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林道教向都市道教的转型:以唐代长安道教为例

唐代长安道教宫观大量设置,各名山宫观道士汇聚长安,积极介入社会政治文化活动,这反映道教史上山林道教向都市道教的转型。唐代长安道士注重弘道,道教与儒释共同鼎立而为三教,道学成为社会文化的主流。     

陶弘景与茅山道的诞生

陶弘景是南朝著名道士,在其归隐茅山的四十余年中,他不仅吸收葛洪、陆修静及寇谦之道教改革之成果,而且立炉炼丹,通过实践,进一步完善道教的炼丹理论。他以上清经为基础,融儒佛道为一体,创立了茅山宗,开宫观道教之先河。     

全真教述略

金元时期,我国的道教形成两大教派.南方为正一教,中心在江西龙虎山,由张道陵后世子孙掌教;北方为全真教,中心在山东昆嵛山,由咸阳道士王重阳创教.元太祖时,王重阳的弟子丘处机,掌管天下道教,对全真教进行了修正改革,使全真教盛极一时.     

当代道教宫观经济的转型

文章是对于华东某大都市(A市)的青年宫观道士--即经由该市道教协会所属道教学院训练出身、目前供职于道协下属宫观的道士--的主要经济活动模式的人类学研究报告.以一种认知、学习的视角,探讨了青年宫观道士如何在A市的整个道教经济变迁的过程中,通过对道教经济体中其他重要参照群体如"领导"、"散居道士"、"香头"之经济模式的试误学习,逐步地认清自己的生存空间(niche),从而形成他们目前融"公共供给经济"、"市场经济"、"礼物经济"和"贡赋经济"四种不同的交易逻辑及伦理道德为一体的特殊经济活动模式.     

隋唐五代帝王崇道活动述略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河流中,隋唐五代是道教重要的发展繁荣与转折时期。其间,隋唐五代历代帝王崇道之风颇盛,其大势进行的崇道活动主要由以下几方面组成:一、尊崇道士;二、痴迷道术;三、营建宫观;四、颁令制度,发展道教。     

当代中国道士培训教程的特征与意义

旨在以道士培训教程的变化为例证,说明中国传统的知识论及与其相配套的本体论被现代性的知识论、本体论所取代的一种可能的方式。通过比较宋明以后出家道士的宫观教育教程、火居道士的家族教育教程以及A市道教学院所代表的现代学校教育教程,提出现代学校教育教程所体现的是以“文本知识”为中心的知识论及其相配套的二元论本体论,与宫观传统的“戒律威仪”教育和家族传统的“科仪技艺”教育所体现的多层次一元论是截然不同的;所以现代学校教育模式的引进对道教来说无宁是革命性的,而这一革命性的举措的原因,文章申论,是现代国家体制所建构的后传统社会所培育出的过度亢进的反身性及其衍生的论说强迫症。     

贵州民间道教与傩坛

贵州道教,北宋初年传入,南宋时有一定数量的宫观。明代贵州道教繁盛。贵州地瘠民贫,文化素质低下,与致力于宗教的形而上学意义的玄学无缘。为了争取信徒,传教者转而为信徒消灾弭难,趋福避祸,谋求现世利益,道教日趋世俗化、功利化。清代道士多以医药、符■、驱傩行世,宗教活动呈明显的商业倾向。民国时期和１９４９年建国后,道教低素质的传播,被当局视为迷信,屡遭限禁而没落。道教作为我国本土宗教,在民间有着强劲的生命力和渗透力。道教巫术与方术的渊源,以及道教对民间信仰的开放性,使贵州道教沾染了浓烈的巫风雅俗。为了生…     

宋代寺院宫观中的御书阁、本命殿

宋代佛教寺院和道教官观中大量出现御书阁、本命殿。御书阁、本命殿的寺院宫观同官方联系密切：或为了得到官方的庇护，许多寺院和道观的僧人和道士主动出资兴建御书阁、本命殿；或由于官方（或皇家）对本命说的尊崇贯穿整个宋代始终，使得一些寺院、宫观中出现了专门为皇家作法事的本命殿。作为官方同佛教、道教联系的中介，御书阁、本命殿的出现不仅反映了政治权力向宗教领域渗透，而且反映了僧人道士向统治者寻求庇护的动向，更是佛教、道教服务于当时社会，实现其自身价值的一种体现。     

民国时期山东佛道教的衰微

民国时期山东佛、道教的衰微主要表现在寺院宫观和僧人道士急剧减少,僧道教理教义水平的降低和清规戒律的废弛。外部原因为人们思想的解放,当局佛、道教政策的变迁,社会的黑暗和兵匪的破坏,其他宗教和会门的竞争。内部原因为僧道出身成分和出家动机的变迁。对此,当时佛、道教界的有识之士力图重振佛、道教,但是,佛、道教衰微的局面终未扭转。     

南朝长江流域的宫观碑记与道教造像——南朝十三通宫观碑记的梳理与讨论

长江流域是南北朝时期道教发展的重要地区,但宫观造像方面却遗存难考、史料不足。从现有考古成果和文献看,目前只能收集到十三通南朝宫观碑记。这些碑记记载了宫观中的神祗与造像,同时也涉及到一些宫观造像的形制材料。这些材料反映出当时道教造像的存在形态,即：南朝时期长江流域已经出现了道教神仙的供奉仪式,但南朝宫观中普遍不设置神像。     

北宋文人与茅山宗

茅山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丰厚的道教文化内涵吸引了许多北宋文人士大夫前来学道、隐居、观光。具有较高文化修养的茅山道士与北宋文人频繁交往,促进了当时茅山道教的繁荣。茅山宗主修内丹、养生治心的教理恰好符合文人的生活需求,茅山宗成为对北宋文人最有影响力的道教派别。茅山宗经典《真诰》与《黄庭经》对北宋文人的思想、生活以及文学创作也产生了较大影响。     

论宋代僧道的文化水平

宋代僧道队伍中因为有诸多士人、举人乃至官员，其文化水平得以提升。法律规定，为僧道者须通过官方主持的严格的文化考试，出家后仍需终身钻研佛学、道学以及其他学问，这是修行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官方也加强对寺观僧道文化水平的监控，晋升僧官通常以考核的形式进行。这些使宋代僧道整体文化水平不同以往，在宗教领域做出了不同凡响的历史贡献，显示出宋代佛道界的上层具有高深的文化水平。此外，他们积极入世，以其博学多才在科技、文艺等方面均有成就，在文化史上颇多贡献。在北宋末期，有文化的僧道约六十万人，实为一个庞大的知识阶层。可以说僧道文化是与士大夫文化并列的两大文化及思想高地。     

乾隆朝俄属乌梁海越界问题研究——以观念史视角为中心

乾隆朝汗卡屯地区俄属乌梁海人越界问题,实乃俄罗斯利用跨界民族乌梁海对清朝领土进行渗透,这一问题的产生与乾隆朝在中俄西北边界的巡边制度实行中之漏洞相关。面临俄国的扩张压力,守土有责的清朝地方官员曾萌生了具有一丝近代色彩的边界意识,乾隆皇帝却为维护中俄关系大局而回归清朝固有的传统边界观念加以应对,由此标志着中俄西北边界政策由积极进取转向消极保守,也为晚清俄国割占科布多大部分地区埋下了隐患。此外,相关满文档案与舆图还表明,乾隆帝对西北科布多辖区中俄"原本定界"有明确认识和在俄方挤压下俄属乌梁海对清朝产生了政治认同,皆有助于从一个侧面澄清国际学界对清朝"扩张性"的争议。     

株洲杜甫草堂考

株洲石浦少陵草堂为纪念杜甫住宿凿石浦题诗而建。其始建于宋,盛于康乾,毁于晚清。杜公在凿石浦住宿时间短,留下诗篇少;然而,岁月精准,遗址精确,历代怀杜盛事详实可查,实属罕见。     

唐代有关天台山道教诗的价值

本文就有关天台山道教的唐诗进行价值层面的探讨,分析了其价值的主要体现:记述了诗人与道士的交往,为研究唐代诗人的生活和创作提供了新的领域;记述了天台道教的实践行为,为研究天台道教提供了珍贵资料;体现了对人生价值的高度重视,强化了人的生命意识;表达了对自然万物的热爱,体现了人与自然的亲在和谐;反映了时代精神风貌的变迁,具有一定的历史认识价值。     

从《乾隆朝上谕档》看乾隆帝的驭臣策略

《乾隆朝上谕档》是乾隆一朝上谕副本的汇集,其中保存了数量众多的吏治方面的文献,为深入研究乾隆帝宽严相济的驭臣策略提供了重要的原始史料。宽严相济的驭臣策略是乾隆帝总结康、雍两朝的吏治得失慎重提出的,具体表现为恩威并施,执两用中,这一策略在维护清朝统治的稳固和帝王的权威等方面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其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     

岭南明遗民薛始亨生平事迹考论

岭南明遗民薛始亨一生忽而为儒、忽而为僧、忽而为道的诡秘行踪颇值得玩味,他最终皈依道教的选择及对自己道人身份的认可迥异于当时岭南遗民逃禅的普遍风气。薛始亨的一生可分为四个阶段:鼎革前意气风发的求学阶段;鼎革后风雨飘摇中的奋然挣扎;中年绝望之际的退隐江湖;晚年参禅、入道之间的游走与徘徊。梳理其思想发展脉络,有助于管窥明清之际岭南遗民的隐微心态。     

试论皖派学人对张惠言词学观的影响

惠言作为常州词派的开山人物,其于治经上多得皖派学人的指导,从而成为乾嘉时期著名的经学家。而其词学也颇多经学色彩。从张惠言治词之目的以及经学施之于词学两方面来考察皖派学人对其词学观的影响,可以展示出清代江南一带的士风和词风。     

张浚与洛学

张浚在南宋高、孝两朝出将入相,对宋代学术起着重要作用。他在南宋初与赵鼎并相,推崇洛学,引擢洛学之士,造就"小元祐"政局,为洛学的复兴吹响了号角;另一方面,他又主张元祐未必全是、熙丰未必全非,倡行孝悌之说,打压洛学,使洛学的发展受到抑制。秦桧专政后,张浚被贬斥,在困顿谪居期间,张浚终信洛学,著书立说,继承弘扬洛学,并引导其子张栻追随洛学。张浚对洛学的推崇使他在孝宗朝再受重用,流誉于后世,甚至掩盖其过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