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程小青侦探小说的创作动机

从外在因素和内在因素两个方面分析程小青翻译侦探小说的动机,以期通过对程小青翻译动机的分析把握其侦探小说的创作动机。对外在因素进行考察,发现程的翻译动机有“治国图强”的成分;对内在因素考察,发现程旨在通过侦探小说“启迪民智、教化国民”。最终,程小青通过创作侦探小说,更深一步的实现他侦探小说的翻译动机,将侦探小说的翻译动机和创作动机统一为终身的文学活动的动机。     

中西合璧的侦探小说——论程小青侦探小说创作的借鉴与创新

著名现代皖籍作家程小青既是西方侦探小说在中国最早的译介者,又是中国侦探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的代表。程小青在翻译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大全集》的同时,开始了他的《霍桑探案》系列侦探小说创作。《霍桑探案》系列侦探小说一方面学习借鉴西方侦探小说理念,在侦探小说中倡导侦破案件的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另一方面,小说结合当时中国社会的现实和文学传统,反映了发生在都市中下层社会中的各种社会问题,还在处理案件时不拘泥法律条文,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可容情的“道德模式”,是既有民族特色又符合时代潮流,并为大众所喜爱的优秀作品。     

意识形态对程小青侦探小说翻译的影响

程小青先生不仅对中国侦探小说的创作做出巨大贡献,在对西方侦探小说的翻译传播方面也是功不可没。本文以程小青先生1916年的译作《驼背人》为研究对象,通过与原文及其他译本的对比,从细节内容的误译、删减着手,分析社会意识形态、个人意识形态以及诗学对程小青翻译策略的影响。     

从《罪数》译本看程小青的翻译策略

从影响译者翻译策略的两个因素:社会意识形态和译者的诗学形态,分析程小青翻译《罪数》的翻译策略,以期了解程小青翻译《福尔摩斯全集》时是如何灵活采用归化和异化的翻译策略.对程小青的异化策略进行考察,发现译者对小说形式、称谓与结构等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其原因是为了追随主流翻译策略和让译文充满“洋味”;对程小青的归化策略进行考察,发现译者对小说题名、文化等方面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其原因是为了关照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通过分析,认为程小青在翻译福尔摩斯系列侦探小说时较多地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适时地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     

中国现代翻译侦探小说的意义

欧美侦探小说诞生于科学跃进的19世纪,科学是侦探小说的重要渊源。中国翻译侦探小说的第一次热潮出现于晚清民初,它被程小青等人称之为"伪装的科学教科书";它在艺术上具有无功利性,犹如登山运动;在新文学中,它拥有的读者数量最多。侦探小说的第二次翻译出版热潮出现在"文化大革命"之后;之前,由于时代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它遭遇到霜冻。翻译侦探小说的出版状况具有历史的标志性的意义。     

作为诗人的程小青

以翻译《福尔摩斯探案》和创作《霍桑探案》而被誉为中国侦探小说家的程小青(1893年6月—1976年10月),在诗词创作上也别有一功,只是其诗词多为晚年所作,且有不少散落,所存部分几经辗转,才免遭焚毁;所以,其诗词不如其侦探小说那样为人所熟知。尽管程小青先生生前曾自行精选过83首,并题眉曰《茧庐诗词稿》,但因种种原因还是被束之高阁,鲜为人知。至1982年,其子程育德方将所存诗词稍作整理寄往美国纽约其姐程育真处。6月,程育真在其父九十诞辰之时,刊印成《茧庐诗词遗稿》(“茧庐”为程小青之书斋名)数百册,分赠海内外亲友,以寄孝思。其中辑录诗词44首(组)。创作时间多在1962年至1976年间。笔者拜读之余,认为其诗词作品也堪称一流,是程小青先生文学创作的组成部分,遗憾的是国内知之者甚寡。     

文化危机时代的文学抉择——从《霍桑探案》看后殖民批评

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历经数十年不衰并渐成显学。虽然后殖民批评的主要"战场"在西方,最初讨论的对象也并非中国。但在华语文化圈,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借后殖民批评,对中国文学文化进行重建和再认识。从比较文学的方法论出发,尝试为后殖民批评在中国的兴起寻找不同的原因。并以民国作家、中国侦探小说之父程小青的《霍桑探案》为例,阐释伴随着这股思潮产生的某些偏离与误读。     

张坤德与中国早期侦探小说翻译

中国早期的侦探小说翻译由英国作家柯南·道尔侦探小说被引入开始。最早翻译柯南·道尔侦探小说的张坤德长期为研究界所忽视。文章从张坤德与《时务报》的关系,以及张坤德翻译柯南·道尔侦探小说的特点等方面,对张坤德的翻译活动和成就进行了梳理,认为张坤德是我国早期侦探小说的开先河者,应在侦探小说史上确立其相应的地位。     

大背景文学元素下的非常事件叙述——欧美文学思潮与侦探小说发展的关联

通过分析和对比阿瑟·柯南·道尔与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侦探小说，进而研究侦探小说与人文主义文学、浪漫主义文学、现实主义文学之间的关联，即欧美文学思潮的文学元素在侦探小说中的表现。     

论《狐步杀》的侦探叙事及张欣写作的意义

作为以言情见长的作家,张欣在《狐步杀》中对侦探小说叙事成规的运用相当成功,这是一部在很大程度上按侦探小说的成规套路构建起来的言情小说。从对侦探小说叙事成规的充分运用,到侦探与言情两种叙事模式的碰撞与平衡,再到从侦探向言情的回归,可以清晰地感受到《狐步杀》强烈的故事性;进一步而言,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张欣的睿智和心中所藏的读者意识,感受到张欣写作的意义。     

程小青和《霍桑探案》——中国现代通俗小说研究札记

(一) 侦探小说萌蘖于欧美。随着资本主义工业技术的兴起和经济的高度发展,社会矛盾日趋复杂,各种犯罪活动层出不穷,随之而来的警察法律体制的建立,是侦探小说产生的社会基础。1841年,美国作家爱伦·坡的《麦格街凶杀案》的问世,开创了西方国家侦探小说的先河。英国作家柯南道尔于1887年创作第一篇《血字的研究》后,他的侦探小说系列《福尔摩斯探案》的成功,不但福尔摩斯的名字不胫而走遍于全世界,且使侦探小说蔚为成风。一个     

论现代通俗文学所受的西方影响——以程小青和徐訏为例

中国现代通俗文学虽然就源流而言,主要是继承中国古代小说传统,但在20世纪前半期整个中国文学向现代迈进的过程中,也注意吸取西方通俗文学的艺术经验。程小青的侦探小说《霍桑探案》是对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的模仿借鉴,《霍桑探案》中的侦探形象塑造、主角配角的设置、正面侦破案件的情节模式、侦探助手讲述破案过程的第一人称限制叙事等,均是对《福尔摩斯探案》全方位的模仿。徐訏的新市民小说明显受到英美通俗小说的影响,他的异域传奇言情题材与西方的哥特小说有一定的相似性;1943年出版的畅销小说《风萧萧》讲述抗战时期的多角恋爱与间谍故事,汇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世界间谍小说的潮流。两位作家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在吸收西方现代通俗文学艺术经验中建立了自己的独特的叙述模式,从而完成了对中国传统通俗小说的超越,使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完全汇入了世界潮流而获得的文学史的意义。     

论“霍桑探案”的现代性想象

中国现代侦探小说有着很明显的本土意识,它植根于中国的社会现实,与变革中的民国司法和社会生态休戚与共,其消遣文学的表象背后承载了多重严肃的创作诉求。程小青笔下的私家侦探霍桑显示了现代知识分子的人文理想,"霍桑探案"普及科学理性认识论,将小说引向法治中国的现代性方向,直面社会现实,书写底层苦难,反思法治与道德的情理困境,寻求政治内容的民间表达,并在科学理性基础上,强调儒家传统的道德人格主义。小说中涉及的侦查技术与彼时司法水平相吻合,案件与制裁具有现实性和批判性,反映出民国通俗文人的司法理想和法律意识,以及参与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良好愿望。     

掌故小说大家——许指严

一在民国通俗作家中,如果说张恨水以言情小说见长,李涵秋以社会小说取胜,程小青以侦探小说知名,不肖生以武侠小说赢得时誉,而徐忱亚则因《玉梨魂》等小说被人们目为衷情小说巨子……那么,许指严则是一位十足的掌故小说大家。许指严(?——1923年),名国英,字志毅,别署砚耕庐主,又字弹花阁主,江苏武进人。他的小说大都以“许指严”为笔名,取“志毅”之谐音。1919年,在上海《小说新报》发表长篇小说《京华新梦》时,则又以“指严”署名。他生平著述小说约40余种,什九属于掌故性质。因此,他逝世时,有人这样认为:“指严死,掌故小说与之俱死。”①。确是反映了部分实情。     

试析《谋杀的解析》的情节模式

通过对故事情节的建构、母题的选择、复合情节的运用和悬念的设置等情节模式分析可以看出,作者在遵守侦探小说创作规范的同时,也颠覆和充实了侦探小说的创作要素。作品融合了历史叙事和虚构叙事,拉近了侦探小说与纯文学之间的距离,模糊了二者之间的创作界限,使我们看到了侦探小说未来的发展趋势。因此,融知识性、娱乐性和商业性于一体,作为通俗小说的侦探小说,只有在建立模式和突破模式的道路上保持与时代的紧密联系,坚持继承与创新相结合,才能获得成功。     

论村上春树小说戏仿的后现代主义倾向

戏仿是后现代作家常用的修辞手法之一。通过对村上春树的长篇小说《海边的卡夫卡》和《寻羊冒险记》的考察,发现这两个文本分别是对古希腊俄狄浦斯主题和传统侦探小说的戏仿,并认为这种戏仿存在诸多"颠覆"与"解构"的因素,具有明显的后现代倾向。     

葛兰西论侦探小说——兼及福柯关于犯罪文学的话语分析

葛兰西从美学高度分析了侦探小说的商业性．提出应从“实际的和文化的、政治的和道德的”等方面分析侦探小说流行的原因。葛兰西最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实际上将侦探小说视为“人民一民族”的文学的一个部分。福柯的话语分析则表明,侦探小说、或者犯罪文学是围绕着权力展开的话语实践转型的产物。并在诸多社会层面产生与之相关的话语效果。二者的分析有趣地勾画了侦探小说历史流变的谱系。     

公案小说与侦探小说在晚清时期的“合流”

在传统的文学史叙述中,明清以来的公案小说在进入晚清以后呈现出逐步衰落的发展态势。尤其在西方侦探小说译介并进入中国之后,公案小说更是被认为为侦探小说所取代,这一过程通常被形象地描述为"包拯与福尔摩斯交接班"。但在公案小说与侦探小说此消彼长、前后更替的表层现象之下,两类小说之间其实产生了一系列更为复杂的文本纠葛和对话关系。通过对公案小说如何受西方侦探小说影响及其在文本内部发生的种种微妙变化的分析研究,可以发现,这种影响并非是单向度的,公案小说反过来又潜在地、持续不断地影响着中国侦探小说的理论和创作,二者最终形成"合流",发展成为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侦探小说。     

阿加莎·克里斯蒂侦探小说中的正义与法

阿加莎·克里斯蒂是英国著名侦探小说家，其作品深受读者喜爱，并激发起不少学者的研究兴趣，主要原因在于阿加莎的作品超越了传统侦探小说自身的局限，在一个更高的社会层面上探索正义与法，表达着伦理与法律和谐发展的现实诉求。选取其最具代表性的三部小说从特定的角度逐步分析，探索阿加莎如何通过刻画人物的复杂人性，凸显国家法律权威与公众伦理正义之间的现实矛盾，并回溯作家面对这一文明困境时的思考轨迹。     

同一起点，不同路向：中日侦探小说发展路径比较

中日两国侦探小说的产生具有相似的时代背景和文化渊源,但明治维新特别是二战后,日本的侦探小时发展迅速,社会推理小说成为世界侦探小说发展的第三次高峰,而中国侦探小说却没有形成自己的特色和流派。中日侦探小说艺术成就悬殊,与两国的发展道路和经济水平不同、法律体系的健全和法律观念的普及程度不同,以及传统思维方式的影响等因素有关。中国侦探小说要向前发展,一要走本土化创作之路,二要不断丰富小说的社会内涵,三要创作多层次的小说,以满足不同层次社会读者的审美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