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农户尺度的农业旱灾脆弱性综合评价——以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农户调查为例

从农户微观角度出发,以Hoovering模型为基础,建立了基于熵值法和层次分析法的农户农业旱灾脆弱性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并利用其对湖北省襄阳市曾都区的农户调查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田水利设施较好、地势平坦、家庭收入水平较高的村落,农户的整体农业旱灾脆弱性相对较低;农业贷款对农户的农业旱灾脆弱性有显著影响,灾害补贴对农户的农业旱灾脆弱性影响不显著。由此,提出降低易旱地区农户的农业旱灾脆弱性的建议:加强易旱地区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要加强基础水源工程建设进程;在易旱地区要加大农业贷款、农业保险、抗旱节水技术推广等惠农政策的力度。     

农业旱灾风险管理脆弱性评价及驱动因素分析

本文基于对农业旱灾脆弱性理论分析,从自然、经济、社会、科技四个维度设计农业旱灾脆弱性的评价指标体系和分级标准,运用BP神经网络法对重庆市2001-2015年农业旱灾脆弱性进行综合评价分析,并考察农业旱灾脆弱性程度的动态特征和驱动因素。研究结论表明：重庆农业旱灾脆弱性程度总体上呈减弱趋势,但是面临极端气象条件时依然表现为重度脆弱。在旱灾脆弱性的驱动因素中,经济发展水平和科技发展能力是驱动旱灾脆弱性下降的主要因素;农业的自然脆弱性和社会脆弱性水平较高,严重影响了脆弱性总水平的下降。因此,农业旱灾风险脆弱性管理需要继续强化经济脆弱性和科技脆弱性管理的同时,重点是做好农业旱灾风险的社会脆弱性管理。     

农业气象灾害对粮食生产效率影响研究

采用2001—2020年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使用随机Tobit模型分析农业气象灾害对粮食生产效率的影响机理,研究结果表明：总受灾率和旱灾受灾率对粮食生产效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洪涝灾的影响不显著;农业基础设施可以减轻气象灾害对粮食生产效率的负向影响;按照粮食主产区、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的分类,不同功能区粮食生产效率受气象灾害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提出通过加强气象灾害防范和补救措施,加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加强粮食产销平衡区气象灾害防范力度,以降低农业气象灾害对粮食生产效率的影响,实现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     

西南省区农业旱灾脆弱性综合评价:以2010年西南旱灾为例

旱灾因其引致的高经济损失及农业脆弱性吸引了众多学者关注。2010年西南特大旱灾重创了灾区农村经济,加剧了农业脆弱性,打击了农户脱贫信心。西南旱灾的形成是降水量持续偏少、生态环境恶化与农业系统脆弱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降低脆弱性是减少农业旱灾损失的重要途径。本文综述了农业旱灾脆弱性的研究动态,构建了农业旱灾脆弱性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TOPSIS法对西南5省区农业旱灾脆弱性进行综合评价,最后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对策与建议。     

云南地区农业气象灾害及防灾减灾能力构建研究

气象灾害是云南地区农业主要自然灾害.影响云南农业的气象灾害种类繁多,以危害程度看主要是旱灾、洪涝、冷灾、风雹灾及其衍生灾害.气象灾害在云南发生频率高,且具有局部性、地域性、周期性、季节性、突发性和并发性的特征.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云南农业受气象灾害侵袭的风险上升,必须加强生态屏障建设,以水资源为中心优化农业资源配置,加强农业气象灾害防灾减灾综合能力建设.     

重庆地区水、旱灾害模型

天气灾害对农业的影响是明显的。在重庆地区的天气灾害中 ,水灾和旱灾频繁出现。其中旱灾对重庆市农业生产的影响非常显著 ,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江汉平原农户灾害脆弱性分析

研究农户灾害脆弱性,对于有效推进农业减灾具有重要意义。以江汉平原352户农户的问卷调查结果为依据,研究江汉平原农户灾害脆弱性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农户灾害脆弱性调查表明,在接受调查的352户农户中,单一资产缺乏型农户占58.52%,所占比例最大;多种资产缺乏型农户占7.67%,所占比例最小;资产搭配合理型农户占33.81%。对影响因素的分析表明,自然资产缺乏是江汉平原农户灾害脆弱性程度较高的首要原因,金融资产、社会资产和人力资产缺乏是江汉平原农户灾害脆弱性程度较高的重要原因。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农业气象问题及服务措施

针对我国农业基础还比较薄弱的现状,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存在的气象灾害问题进行了分析,从农业气象灾害监测、预警、气象科技对农业生产指导、人工影响天气等八个方面,提出了为新农村建设的农业气象服务措施。     

从尼泊尔地震中的多方应急反应看风险社会下的文化遗产保护

[提要]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都会对文化遗产带来巨大的冲击,不但会使文化遗产中最具价值的历史文化与社会经济因素受到损伤,也会给文化遗产地造成极大的消极影响,这种影响不仅波及物质与精神的空间维度,也会波及物质与心理长期修复的时间维度。而文化遗产由于年代久远多具有脆弱性与易损性,面临较大的自然或人为灾害时极其容易受到毁灭性的损坏。本文以考察尼泊尔地震灾害中的多方应急反应为契入点,梳理了灾害对文化遗产产生的巨大影响,提出应对突发性灾害时可建立国际性文化遗产保护的灾害风险合作与管理机制,为学界进一步探讨风险社会下的文化遗产保护对策提供了国际案例。     

旱灾与牧民的应对策略——新疆阿勒泰草原一个定居哈萨克社区的个案

旱灾已经成为新疆阿勒泰草原气候变化的新常态,有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又产生严重的社会经济后果。在一个定居哈萨克社区中,旱灾与社会脆弱性和经济边缘化之间形成了清晰的因果关系。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牧民发展出了应对旱灾的多元化策略。草原地区要走出旱灾、社会脆弱性与经济边缘化困局,就必须建立一个包括政策支持、政府引导和牧民参与的有效应对机制。     

生态文明视野中的明清采木

明清时期奢侈之风兴盛,朝廷采办大量木材用于薪炭、造船、建筑以及家具。木材采办主要分布于四川、湖广、浙江等地,采伐后经过陆运、水运两种形式将木材从产地运送到京城,并储存在木厂之中。由于没有得到妥善的管理,在运输和贮藏的过程中造成了大量的浪费。重点研究木材运输、贮藏过程及其特点,认为这一时期朝廷的采木超出了生态和社会的承受能力,不利于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共生与良性循环。     

自然灾害对农户贫困脆弱性影响研究——以云南禄劝县旱灾为例

农户贫困受自然灾害影响,而农户自身生计资产又能有效抵御这种灾害所带来的风险。针对西南地区2009年遭遇的60年未遇的严重旱情,在回顾相关文献基础上,以国家级民族扶贫重点县云南禄劝县为例,对自然灾害与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关系进行研究。从风险因素和抵御风险因素两方面对禄劝县各乡镇2009年旱情与农户贫困脆弱性进行因子分析,实证得出结论：禄劝县贫困脆弱度较高,保持水土,增加绿化面积和提高低保农户比重可以有效地抵御旱情风险、缓解贫困。     

交通与近代百色城的发展--百色城社会变迁研究之一

百色城地处右江流域的中心 ,位于滇、黔、桂三省交汇处 ,是三省交通运输的中心枢纽。近代百色水、陆两路交通的发展 ,吸引了大批外商和大量外地移民 ,扩大了百色城对周边地区的影响 ,使它成为桂西最大的商埠     

石门坎上的柳树村——黔西北麻风康复村社会管理状况的个案调查

石门坎，地处乌蒙山区，距离贵州省威宁县城140多公里，在20世纪初，曾因基督教的传入而蜚声海外。石门是威宁县最偏远的乡级区划，土地相对贫瘠。这里交通闭塞，高寒多雨，平均海拔2200米，是肺结核、骨结核、伤寒等流行疾病的多发区。石门的柳树村，前身是当年的石门麻风病院，现在成为一个特殊行政村。作为个案调查，本文主要考察自解放以来该村的经济、人口、卫生等情况的变化，指出目前乡村建设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对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如何改善贫困地区乡村社区的文化和政治建构提出一定的设想。     

对贵州台江苗族“反排木鼓舞”的体育价值及推广策略研究

本研究采用文献资料法、专家访问法、逻辑分析等方法，对被西方记者誉为“东方迪斯科”，流行于贵州黔东南台江地区的苗族传统体育项目“反排木鼓舞”进行了研究。发现其是一项对场地、器材条件要求较低、有一定的技术难度，运动强度、运动量可随意调控，因而具有高度趣味性、欢娱性、健身性、教育性和广泛适应性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并对推广探讨的苗族传统体育项目“反排木鼓舞”的途径和方法进行了探讨。旨在挖掘、整理贵州台江苗族传统体育资源，为继承和发展少数民族体育传统，推动少数民族地区全民健身活动的开展。     

民国时期河北水灾频发的原因探析

河北地处华北,按其地理位置和气候特征而言,应以旱灾为主。但是民国38年间,河北的水灾竟超过旱灾,打破了传统＂南涝北旱＂的说法,成为对河北危害最大的灾种。文章通过对民国38年河北水灾情况进行简单梳理分析发现：民国时期河北水灾的发生多是由于连降大雨、河流溃堤决口造成,这除了与河北的地形条件、季风气候特点、河流的分布状况等自然因素有一定关系外,主要还与民国时期政府不重水利、战乱年代对水利设施和森林植被严重破坏等社会因素有重要关系。所以,预防灾害并非难事,只要国家稳定,注重水利建设和自然环境保护,很多灾害是可以避免的。     

贵州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与农民脱贫致富研究

贵州省扶贫工作虽然经过多年的努力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新阶段农村扶持贫困对象多达760万人,并且这些贫困人口多分布于石山区、深山区和边远的少数民族聚居区,扶贫开发面临严峻挑战。从贵州情况来看,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对于农民脱贫致富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是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渠道,二是减轻了对农村土地等自然资源的压力,实现耕地的规模化经营,三是增加了农业投入,加快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四是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提高了农民自身素质。但是,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还存在一些问题,应采取切实可行的对策。     

结构制约与行为从众——农村生育“场域”中男孩偏好的个案分析

在黔西北多民族杂居地区的汉族村庄中,父权社会制度彰显为男性的土地和房屋继承权,女性财产继承缺位,关于这些缺位的社会记忆一次又一次强化人们生育行为中的男孩偏好。经济、心理、文化的各种因素在农村的生育场域中盘根错节,水乳交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