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谈唐叔虞始封的年代问题

《今本竹书纪年》中周成王十年“王命唐叔虞为侯”的记载是正确的。晋公铭文中有唐公“左右武王” ,其实是唐公后人有意夸大其始祖功业 ;“唐叔献嘉禾”之事在周公致政、唐叔受封之后 ,研究晋国始封必须弄清这一事件的具体时间 ;晋国始封于周成王十年之说比较合理     

《关于利簋铭文的释读》一文的几点意见

商承祚同志以本年第二期《中山大学学报》见寄。其中有《关于利簋铭文的释读》一文,副题为“与唐兰、于省吾同志商榷”。其与我商榷之处,我提出六条意见于下: 一,商文说:“利簋铭文是周灭商的胜利纪录,且在武王立命之后不久。既然他们认为世界一切皆上帝所安排,灭商是‘受天命’者,在既成事实,实现上帝这一意旨之后,哪里还有必要再提伐商的贞卜呢?”按商说语意含混。“立命”二字不知有何根据?什么叫立命?武王在什么时候立命?均没有加以说明。既然周人以为是受天命而灭商,则灭商之后追述“岁贞克闻”之事,而强调灭商出于天意,本极自然,商文为什么说“哪里还有必要再提伐商的贞卜呢?”     

蔡国始封及其始封年代考——兼论武王克商的年代

蔡国是有周一代重要的封国，由于史料阙佚，史学界对其始封问题历来歧见迭出，莫衷一是。通过对武王封蔡传统说法进存辞证，认为蔡国是周公始封而非武王始封，时间在周公摄政期间。在对武王克商具体年代考证的基础上提出蔡国始封的具体时间是在公元前1104年。     

何尊铭文补释

一九七六年在陕西省宝鸡市出土的何尊,其铭文涉及到周初武王灭商和武王、成王相继营建成周洛邑这两件周初大事,     

利簋铭文新释

利簋铭文记载了甲子日武王代商的重大史事,史料价值极高。本文通过字词训估,对“钺鼎、克昏、夙(宿)有商”等记载武王伐商过程的叙事之辞进行考释,认为“钺鼎、克昏、夙(宿)有商”这三个短语的主语承铭首“武征商”而省略,“钺鼎”,描写武王伐商时手持铜钺,正位而立,代天行罚的形象;“克昏”,记武王责问昏庸的“商纣王”的结局——最后占领了商都。     

“以五十颂处”解释(读金文札记)

扶风庄白一号窖藏出土的“史墙盘铭”有这样一段话: 于武王既殷,微史烈祖乃来见武王,武王则令周公舍寓,于周俾处。与其同时出土的一件“（疒兴）钟铭”也有一段相似的文辞: 于武王既殷,微生烈祖〔乃〕来见武王。武王则令周公舍寓,以五十颂处。两段铭文基本相同,只是盘铭的“于周俾处”在钟铭里被改成了“以五十颂处”。虽然是一句之差,但其中的奥妙颇耐人寻味。     

商王武丁 奋伐荆楚

商王武丁征伐荆楚之事,在甲骨文、古文献及考古材料中有迹可寻.武王南征的原因有二主要是到南方寻找铜矿、锡、铅等战略资源;扩展疆土,巩固其共主地位也是原因之一.     

天亡簋“王又大丰”与“王凡三方”试解

西周铜器天亡簋,或名大丰簋、天亡敦、聃敦、朕簋,为武王时器。孙诒让谓此器铭文“文字古朴,义难通晓”①。自清道光末年出土以来,对铭文考释者达十数家,取得了许多一致的见解,但仍存在分歧较大之处,影响了对全篇铭文的理解。在前辈学者的启发下,本文试对铭文中“王又大丰”与“王凡三方”句陈一己之见。     

宋代追尊皇后祔庙考论

关于追尊皇后的祔庙问题,欧阳修、马端临、王鸣盛等人的看法差异较大,有必祔太庙、皆立别庙和两者均可三种观点。宋代神主祔太庙的追尊皇后有四种:追尊皇帝的皇后、后嗣做了皇帝、神宗整顿太庙礼制时被升祔、因先帝太庙室中虚位而按照太庙礼制自然升祔;其他,则别立庙。透过宋代追尊皇后祔庙的实践过程可以看出,现实皇权、士大夫态度在追尊皇后祔庙的实际运作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论楚国的屈氏家族和屈原的故乡

屈氏家族从屈瑕授封屈地为侯开始,世代享受“莫敖”的殊荣,春秋战国500年间一直是楚国的支柱。屈氏家族涌现了一大批人才精英,特别是产生了世界文化名人屈原。从《鄂君启节》有关铭文和汉寿县沧浪水畔楚墓群“武王之童督”铜戈、“郢室畏户之玺”铜印等文物的出土,沧港镇的遗存遗迹及相关文献的记载分析,屈原的故乡不可能是湖北的秭归,很可能是洞庭平原中心的汉寿县沧港古镇。     

利簋铭文新释

利簋铭文直接涉及武王克商的重大史实,记载周武王"甲子朝岁鼎,克闻,夙又(有)商","岁鼎"即"岁正","克闻"犹"克殷".全句意指周人于夏历的岁旦之日打败殷人,清早占领商城.而旧释多不可据.     

论《楚居》中季连与鬻熊事迹的传说特征

历史记载,楚人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鬻熊之前的传说阶段,这一时期的先祖楚人称之为楚先。第二阶段是熊丽至宵敖,楚人称这一时期的先祖为公,如铜器铭文中的楚公家、楚公逆等,我们称之为楚先公时期。第三阶段是楚王时期,自武王始至楚亡。自武王开始,史料丰富,世系清晰。     

新见贤鼎器铭与西周大射礼

吴镇烽新著《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续编》中收录了一件贤鼎,据形制、纹饰等因素考量,当为西周早期后段康昭时器。铭文涉及西周大射之事,虽记载与其他器铭不合,但并非伪铭。其所记当是由周王亲自主持并参与的大规模军事演习。这是彼时军事战争频仍的现实反映,也是早期射礼起源于军事训练的鲜明例证。而透过贤鼎大射之事来简拔军事将领,也与射礼具备"择士"的政治目的相吻合。     

辨《甘棠》召伯之伯

《诗经·甘棠》历来被认为是一篇美召伯之德的诗作,对于其“伯”有三种理解:文王时,召公是“一州一牧二伯”的伯爵之伯,实是受文王之命佐治雍州;武王时,召公居上公与周公一起分陕,为东西二伯分治天下;成王时,召公位列三公尊为“太保”与周公一同执斧钺辅佐成王,亦是二伯.《甘棠》所记当是文王时召公与周公并分岐邦之事,而非武王分陕之事.诗云“召伯”正是以“二伯”身份来称颂召公当年在召南之地的德政功绩.     

陕西临潼发现的武王征商簋铭文考释

《文物》一九七七年第八期载有唐兰和于省吾两位先生对周初利簋即武王征商簋铭文考释的文章。两家的解释，颇不相同，特别是对铭文的前半段，彼此出入很大，使人有无所适从之感。这说明了该器的铭文值得我们作进一步钻研。 由于器物铸造的时代早，铭文的训诂遂成为难题。其中不仅有辨别字义的困难，而且还有一个识字的问题。铭文中有一个簋■字，在甲骨文中最为习见，不过字形与此微异，作■或■。《卜辞通纂》和《殷契粹编》中释为“岁”字，视作祭名。于文释此为 “岁”，似本郭说；唐文释为“越”字，仍认为甲骨文借用此字代表“岁”字…     

安阳大墓主人应是后赵石虎

有关部门宣布有六大依据确认曹操墓葬,其中最为确切的证据,就是刻有"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刀"等铭文的八块石牌,证明墓主人就是魏武王曹操。然而,说曹操"挌虎"于史无据,不可相信。今安阳大墓出土的诸多文物,亦非曹操《遗令》中说的"敛以时服。那么,墓主人真的是曹操吗?"魏武王"会不会另有其人呢?从研究"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刀"石牌入手,遍稽史书,居然有所发现,找到了安阳大墓的真正主人——后赵石虎。并就这个问题兼及"七十二疑冢"问题,提出一得之见。     

应公尊

传世品“应公尊”(封三图一),通高16.4厘米,口径,横12厘米,纵10厘米。椭园形,口作喇叭状,圈足,腹部饰饕餮纹,口颈、足部皆素面(封三图二)。腹内底部有铭文:“应公作宝尊彝”二行六字(封三图三),字迹清晰可辨。整个器物呈赤黑色,由于传世年深日久,表面浮有一层油迹光泽。锈斑不多。口部、腹部和足部各有一处破损,腹部焊接较好,只是部分花纹有些模糊不清;口部和足部的修补技艺较差,痕迹明显,去其伪造锈斑,已露出黄铜。     

西周封国的政区性质

分封之制,发端很早.相传禹时已经置有万国.①至于商朝的封国,不但见诸古籍,甲骨文中也有记载.西周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加以发展,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分封制度的.西周初期曾经进行了三次较大的分封,即子朝说的“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并建母弟,以藩屏周”.②以后陆续又有增封.西周一代封国究竟有多少?今已无从确指.《吕氏春秋·观世篇》号称“周之所封四百余,服国八百余”.看来为数一定众多.根据古代文献和出土文物的铭文来看,西周分封,除了赏赐礼器、珍宝、奴隶、田亩以及专事征伐的弓矢之外,还要任命受封者去统治一个地方,这就是封国.封国疆域     

穆公簋盖所记周穆王大蒐事考

西周穆王时期的穆公簋盖,因其铭文中个别字词的误释误解,导致盖铭所记事件性质不明。本文释铭文首句的地名为见于殷墟甲骨文记载的一个著名田猎地;又结合对铭文"商师"、"周"两地的考证,并与商代铜器宰甫卣铭文相关史实进行比较,判定穆公簋盖铭所记的乃是周穆王时期的一次大蒐活动,从而为研究西周时代大蒐礼和周穆王游行之事发掘了一份珍贵史料。     

“告庙”与“庙见”之别:春秋时期大夫以上阶层婚礼礼俗考证——从《左传》“先配后祖”说谈起

《左传》隐公八年记载郑国公子忽"先配后祖"之事,历代经学家对此众说纷纭,持论不一。问题的实质其实是春秋时期大夫以上贵族阶层通行的婚礼礼仪问题。告庙的仪式与婚礼仪式并无直接关系,而庙见的仪式才是婚礼中必要的一环。春秋时期,大夫以上阶层的婚礼礼仪与士昏礼有所区别,尽管都有"三月庙见"这样的仪式,但是士昏礼中新妇到达当日便"成夫妇","庙见"只具备禀告先祖"来妇"的意义,而在大夫以上阶层的婚礼中规定"三月庙见"之后才能"配夫妇",因此庙见具有保证婚姻合法性的特殊地位,是大夫以上贵族阶层婚礼中尤其重要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