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碳”目标下流域生态修复的法律规制转型

为实现“双碳”目标,我国已初步形成自上而下的国家政策体系与制度安排,启动法律规制体系的气候变化应对转型。流域是社会经济生态的综合系统,在减缓与适应气候变化中具有重要功能。目前流域生态修复形成基于环境保护义务的行政修复与个体担责的司法修复两条进路,但受还原主义规制逻辑影响,流域生态修复法律规制体系不仅与流域整体性特征冲突,行政修复与司法修复也相互割裂,且司法修复有倒置成为主导的趋势,忽略了行政机关的核心修复职责。为契合“双碳”目标对过程与结果的双重要求,明确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功能定位,流域生态修复需要从立法目的、规划目标、修复标准以及规制逻辑等方面转型,激活流域气候变化调节功能,实现绿色低碳发展。未来应通过行政主导、司法补足的地位分配实现流域生态修复与固碳增汇的衔接,进行气候变化适应性调适,并协调生态修复与发展权的关系,积极回应气候变化损失与损害,打造气候变化背景下流域保护的中国方案。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我国农业绿色发展 的定位和政策建议

加快走出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道路,为实现"双碳"目标贡献农业力量不断引发各界的关注和思考。围绕"双碳"目标下如何推动我国农业绿色发展的关键问题,研究认为,要充分发挥"双碳"目标导向作用和农业绿色发展支撑作用,针对当前耕地数量质量压力较大、要素减量增效有待加强、科技创新潜力仍需释放、生产经营方式需要转型、相关制度规范亟待健全等重点问题,在思路上,统筹考虑供给安全和减排效果、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在具体措施上,通过提高耕地质量、推动要素减量增效、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夯实低碳科技供给基础、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构建绿色低碳农业产业链,深化农业绿色低碳发展政策体系、强化部门区域协同、加速形成农业碳排放交易市场等举措,从要素、产业、制度层面综合发力,助力"双碳"目标实现。     

“双碳”目标赋能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的机理、路径及保障机制

“双碳”目标是国家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战略部署,必将持续赋能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的形成和发展。“双碳”目标通过突出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节能减碳内涵,倒逼生产生活方式绿色低碳转型,促使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协同减碳,促使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成为全球潮流的机理赋能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双碳”目标通过推动能源结构优化升级、实现产业结构绿色转型、促进消费结构低碳发展、强化绿色低碳技术研发应用等路径,推动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的形成和发展。要建立宣传教育机制、制度保障机制、激励约束机制、协同转变机制等保障机制,确保“双碳”目标赋能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路径顺利推进,为实现“双碳”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成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的思考

气候变化已成为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是全世界共同的责任。作为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强有力经济手段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简称碳市场),近年来迅速发展。2017年是我国碳市场进入全面快速发展的关键之年。成都作为国家中心城市及国家低碳试点城市,开展碳市场建设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论文认为成都碳市场建设近期应在四个方面开展工作:搭建西部碳交易中心平台,为充分发掘西部地区生态资产和碳资产提供有力支撑;响应国家统一碳市场建设,加强碳交易基础能力建设;实施"碳惠天府"计划,推动经济建设和社会生活的低碳转型;构建具有成都特色的碳金融体系,促进经济转型升级,推动落实生态文明建设总体目标。     

中国的“双碳”目标与实践:形成逻辑、现实挑战、社会风险及推进进路

为应对不断加剧的全球气候危机,中国于2020年提出“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双碳”目标,该目标的形成基于“气候恶化的事实与影响—对气候变化的科学认知与制度倡导—推进碳减排与经济转型发展的实践行动”的演进逻辑。由于“双碳”目标属于政策驱动型目标,因此面临碳交易市场效能有待检验、“双碳”立法缺失、“双碳”技术薄弱、“双碳”多元利益主体“缺场”等挑战。在推进“双碳”目标实现的过程中,需要密切关注空间正义失衡,人群利益受损,运动式、休克式减碳等社会风险。推进“双碳”实践需要构建“政府—社会—企业—学界”等多元主体参与的系统性架构:在政府层面进行制度创新和立法推进;在社会层面培育民众的“双碳”意识,积极建构“低碳”社会;在企业层面加强低碳技术革新,开发绿色产品;在学术界层面积极开展“双碳”研究,加强“双碳”专业人才培养,从而共同推进“双碳”目标的达致和绿色发展。     

“双碳”目标下的低碳试点效果再评估

中国作为探索和实践“双碳”目标的“先锋”,低碳试点的先试先行为其低碳转型作出了有力探索。既有研究大多肯定了低碳试点的积极成效，但部分研究也指出了低碳试点存在的困境。在低碳试点陆续结束和中国迈向“双碳”目标之际，对低碳试点的低碳状态和减排趋势进行再评估。研究结果表明，三批低碳试点的效果可能并没有大多评估研究认为的乐观，低碳试点整体上尚未达到和形成显著的低碳状态和减排趋势。仅有2010和2012年开始的第一、二批低碳试点显现出碳减排的趋势，但其依然未进入低碳的状态；2017年开始的第三批低碳试点在减排趋势和低碳状态上均未显现出显著的效果。在政策试验阶段，低碳试点缺乏上位法律、总体规划和核算体系的指导以及相容的激励机制，这对其维系低碳发展效果产生了挑战。在迈向“双碳”目标阶段，国家层面需要加强制度安排的指导性和激励机制的相容性，完善应对气候变化法律体系，增强规划可行性与约束力，构建激励相容的长效机制，确保地方层面低碳政策设计和执行的综合性、稳定性和持续性。     

“双碳”目标下我国光伏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难点与对策

随着我国碳达峰、碳中和时间表的提出,大力发展绿色清洁能源、建立低碳循环经济体系已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随着低碳消费和数字化时代的到来,我国光伏产业迎来了史无前例的历史机遇,但目前光伏产业还面临着产能过剩、低碳核心技术欠缺、融资成本高、碳交易市场不够健全等挑战。光伏作为最大的绿色能源在未来仍有广阔发展前景,“双碳”目标下若在数字化转型、核心技术突破、绿色金融创新、碳交易市场完善、商业模式创新等方面采取有效举措将为光伏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巨大的动力。     

双碳目标下国有企业数字化战略变革的模式、路径及保障机制研究

国有企业数字化战略变革是实现双碳目标的有效手段,其变革模式、路径及保障机制值得深入研究。基于数字技术赋能以及绿色低碳技术探索与利用两个维度,总结出低碳产品优化型、低碳流程变革型、数据资源主导型和数字生态导向型等双碳目标下国有企业数字化战略变革的模式;在此基础上提出:明确数字技术赋能和绿色低碳创新协同发展、推动数字技术赋能的能源行业碳减排、探索绿色低碳创新的文旅产业转型方式、建立涵盖目标企业上下游的绿色制造供应链体系等四条变革路径。建议国有企业要探索以“数字人”为主体的双碳数字化人才培养模式,打造适应新管理情境的数字化动态能力,构建以数据中台为支撑的数字化组织结构,建设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绿色数字化生态系统,以切实保障国有企业数字化战略变革的顺利实施。研究结论对国有企业在当前我国双碳目标下如何有效开展数字化战略变革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碳交易市场支持“双碳”目标的实现路径研究

碳排放权交易是运用市场机制控制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大创新,是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举措。我国碳交易市场发展迅速,但仍存在碳市场流动性不足、碳价格发现功能有待加强、碳市场制度体系亟待完善、碳市场金融化程度较低等问题,未能充分发挥减排效应。对此,提出碳市场支持“双碳”目标实现的路径,主要包括完善碳市场运行机制、建立灵活的碳定价机制、健全碳市场相关制度体系建设以及推动碳金融建设发展。     

“双碳”目标下绿色建造政策变迁、复合层次及集成路径

建筑业正面临碳排放量居高不下、技术创新缺乏和资源利用率低等问题,“双碳”目标对建筑业实现绿色低碳转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绿色建造的构想、发展和塑造是建筑业践行绿色低碳目标的重要途径。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绿色建造经历了萌芽、发现、重视和塑造的政策变迁阶段。绿色建造的逻辑观念由注重经济增长转向生态保护,选择偏好由建造成果转向低碳建造,技术手段由传统粗放转向信息创新。通过塑造“双碳”目标下绿色建造的“政策变迁—复合层次—集成路径”逻辑框架,转型升级绿色建造的特征属性、“4R”原则和目标维度,重塑新时代绿色建造的理念及其实践方案,为高效发展绿色建造低碳理念和协同绿色建造全产业链提供参考和借鉴。     

“双碳”目标下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监管的问题与对策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并指出“应健全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作为非自发形成的政策市场,既需要市场机制发挥基础作用,又需要高水平的政府监管提高市场规制效能。目前,碳市场监管欠缺科学性、合理性、有效性,有待系统性提升监管效率,因此,应进一步理顺政府监管与市场运作的关系,优化数据监测、报告与核查制度、配额管理制度以建立有效的价格调节机制,为“双碳”目标的稳步实现保驾护航。     

碳市场语境下的碳排放环境风险：生成逻辑与行政规制

碳排放环境风险是外生因素和内生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人类行为是该风险的主导性来源。人为因素带来的碳排放浓度增加、碳排放量的累积或者碳排放量失控可能引致大气环境污染加剧、生态安全面临威胁、公众健康遭受疾病威胁。预防该类风险,国家先后启动了试点碳市场和国家碳市场,旨在通过规制碳市场控排企业行为来实现防范碳排放环境风险的目的。探析其内在逻辑,先后分析碳市场语境下控排企业的行为逻辑、碳排放环境风险的生成机理,归纳得出碳市场中控排企业行为引起的碳排放环境风险具有危害后果的多元性、因果关系的间接性、引致主体及其行为的特殊性、利益关系的复杂性特点。但是,现行环境法的规制理念和法律制度却无法有效因应这一特殊风险,表现在：现行风险规制理念无视价值的作用,制度设计上存在断片化的问题。鉴此,有效规制碳排放环境风险应更新规制理念,兼顾风险生成的科学和文化面向、事实与价值、客观与主观方面,科学、合理地构建相应的风险评估、风险管理和风险沟通制度。     

碳交易市场的监管机制研究

应对气候变化、控制温室气体的政策催生了碳交易,也诞生了碳交易市场。碳交易市场作为一种特殊的新兴市场,兼具环保市场、能源市场和金融市场的特点,这些特性导致各国政府需要对该市场进行严格的监管,以防止市场滥用、价格操纵、市场欺骗等现象,保障温室气体减排行为和市场行为健康发展。我国目前已经建立了若干可从事碳交易的交易所,部分省份正在进行碳交易试点,碳交易市场机制及监管机制必须同时建立及完善。碳交易市场的监管体制和制度是综合的,监管主体包括综合经济管理、环保、能源和金融管理等部门。     

2020年中国碳市场回顾与展望

截至2019年，全球已经投入运行的碳排放权交易体系覆盖了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约8%，未来全球碳市场的规模有望进一步扩大。2017年底，中国启动了纳入发电行业的全国碳市场，未来正式开启交易后预计年配额将达到30多亿吨CO₂，成为超越欧盟的全球第一大碳市场。2018—2019年，中国碳市场主要进行基础能力建设工作，七个试点碳市场仍在继续运行，未来将逐步向全国碳市场过渡。截至2019年底，七个试点共完成线上配额交易量1.8亿吨，实现交易额41.3亿元，其中湖北碳市场成交总量和成交总额最高，北京碳市场成交均价最高，北京、上海、湖北、广东和深圳碳市场表现较为活跃，天津和重庆碳市场表现相对低迷。预计2020年后，全国碳市场将迎来发电行业首单配额交易，“十四五”期间逐步纳入其他高耗能行业。当前中国已经实现了2020年的碳强度在2005年的基础上降低40%~45%的减排目标，未来全国碳市场的顺利运行将对中国低成本实现碳排放在2030年前尽早达峰发挥积极作用。     

竞争市场中生产与碳交易策略

在碳排放约束下,利用动态古诺模型,分析厂商如何优化产量、交易碳排放权的规模、净化节约额以实现利润最大化的问题,得到相应的均衡量和各阶段最优量,并给出竞争市场中的企业减排策略以及政府的行为和碳排放权价格对企业减排策略的影响,阐述在竞争市场中减排和碳排放权交易的运行机制。研究发现: 双寡头竞争市场中存在均衡状态;在减排率较低时,制造上获得最高利润,而企业追求过高的减排率将会导致过分依赖碳减排市场而获得较低的利润;制造商应该适时低价购入过量碳排放权,而在高价时卖出多余的碳排放权,以充分利用碳排放权市场以增加利润降低成本;制造商的利润会随着政府碳排放权分配系数的增加而增加。     

森林碳汇市场的运行机制研究

《京都议定书》生效后,森林碳汇市场作为解决森林生态系统效益补偿的有效机制在国际范围内已经初步建立。揭示了森林碳汇产权的界定是森林碳汇市场交易的前提和市场有效运作的制度基础,进而以发展中国家和附件Ⅰ国家为森林碳汇的供求分析框架,以资源配置有效性为视角,构建了森林碳汇市场的运行机制,并进一步探讨了政府在森林碳汇市场运行机制构建与完善中的作用。     

碳排放交易市场机制的比较与借鉴

碳排放交易作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有力措施之一,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国际两大碳排放交易市场(欧盟温室气体排放交易体系和芝加哥气候交易所)以其各自独特的运作模式成为全球减排温室气体的典范。我国的节能减排工作应在碳排放交易模式、节能配额制度以及惩罚措施等方面予以完善。     

北京市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可持续发展研究

针对北京市建设全国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目标,在分析北京市碳交易市场现状的基础上,提出应坚持市场化导向,着力增进碳交易市场的竞争能力。最后从注重碳交易配额初始分配的公正性、改善碳交易的市场结构、鼓励扩宽融资渠道、推动市场形成均衡交易价格、不断增加碳交易情景方式5个方面提出了实现北京市碳交易市场化的途径。     

森林碳汇及其市场的研究综述

通过综述国内外相关文献,对森林碳汇的概念、特征和计量,森林碳汇市场的特征、类型和现状以及森林碳汇市场机制构成要素和政策激励等问题进行了初步的分析概述,最后从研究对象、方法和内容方面对中国森林碳汇及其市场的发展进行了展望。     

对我国碳排放形势和低碳经济转型的研究

我国碳排放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一,人均碳排放量和单位国民生产总值碳排放强度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碳排放总量过快增长使得我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国际谈判中承受的外部压力不断加大,低碳经济转型迫在眉睫。文章在对我国碳排放形势及其主要特征深入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实现低碳转型需要从规划、产业体系、能源利用方式和结构、低碳技术等方面深入开展大量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