙俄武装入侵以后的军事线,企图强迫清廷接受,遭到拒绝,而成为悬案。早在1894年清朝政府的复照中明确声明保留对此线以西的帕米尔领土所原有的权利,直到达成一个满意的谅解为止。为了便于了解帕米尔问题,我们遵照革命导师恩格斯的教导:“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特将帕米尔的历史真相阐述于后,以供参考。     

“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浅论

“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是蒋介石在处理“一二八”事变时推行的误国方针，是不抵抗政策的继续，其后果则直接断送了淞沪抗战的大好局面。     

当代中国刑事审判权主体行为特征及文化解析

当代中国刑事审判权主体的行为表现出现代性与传统性交错的特征。一方面 :刑事审判权主体中立性获得一定的制度保障 ;刑事诉讼制度为刑事审判权主体提供了一定的与其他诉讼主体进行“交涉”的空间 ;公开性也成为刑事审判权主体的基本行为特征 ;刑事审判权主体行为已具有基本的规范性。另一方面 :刑事审判权主体自主性欠缺 ,仍存在审判行为行政化倾向 ;隐形程序的暗箱操作使刑事审判权主体行为形式上的交涉性和公开性受到损害 ,导致刑事审判权主体行为规范性降低。当代刑事审判权主体行为传统性源自中国传统文化如下方面的影响 :程序观念淡薄 ;权利观念的缺失 ;伦理法对程序的腐蚀 ;集权主义传统。     

试论曾纪泽的中俄陆路通商交涉①

中俄伊犁谈判是曾纪泽外交生涯中的显赫一笔,对于曾纪泽的交涉和部分权利的挽回,学界中人大都给予了高度评价。但近几年,一些学者提出了不同观点,认为曾纪泽在“重界轻商”思想下对俄国陆路通商特权的让步给近代中国西、北边疆造成了很大损害。然而,从当时的情况出发,要求曾纪泽在伊犁交涉中“商界并重”看似对中国主权有利,实则难以达到。清政府在中俄陆路通商交涉中的节节失利,事实上是晚清政府边疆危机在经济上的表现,不能因此而苛责曾纪泽的修约交涉。     

鲁迅典型化的两种手法

在研究鲁迅的典型论和他的创作实践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种情况:一方面鲁迅说他的作品中的人物是“杂取种种人”,“泛无实指”;另一方而,在他的作品(尤其是那些历史小说)中,又确有摹写或斥责现实生活中某个人的言行的现象。但是,在以往一些探讨鲁迅典型论思想的文章中却往往只强调前一方面,而忽视或回避后一方面。这无形中给人造成这样的印象:似乎只有“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