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研究

基于1988-2007年的统计数据,利用协整分析和灰色关联分析,对山东省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的相互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村金融信贷规模与农民收入增长关系紧密,并具有长期均衡关系,即金融信贷规模的扩大推动了农民收入的增长.但金融机构在将农村存款转化为贷款进而推动农民收入增长方面效率较低,并未发挥出农村金融机构的中介作用.基于山东省农村金融在促进农民增收中存在的问题,本研究从农村金融的角度,就加强对农民的金融支持、增加农民收入提出了具体化的政策建议.     

广东农村金融发展同农民收入增长实证研究

本文采用灰色理论中的关联分析法,利用农村金融规模、农村金融支农力度、农村货币化程度作为参考序列,农民全年人均纯收入、农民全年现金收入、人均纯收入年增长率作为比较序列进行灰色关联分析。分析表明: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明显,农村货币化程度提高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尤为明显,而农村金融机构数量、贷款规模、存款规模的缩小同金融支农力度的减弱则对农民收入增长有抑制作用。     

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与冲击——基于VECM模型的实证研究

中国农村金融在作为农业大国的情况下不仅发展相对落后,其支农的力度、结构都存在不足,导致中国农村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不显著.采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实证分析1978-2011年中国农村金融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与冲击.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收入的增长主要源于农民工资性收入的增加,外生于中国经济内生于国家发展战略的农村金融却没有很好地促进农民增收.财政支农在力度和结构上都存在不合理的因素导致无法发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同时,农村储蓄和农业信贷由于“金融抑制”、“金融门槛”等不合理农村金融环境因素的影响也无法从根本上发挥其促进农民增收的作用,加之国家发展战略的配合,进一步加重了农民的贫困.     

涉农贷款与农民收入关系实证研究——以易县农村信用社为例

农村金融机构是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力量,但我国现阶段金融体系服务农民增收的力量相对薄弱,农村信用社是支农的主力军,而其自身能力有限,很难独立支撑起服务“三农”的重任.本文主要以农业信贷政策理论、农民收入增长理论为依据,灵活运用多种计量方法对易县农村信用社涉农贷款与农民收入关系进行研究,得出相应结论,为促进易县农民收入增长提出建议.     

金融压抑与农民增收关系的实证研究——以常德市为例

我国农村金融压抑的特征主要表现在农村金融组织资源供给不足、农村金融机构功能不全、金融机构城乡与区域布局失衡并存、农村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不高等方面。本研究以常德市统计数据为研究基础,采用回归方法分析了金融压抑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发现：农业贷款额、三农投入额与农民收入变动之间呈稳定的正向函数关系且两者对农民收入影响的贡献率是不同的,农业贷款额为0．448,三农投入额为0．57,说明金融功能发挥不足,处于压抑状态。因此,应加强农村金融组织建设,改善金融压抑状态;创新信贷服务方式,提高金融服务水平金融扶持新兴农业产业,创造农民增收亮点等,以促进农民收入增加。     

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实证分析

通过对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1999-2005年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的灰色关联分析,发现临夏州农村金融规模是影响农村经济增长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农村金融机构的转贷问题并不突出;农业贷款对农林牧渔业和农民收入的贡献率不大,并有挪作他用的现象;乡镇企业贷款对乡镇企业增加值的直接贡献有限,乡镇企业的发展对农村金融的依赖程度不高,但对农业经济增长和农民收入的影响却较为突出。     

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的资金支持比较研究

基于多变量协整检验与误差修正模型研究农村不同类型资金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村正规金融机构贷款增加长期内有利于农民增收,但短期抑制。其中,农业发展银行的政策性贷款对农民增收效果显著,而农业银行与农村信用社支农效果不明显;民间借贷长期促进农民增收,短期则有轻微的抑制作用;而财政支农支出长期促进农民增收,短期效果不明显。     

安徽省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

在对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进行制度和结构分析的基础上,运用1991-2007年间安徽省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的相关数据,对安徽省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安徽省农村金融发展效率与农民收入增长呈正相关关系,农村金融相关率与农民收入增长负相关;农村金融相关率与农民收入增长互为Grange因果关系,而农村金融发展效率不是农民收入增长的Grange原因。文章在结合安徽省具体实际的基础上就农村金融发展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提出了简要的政策建议。     

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本文在对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站在农村金融发展的视角,结合农民收入的现实状况,AK1978-2004年实际数据出发,对农村金融发展水平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出：在1978-2004年间农户从业人员的就业结构变化、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和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问呈正相关关系,而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表明,农村金融发展是农民收入增长Granger原因,最后提出了农村金融发展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路径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结构影响的实证分析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文章基于农民收入来源结构,实证分析了1978~2008年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家庭经营收入起负向作用,而农村金融发展结构能提高农民的工资性收入水平。故应从加大政策性银行支农和增加乡镇企业贷款额度的角度着手,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     

财政金融支农与农民增收:作用机制与空间效应

基于农业创新和农村基本公共服务视角,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析2006—2020年省域财政金融支农对农民收入的作用机制,并构建空间杜宾模型考察财政金融支农、农业创新和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对农民收入的空间效应。分析发现：财政金融支农对农民增收具有正向作用,但存在随区域和时间变化的异质性; 农业创新和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在财政金融支农与农民增收间存在中介效应;财政支农对农民增收发挥显著正向直接效应和总体效应,间接效应不显著,金融支农则具有显著正向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体效应;农业创新和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在财政金融支农对农民增收作用中均存在显著正向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     

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可持续发展的现状、制约因素和对策

从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可持续发展现状来看,一方面,其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和税后利润快速增长,资产质量较好,且资本充足,盈利能力逐年改善.另一方面,其信贷规模快速增长,对农户和小企业的贷款占比较高,有效地缓解了农户和小企业的信贷约束.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存在问题,一是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对农户和小企业的贷款占比有下降趋势,贷款对象偏离农户,区域分布不合理;二是其发展缓慢,结构不合理,且流动性不足,盈利水平偏低.针对这些制约因素,提出促进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阴云犹在”亦或“拨云见日”:早期饥荒经历与农户借贷行为

从生命历程视角,利用2020年关中平原农户调查数据,分析农村个体生命周期早期饥荒经历对其成年后借贷行为的影响、传导机制及异质性,并探究早期饥荒经历是否存在代际传递效应。研究发现,早期饥荒经历会显著增加农户借贷行为,并通过提高风险偏好、增加人力资本和强化心理韧性来增加借贷行为。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早期饥荒经历对女性户主的家庭借贷行为影响更大,对非正规借贷行为的影响更明显,青少年时期经历饥荒对家庭借贷行为的影响更高。早期饥荒经历存在代际传递效应,即父辈饥荒经历会促进子代借贷行为。基于此,政府在健全农村信贷体系过程中,要关注农户早期饥荒经历及其代际传递,引导农村金融机构通过差异化的信贷产品和服务供给来持续拓展乡村振兴金融服务的广度和深度。     

基于乡村振兴内生发展动力的农民主体性问题研究

农民是农业生产的主力、是农村生活的主人、是乡村事务的主角，理应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主体和主要力量。充分激活农民主体性和内生发展动力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现实要求，也是贯彻和落实党中央乡村振兴战略决策的力量源泉，是马克思主体性思想中国化、现实化和时代化的新发展和新要求。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必须依靠广大农民的自力更生和主体力量，但是现实生活中农民主体性激活所面临的困难不能忽视。必须让马克思主体性思想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在农业农村现代化实践中闪耀理性的光辉，让农民实现从“要我脱贫”到“我要致富”的观念转变，在保障农民合理权益中赋能农民在乡村振兴全过程的主体性激活和创造力激发，发展和提升农民的价值创造伟力和自我发展能力，让农民主体地位和利益在下乡资本的治理和人文环境建设中得以保护和发挥，保障和落实农民对乡村振兴政策的知情权和受益权，让党的好政策转化为农民自觉奉献乡村振兴的实践效能。     

劳动力流动、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与城乡收入差距

农民工资地区趋同、行业差异区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与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占比同势变化的中国城乡经济特征事实,表明劳动力用脚投票,流向差距小的地区,同时也发现劳动力流动、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和城乡收入差距存在因果循环关系,并运用1990-2012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建立联立方程模型进行计量分析,检验结果表明:农民受教育水平与人均工资性收入呈现非线性关系.劳动力流动是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及份额提高的重要途径,增加地区的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份额是改变城乡收入差距空间格局的重要手段.因此,流入地中城乡收入差距大的地区可以通过吸引更多农村流动劳动力而改善本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流出地则可以通过增加更多的流出人口缩小该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然而从流入地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在区域间所占比重看,容易形成“城乡收入差距大—农民工资性收入份额低—城乡收入差距大”的恶性循环.从农村劳动力流动视角解释城乡收入差距空间格局保持不变的原因在于,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会使流入地的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及份额增加幅度、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幅度均超过流出地.     

甘肃农民增收研究

农业结构调整,农业自身发展,农村面貌改善,生态环境建设,社会事业发展,农民外出务工和国家财税政策调整等都是影响农民增收的因素。甘肃省农民增收具有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应将促进农民增收作为甘肃省的总体思路和发展目标之一,与工业强省地位并列。甘肃省农民增加收入要发展特色农业,发展劳务经济,推进农业产业化,提高农民素质,有序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扎实推进新农村建设。     

西南民族地区农民参与乡村振兴的影响因素与路径优化研究——基于沧源县L村的案例分析

乡村振兴进程中存在农民参与不足的困境，要破解此问题，不仅要从政策、制度等外部方面给予农民保障，更要从农民自身发展入手，充分发挥农民主体作用。西南民族地区的乡村振兴所面临的问题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同样也面临着农民参与不足的困境。因此，基于沧源县L村乡村振兴的两个案例，用善治理论从内部和外部两方面分析出影响农民参与乡村振兴的六个因素，并提出推进农村产业发展，建立利益联结机制；提升农民综合素质，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强化农民责任感；拓宽农民参与渠道，发挥农民主体作用；保障农民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五个方面的路径优化策略。     

福建省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计量分析

采用1978～2007年福建省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农民人均纯收入、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前期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数据,运用OLS方法对影响福建省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的因素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福建省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成正比;前期消费支出过高会使当期消费支出减少;消费者物价指数与农民消费支出成正比,但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提高只是增加农民消费支出金额,并不增加消费品数量。因此提高福建省农民人均消费水平应提高农民人均纯收入。     

中国农民收入结构的演化逻辑及其增收效应测度

运用1984-2017年中国农民收入数据，对农民收入结构变动值和农民收入结构变动的增收效应分别进行测度，研究发现：（1）农民收入来源逐渐多元化，收入增长的源泉由过去单纯依靠家庭经营性收入增长转变为近年来各项收入的协同增长，但农民收入的结构与城镇居民相比仍然存在不合理之处。（2）农民工资性收入对农民增收的累计贡献力度已于2010年超越了家庭经营性收入，将来亦或是在很长一段时间以内，必然会与家庭经营性收入作为两大主要收入来源而“并驾齐驱”地带动农民收入持续、快速、稳定增长。（3）长久以来，农民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因为具有不确定性和暂时性特征，又非农民的传统性收入，因此对农民增收并没有起到决定性作用，但新世纪以来，两者对农民增收的相对贡献率之和已经从2%上升到了16.02%。上述结论意味着，如今农民收入问题已经演化成了一个越来越多地与非农密切相关联的问题，农民持续增收离不开收入结构优化和各项收入协同增长，其核心就变成了如何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解决农民非农就业、支持农民创新创业、赋予农民更完备的产权权能、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     

务工与务农行为选择比较研究: 来自村庄的证据

城镇化、工业化冲击之下,传统农民获取收入的过程中有了更多选择,在其所能掌控范围内的一项重要事务即为选择从事农业生产还是远离农业.不同地域、不同地理和自然禀赋、不同发展阶段的农村地区时序变迁差异巨大.借助北方地区45个农户跨时5年(2008-2014年)的家庭微观面板数据,依据调研家庭特征设定行为选择和收入获取联立方程,模型估计方法有Heckman两步法和内生转换模型(ETM),依据地理特征构造工具变量以消除内生性难题.结果发现,教育水平的高低是务工与务农两难选择的关键决定因子,受教育水平越高的家庭成员越倾向于外出务工;无论是选择务工还是务农,预期所能够获得收入的影响都极为显著;随着农民务农收入水平的提高、农业补贴力度加大、对农业补贴政策预知能力提升,农民越来越不愿意离开土地.因此,重视农业、扶持农村、关注农民的有利政策或不利因素都可能起反作用,设计和制定政策时应谨防逆向选择问题的出现.在注重加强中国农业支持政策对农民生产和生活的影响与促进的同时,应提高农村教育质量,强化农民素质培训,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加快农村保障体系完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