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袁世凯政府对西藏危机的因应

进入中华民国后,中国的边疆危机进一步加深。面对英国对西藏问题的公开干涉,袁世凯政府运用了各种方法,包括劝诱西藏接受"五族共和"的观念,支持共和政权,对英国施压的谈判采取拖延战术以便取得与西藏直接谈判的成功。囿于中国的实力,这些方法都未能取得成功。在随后的西姆拉会议期间,北京政府的政策是前后一致并且合理的,只是在袁世凯迫切需要英国支持其帝制方案时,中国的对藏政策才失去了先前的气势,变得更具和解性。即使如此,袁世凯仍然希望在西藏东部保存一块明显比英国愿意让予中国的更大的地区,作为英国在藏势力范围与中国之间的缓冲带,从而保护中国的西南边界。     

“五四运动”前后的中英西藏界务问题交涉

民国初年,西藏问题的症结在界务之争。1917～1918年第二次康藏纠纷爆发后,西姆拉会议遗留的汉藏划界问题亟待解决。在驻华英使的一再要求下,北京政府于1919年5月重提了袁世凯政府1915年所做出的最后让步方案,英政府同意以该提案作为谈判基础,但未及展开,北京政府却突然中止了谈判,其原因是在"五四运动"引发的全国大规模的民族主义浪潮下,川、甘地方与大众舆论重新对绒坝岔协议中承认为西藏所有的金沙江两岸之地提出异议,希望恢复清末赵尔丰的川边改土归流后的汉藏分界,使得北京政府放弃了与英国的谈判。汉藏划界问题的搁置宣告了英国意图使中国接受西姆拉条约目标的失败,也因此,西姆拉会议上秘密划定的藏印边界始终得不到西藏地方的认可。     

试论曾纪泽的中俄陆路通商交涉①

中俄伊犁谈判是曾纪泽外交生涯中的显赫一笔,对于曾纪泽的交涉和部分权利的挽回,学界中人大都给予了高度评价。但近几年,一些学者提出了不同观点,认为曾纪泽在“重界轻商”思想下对俄国陆路通商特权的让步给近代中国西、北边疆造成了很大损害。然而,从当时的情况出发,要求曾纪泽在伊犁交涉中“商界并重”看似对中国主权有利,实则难以达到。清政府在中俄陆路通商交涉中的节节失利,事实上是晚清政府边疆危机在经济上的表现,不能因此而苛责曾纪泽的修约交涉。     

马嘉理案与中国西南陆路贸易通道

马嘉理案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事件，有关马嘉理案的中英交涉，学术界曾给予了较多关注。文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出马嘉理案是在英印政府探索由缅甸进入云南的商业通道、希望抢在法国之前占领中国西部市场的背景下发生的，但在打开中国西南贸易通道问题上，英国政府与工商界人士之间存在着分歧，不同历史时期英政府对于工商界要求打开中国西南门户的呼吁给予了不同程度的支持。19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法国竞争的加剧，英政府开始在此问题上承担起越来越多的责任。     

试评苏联的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

对于苏联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中外学者长期以来持有各种不同的观点。文章主要认为这场运动是随着浙大林及对党内“左倾机会主义”的胜利展开的，是在联共（布）中央和苏维埃政府没有充分思想准备的情况下仓促发动的．并且由于采取的一些不当措施，这一运动不仅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反而造成了农村社会的大动荡，使苏联农业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     

晚清驻外使节制度的创立

1875年郭嵩焘成为中国首任驻英公使,由此开创了近代中国在外洋设立常驻使节的先河。清政府相应建立起一整套驻外使节制度,既保留了自身传统观念的痕迹,也试图去与国际法则相吻合。不可否认,这一制度的创立是天朝上国思想观念进一步瓦解的标志,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晚清中国的近代化历程。     

中缅北段未定界问题再探——以清末中英边界交涉为中心

19世纪末中英两国关于滇缅界务的交涉,是当时晚清政府面临的诸多边界争端之一,其中以北段未定界,即尖高山以北一段边界的争议尤为突出,成为中缅边界谈判长期毫无结果的主要原因,中英双方都有支持其界线主张的理由,至清朝灭亡,中英始终未能划定中缅北段未定界。产生这一结果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如清政府内部对英国殖民主义者所表现出来的强权政治的不满,中国传统的治边思想、边疆政策与近代意义上国家主权观念之间的冲突等。此外,滇缅北段未定界地区的战略位置使得中英双方划界时,都给予了此段边界更多的重视,从而使这一问题的解决显得更加困难。     

菲律宾经济发展缓慢的原因

菲律宾是位于南中国海和太平洋之间的群岛国家,面积3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六千万。50～60年代初,在新加坡经济还刚起步时,菲国已称得上是亚洲发达国家之一,然而到了80年代,当新加坡经济飞速发展,逐步接近西方发达国家水平时,菲律宾却被远远抛在了后面。以1987年为例,菲律宾人均国民总产值为590美元,而同年新加坡为7940美元,韩国为2690美元,马来西亚为1810美元,泰国为850美元①。本文拟就下列几方面谈谈菲律宾发展速度缓慢的原因。一、农业发展落后菲律宾是一个农业国家,1980年的农业人口仍占全国总人口的79%②。但由于种种原因,自1980年以来,…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中国处理边界争端的原则与实践

近代遗留下来的中国边界领土争端大致可以分为"位置性边界争端"和"领土性边界争端"。针对不同的边界问题,新中国政府制订了相应的原则与办法。60年代初,国际关系的紧张与中国边疆局势的动荡促使中共领导人加快了解决边界问题的步伐,中国相继与缅甸等6国解决了边界问题。中国政府在边界谈判过程中所贯彻的原则性与灵活性,保障了这一时期边界问题的顺利解决,体现出中国领导人尽快解决边界争端的意愿。从国家长远利益来看,在中国对外战略从"一边倒"转向"两条线"的60年代,陆地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为中国赢得了较为安定的边疆局势。     

北京政府时期的中缅边界问题交涉

1886年英国吞并缅甸后,中英两国先后通过两个边界协定划定了大部分中缅边界线。由于条约文本的缺陷和双方的意见分歧,中英两国未能完全划定中缅边界,这一问题在清朝覆灭前没有得到解决。辛亥革命后,英国中止谈判,单方面对争议地区实施了占领与经营,北京政府基本继承了前清政府在划界问题上的立场,对英政府的行为提出抗议,并采取了一定补救措施,但囿于国内政局的动荡,北京政府不断推延或停顿中缅未定界问题的交涉,使英国政府得以进一步加强对未定界地区的经营,从而降低了中国政府在以后边界谈判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