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府理性到公共理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性路径分析

政府理性是指政府整合国家与社会的机制与能力。如同其他社会行为主体一样,政府理性也是一种工具理性,它是一种不完全理性,或称有限理性。现代政府理性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执政党的理性活动表现出来的。公共理性是横跨国家理性、政党理性、利益集团理性和个人理性,并以成熟自律的公民社会为基础的利益整合的机制和能力。作为公共领域中的现代公共理性应成为沟通、协调和统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个人理性与国家(政府)理性,大众理性与精英理性的中介与桥梁。在现代社会里,政府理性只有置于公共领域的监督和批判之下,其决策和管理才能在更大的程度上体现公共理性,即决策和管理具有公共性、民意性、正当性和合法性。公共领域、公民社会的呵护与培育,社会行为主体理性的公共化,现代公民意识、公民能力的培养与提升,现代法治国家的制度建设是现代政府理性由个体理性走向公共理性进程中的有效路径,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构的必由之路。     

公共价值观与公民道德教育

公共价值观是公民在公共生活实践中形成的一种稳定的、理性的是非善恶观念,其以对社会公共价值的认可和承认为前提.公共价值观的要义在于公民能够从公民价值立场出发,理性而公正地参与公共道德生活实践.公共价值观的公共维度是公民道德教育不可缺失的组成部分,公民道德教育要引导公民对公共价值的认同、在公共生活中正确地行动.在现代型社会,公民道德教育承担着塑造公民公共价值观、培养公民美德、推动社会道德建设的任务.     

公共理性：公民政策参与的条件

公共理性作为公民的一种政治思维能力,是公民政策参与的基本条件。因为公共理性的内容所体现的政治原则和道德为公民政策参与提供了一种共同的价值认同,使生活在多元社会中的公民能够形成重叠共识。公共理性的相互性原则能够建构参与者间平等互信的交往关系,能够创造全体公民共享的公共生活规则。然而,由于公共理性的界限不甚明晰、公民话语表述能力的不足、公民的公共精神的偏离使公民在政策参与中的公共理性难以实现。为此,必须通过有意识的公民教育、学校的美德教育和不断的政策参与实践过程培养公民的公共理性,从而以具有公共理性的公民行动提升政策参与的有效性和政策产品的民主性。     

捍卫公共理性--论罗尔斯"政治的正义"的基础

本文选择罗尔斯的公共理性观念来解读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理论建构,公共理性是公民的理性,是那些共享平等公民身份的人的理性.公共理性是民主社会的生命力所在,也是秩序良好社会中的公民的普遍理性,<政治自由主义>对<正义论>的一个伟大超越就是其对公共理性的表述.在<政治自由主义>中,政治概念既是自由的概念又是自我限定的概念,而不是一种完备性论说的概念,<政治自由主义>的目的是试图将"公平正义论"阐发为一种"政治正义论"并力图为多元化的当代西方社会寻找一种政治正义的"重叠共识".在寻找政治正义的共识中,罗尔斯的公共理性理论建构的努力正是试图为人类找到一条通向秩序良好生活的普世价值.     

道德信仰的历史论证及其意义

作为信仰的道德首先被神学以自然神与人格神两种方式所论证 ,它是人类对道德信仰的自觉 ,但仍具蒙昧色彩。近代的情感理性和理论理性确立了理性在道德生活中至高无上的地位 ,但理性论证各执一词 ,理性的彷徨使其论证几近坍塌。现代伦理的多元论证倡导了宽容与平等 ,但却没有在社会公共生活中确立起统一的道德信仰 ,反而使现代人无所适从     

儒家道德先验建构尝试的诉求——以牟宗三对康德哲学的误读为例

牟宗三对道德问题的处理包含两个严重的失误。失误之一是从先天规范的逻辑意义来理解道德的本质,这归根结底与牟宗三对西方近代哲学的信念不加批判地接受有关。伽利略和笛卡尔引导的对自然世界和科学的数学化理解,根本上使客观性信念成为近代思维不言而喻的原则,数学-逻辑真理对认识论的主观性克服,导致了对科学知识和道德的逻辑的解释,作为这一主导性信念的结果就是对道德作先天规范的理解。失误之二是牟宗三将道德收缩到道德本心和个体自我完善的做法,看似解决了本体与功夫的统一性问题,但作为共同体的社会意义上的公共善完全被忽略了,道德的主体间性问题根本未得到重视。本文尝试提出另外一种观点,即作为先天规范的道德,其客观性和真理性必须回溯到主观的生活世界上,并从公共善的社会意义上理解道德问题的复杂性。     

论公共生活及其主体性品质

公共生活视角是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切入点。公共生活哲学认为公共领域乃是私人领域中关注公共事务的自主性行动,主要是通过不同语言形式的交往沟通进行的;当代资本主义统治的合法性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一方面是传统的公共生活被不断蚕食和解体,另一方面是公共领域不断介入传统的私人领域,从而使公共生活的基本品质——个体的主体性逐渐丧失。公共生活中的个体主体品质是建设现代公民社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精神质素。     

论“理性的公共性与公共理性”之哲学意蕴及启示意义——基于康德1784年两篇文本的分析

康德指明“理性”所具有的普遍性与公共性向度,强调公民应自由且自觉地使用自己的理性进行公开辩论.而“理性”的自由且自觉是产生“公共理性”的前提,“公共理性”则必须征得大多数人同意才具有普遍合法性和实践执行力.“理性的公共性”凸显的是人的内在品质,是个体善;而“公共理性”则标识的是“公意”,属公共善,二者呈现的是“个体至善-社会至善”的互构生态.社会现代化的历史是对民众“理性”持续启蒙的历史,也是“公共理性”不断生成的历史.对康德“理性的公共性”以及“公共理性”的理论澄明,必将对当代中国社会现代化建设的持续推进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     

中国近代公司发展中"社会理性"不足问题探讨

承认个人逐利行为的正当性是经济发展的前提,而约束个人使其不侵犯他人利益则是经济发展的保证,两者的统一即"个体理性"与"社会理性"的统一.中国近代公司发展的过程,也是"个体理性"张扬的过程.但由于公司发展中存在广泛的损人利己行为,"社会理性"并未得到同步发扬.究其原因,在于行政权力凌驾于资本权力之上,政治特权成为获得利益的主要手段,从而通过掠夺谋利的行为大行其道.中国近代公司的发展实践表明,处于转型期的国家如果不在经济体制改革时同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长期增长是不可能维持的.     

现代社会中的理性与公共理性

理性是社会行为主体对客体的一种能动的反映,它是人们认识自然和社会及其规律的一种基本能力.社会行为主体的理性在许多情况下,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工具理性,它是一种不完全理性,或称有限理性.人们在对理性反思的过程中,往往会从"理性至上"滑向否定和抛弃理性的极端.现代公共理性应该成为沟通和统一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个人理性与国家理性、大众理性与精英理性的中介和桥梁,它是横跨国家(政府)、政党、利益集团和个人之间,并以成熟自律的公民社会为基础的利益整合的能力和机制.以公民社会为底蕴与后盾,现代公共领域的培育和公共理性的提升对我国政治现代化无疑有着深远的影响.     

“重私德轻公德”的道德传统及其现代影响

带有强烈“私德浓厚而公德薄弱”特征的传统道德,使我国在走出传统的村落社会并构架现代意义的公共生活的过程中,明显缺乏一种支撑这种生活的具有公共理性色彩的公德伦理精神。它造成了许多道德错位应用现象的发生,给我国当代社会发展带来了极大的阻力。因此,必须弄清楚公德和私德的区别,力争在道德实践中合理地应用二者。     

正义感是人的首要美德——罗尔斯双重理性假设之考察

针对罗尔斯提出正义理论属于理性选择理论的见解,批评者表示,罗尔斯是康德主义者,康德道德理性学说冲突于理性选择理论的理性人假设。罗尔斯在康德的道德人观念基础上构建一套细致的正义原则证明程序。他的两个基本理念"自由平等的道德人"理念和"社会合作体系的社会"理念,与理性选择理论倡导的理念截然不同。后者将社会视为基于个人理性的竞争性协调体系,生活于其中的理性人以追求效用最大化为目的。通过考察可知,罗尔斯提出的是一种双重理性假设,它既源于康德道德哲学,又超越康德道德哲学。单从理性选择视角批评罗尔斯正义原则的辩护逻辑有失偏颇。罗尔斯描绘了这样一个良序社会,正义感是生活于其中成员的首要美德;公平正义是自由平等且通情达理者的理性选择。罗尔斯晚年对公共理性的推崇,改变了其早期对个人理性的偏好,其公共理性观念是"通情达理的人"观念的发展。     

公共治理变革中的理性谱系解析

理性的演进构成了公共治理方式变革的内在推动力量.古希腊的哲学理性是理性的原生态,追求的最高价值是正义.古希腊的哲学理性,带来了主要依靠智慧的城邦式公民自主的公共治理方式;中世纪的宗教理性,伴随的是主要依靠信仰的高度集权的公共治理方式;近代以来的科技理性,形成了依靠科学的层级规范的公共治理方式;当代的人文理性,催生了以人为本的多元协商的公共治理方式.人文理性是在更高层次上对古希腊哲学理性的回归,对正义的追求张显了人文理性的核心价值.在我国,要形成以追求正义为核心的公共治理方式,需要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用体制正义保证结果正义.其实质就是还权于民,实现权力和权利在公民身上的直接同一.     

健康是一种道德义务

人的社会性与交往性决定了个人的健康并非只是个人的私事,个人的健康与他人的健康是密切联系、不可分割的,所以它不是道德上中立的事情,而是在一定程度上的一种道德选择,其道德义务性的重要根据就在于个人健康直接关系到公共的健康。每个人都有健康的权利,但是个人的健康状况可能会影响到他人和社会,所以一个人对自己的健康负责也就是对他人和社会负责。由个人自由选择所导致的个人不健康是不道德的。健康不仅是公民的一种权利,也是公民对他人和社会所负的一种道德义务。     

论道德秩序

秩序与规律性可以等同起来,它是自然界和人类的公共领域中有规则存在的特定状态,是其即时发生的均衡状态。将均衡分析引入到伦理学中来,对道德秩序进行分析,可以使道德秩序问题数量化。这对于道德秩序的建立与维护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社会的伦理秩序是较为原始的人伦生活的有序化。近代工业化后,使社会伦理秩序以新的形式出现,衍生出市民社会中的等级制。在国家中存在的道德秩序是通过立法、政策调适而实现的。个人自由的社会公正等问题常与创造秩序的合法化相冲突。在一个好的国家中,公民皆愿在国家的指导下,过有理性的有秩序的生活。     

现代"公民社会"公共生活之意义彰显与民众公共人格的养成

转型社会道德价值的普遍疏离,使社会面临着公共生活之"道德合理性"基础缺失的窘境:在一个充满不公、不义的社会里如何"为公"、"取义"?市场经济和尘世功利社会的自由、个性和竞争等铁的法则对人们美好生活梦境的全面主宰,使以集体主义、社会公正和公共精神为伦理文化支撑的社会本位的道德理想被边缘化了。公共生活何以可能——合理的公共生活样式的反思问题被提到了议事日程;就社会价值追求而言,社会转型和现代化并不只表现在经济基础方面,它还包括主体意识和批判精神的培养。在中国这样一个缺乏现代公共生活传统的国家,发育公民社会,培育现代公民意识与公民精神,提高全体民众的公民素养,不仅事关中国公民公共人格的形成,而且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国家形象"树立的核心内容所在。     

现代公共理性观念的溯源——康德的公共理性观念及意义

公共理性是当代英美政治哲学一个核心观念,它关涉着现代西方社会多元化导致的冲突之解决。西方近代哲学史上,公共理性概念可以追溯到康德哲学。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主张给予人们以不同方式运用理性的自由,通过理性的批判产生公意,"批判"就象"公共意志",根据全体有理性的人的同意来进行裁决。在《历史理性批判》和《法的形而上学原理》中,康德明确了"公共理性"是法治社会所给予个人的自由权利,以及解决冲突的基本态度。康德对"公共理性"的这种理解,深刻地影响了现代政治哲学,特别是其与罗尔斯的"公共理性"观念之间的有意义的联系和意味深长的区别。     

价值规导与实践体现：公共理性与公共治理互动分析

公共理性是有限理性和渐进理性,是公共智慧、累进常识和演进性的公共规则,是发展理性、公民理性.它表达的是公正理念,倡导的是社会合作,运行的是共赢思维,发展的是公共治理的逻辑.其核心是强调权力的合法性和利益的协调性;任务是为政治社会的科学发展、和谐发展提供一个基本合理的行为规范和价值尺度.对于转型期的中国,用公共理性理念来规导和展开公共治理,在公共治理中实现公共理性,对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公共信任是一种美德吗?

公共信任是否具有道德价值,能否作为一种美德?这是信任研究中持续争论的问题。一般而言,公共信任能促进社会的整体幸福,建立在利他主义基础之上,并受同理心和善意的影响,应当成为个体的行动原则。公共信任也是个体充分意识到信任风险时所作出的理性选择,并能有效激发可信性。公共信任更是超越常识、经验及风俗习惯,建立在对人性乐观主义态度基础之上的坚定信念,是现代社会公民应当具有的一种美德。     

应当重视“道德风险”研究

在社会公共生活中存在着道德风险，这种道德风险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其一是社会公共生活选择结果对社会道德风尚与道德意识影响的不确定性；其二是作为公共职责履行者的社会成员个人道德行为的不确定性对社会公共生活可能带来的影响。道德风险问题的存在提醒人们应当注意公共生活中的任何一个重大决策对社会道德可能造成的影响，注意广义伦理环境的存在，注意在社会公共生活管理中将立足点放在加强制度体制建设而不是放在选拔贤者仁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