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扶贫视角的中国土司遗产可持续旅游开发与保护研究

选取于2015年7月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我国土司遗产(TUSI SITES)为研究对象,分析了三处土司遗产的文化内涵和旅游价值,论述了土司遗产开展旅游的价值和现实意义,就其资源概况和开发与保护现状进行了梳理.指出其遗产旅游开发与保护面临着来自产权、 产品、体制、 资金、 动力、 分布现状这6方面的突出问题,并提出了针对性的策略建议.文章针对土司遗产跨省分布的特殊情况,结合遗址的特点和现实发展需要,构建了"遗产资源+政府部门+社区居民+社会企业=可持续发展+旅游扶贫+科学保护+互利共赢土司"的遗产旅游发展模式,创新性地将遗产旅游开发和地区扶贫相结合,以真正实现遗产所在地经济、 社会、 文化、 环境的综合协调发展和遗址原真性与完整性的保护.该研究对于刚刚加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土司遗产开展可持续性旅游开发与保护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老司城“申遗”:路径的选择

永顺老司城遗址从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最终跻身于申报世界遗产行列,经历了长达五十三年的准备期。老司城遗址申遗个案表明：土司遗产走向申遗,主要是能够揭示价值、凸显价值、宣传价值和肯定价值。申遗准备的周期可以缩短,关键是要有效地整合地方考古、高校调研、权威媒体报道、大型会议肯定和政府的决心等五大优势。     

多学科拓展土司学视野——首届“中国土司制度与民族文化”研讨会回顾与思考

2011年8月在湖南湘西召开的首届"中国土司制度与民族文化"学术研讨会就"土司学的理论与方法"、"中国土司的历史与文化"等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并对"永顺老司城土司遗址与土司历史文化"进行了重点关注,为老司城申遗注入了文化因子。此次会议提出了引入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拓展研究领域,形成土司研究的大视野。     

四川藏族地区土司制度概述

土司制度是我国历史上封建王朝在少数民族地区,通过分封地方首领世袭官职,以统治当地人民的一种政治制度。四川藏族地区在元、明、清时期曾比较普遍地设置了土司,清代以后尽管多次推行“改土归流”,而多数土司却未能废掉,成为解放前我国少数民族中保存土司较多的地区。本文根据有关文献记载和实地调查材料,对四川藏族地区土司的设置,封建王朝和诸土司的关系、土司统治地区的社会经济结构与政治制度,作一个粗浅的概述。     

第一届“中国土司制度与民族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

为全面总结学界历年来对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的研究成果,并推动该研究向纵深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与吉首大学联合主办,吉首大学与永顺县共同承办的第一届＂中国土司制度与民族文化＂学术研讨会于2011年8月20-23日先后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州府吉首市的吉首大学和永顺县隆重举行。     

《永顺老司城——八百年溪州土司的踪迹》出版

日前,《永顺老司城——八百年溪州土司的踪迹》一书由岳麓书社正式出版发行,实现了土司遗址在价值研究领域零的突破,是老司城遗址考古发掘工作中的重大成果之一,为土司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文本编制工作提供了有力的价值支撑。     

关于中国土司制度渊源发展研究的十个问题

在土司制度“渊源”、“发展”及“衰落”历程基础上,首次集中讨论了中国土司制度的十个问题.本文认为,土司制度目的是稳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设置四种类型的土司也是围绕这一目的.土司制度的社会基础是奴隶制和农奴制,核心与实质是土民与土司的依附性,根本是土兵.土司制度鼎盛于明代,衰落于清代,清代“改土归流”实际上是变土司地区的奴隶主和农奴主专政为封建地主阶级专政的过程.与西南土司制度相“异”的是明王朝版籍内的东北边外土司,它是经过朝廷遣官“招谕”、少数民族首领入京进贡输诚后才授予土司官职的.研究土司制度的意义就在于“存史”和“资政”,总结历朝历代施行土司制度的经验教训,为新时期制定民族政策、做好民族工作和推动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服务.     

土司研究者的社会重任:构建“中国土司学”

构建“中国土司学”是全国土司研究者肩负的一项社会责任.在构建“中国土司学”的过程中,不仅要探讨其建设目标、研究对象与主要内容,深入研究其学科特点与基本路径,而且要厘清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同时还要在专学构建走向理论化、学术研究注重实用化、概念表述达到精准化、学术视野实现中国化等方面下足功夫.构建“中国土司学”不仅是数百土司研究者百余年土司研究的梦想和中国土司研究从问题研究走向学科研究的历史起点,而且是当今中国共产党执政治国的现实需求以及土司研究者推陈出新、继往开来的历史使命.     

多学科视野：土司研究的新路径

运用多学科视野研究土司问题，不仅是一种新方法，更是一种新路径。在土司研究中，既要与历史学、哲学、文学、教育学、艺术学等人文科学交融，又要与经济学、政治学、法学、民族学、军事学等社会学科结合，还要运用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土司研究只有以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空间转向”为契机，加强基础性研究成果的整理、挖掘与可视化表达，促进土司研究的多学科视野，才能形成新方向、新课题，推动土司研究走向纵深。     

政治属性与服务意识:中国土司研究不应回避的取向

中国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及西南等地土司政治与土司文化遗产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日渐得到学界的关注和重视.土司研究基本形成相对完整的学术架构,成果不断增多,在专学化发展过程中,社会影响不断扩大,国际化趋势明显.因此,中国土司研究不应回避政治属性和服务意识,专家学者在强化中国国家认同、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认同及推进制度创新与完善国家治理体系能力的当下,研究中国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及西南等地土司政治,利用历史积淀的制度文明,推进制度创新,建构和完善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为促进民族地区发展和深化土司文化遗产保护利用,解决我国国家统一、边疆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和谐和文化繁荣等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提供学理支持和历史镜鉴.     

四川民族自治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与保护策略

一直以来四川民族自治地方开展了具有一定广度和深度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逐渐形成了国家、省、市（州）、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保护体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后申报时期＂,四川民族自治地方应力争实现民族自治地方文化资源与优势资源结合、民族文化资源带动经济发展方式的深刻转变,探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常态化、产业化、多元化、专业化、制度化的发展策略和制度支撑。     

韩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对我国的启示——以端午祭申遗成功为视点

韩国端午祭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成功,在中国引起很大反响。中国端午节和韩国端午祭之争的本质,是对传统文化保护与发扬。学术界以前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文化本身,但是对于两国遗产保护制度较为忽略。再加上第一手韩文文献难以取得,更增加了这一问题的研究难度。本文结合韩文文献,探寻其文化渊源,比较其文化差异,同时对非物质遗产保护制度进行深入分析,提醒我们:在经济发展下的社会转型期,必须重视传统文化的保护,否则在全球化时代,我们的文化身份和文化之根将会丧失。     

布朗族民族文化资源信息化初探

近年来,云南人口较少民族经济发展与文化保护的矛盾日益凸显,民族地区的文化生境不断遭受破坏;加上人口较少民族的价值观念逐渐发生变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出现断层等问题,人口较少民族文化保护形势严峻。云南布朗族在应用信息化手段保护民族文化方面有很好的实践。布朗文化遗产可数字化资源划分为实体和物质文化遗产与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两大类。按照三级指标评价模型,结合可数字化文化资源的特点,首先聘请专家依据＂可数字化资源评价赋分标准＂对布朗族民族文化资源进行打分,并采用微积分运算公式计算出三级指标的综合评价值,根据最终评价得分来评判布朗族民族文化资源是否具有可数字化的价值。然后,对文化资源进行数字化采集,综合采用静态数字化技术、动态数字化技术和三维数字技术,按照文本数字化、图像数字化、三维图像建立、虚拟物品制作四个数字化级别来进行信息化处理。     

群在时空之间:论明代土司的民族族系分布特点

本文在土司族属理论研究基础上对我国明代土司的族属分布、群分布、时间分布和空间分布做出了基本分析,揭示了民族政治文化的同一性以及多元性、多样性特点.文章认为在明帝国辽阔版图内有26个少数民族存在着土司,而且形成四大土司集群,各民族土司内部存在数量不等的土司类型,不同类型之间不断发生转化.对土司的民族族系进行断代清理,可以强化土司学的跨民族文化研究的功能,有效地实现土司学和民族史学科的对接与转换.     

Promoting majority culture and excluding external ethnic influences: China’s strategy for the UNESCO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list

ABSTRACT

China’s enthusiasm for having many World Heritage–listed sites is well-known as a national strategy of cultural soft powe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corporating minority groups into the Han-dominated Chinese state. Relatively understudied are China’s efforts related to UNESCO’s list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which inscribe people’s living culture – such as dances, costumes, and songs – as world heritage. This study focuses on how some ethnic groups’ intangible culture has been objectified for the World Heritage Lists by the Chinese state. This study argues that by enlisting ethnic minorities’ culture under the name of Chinese state, the state can reinforce state borders that often run across ethnic and cultural boundaries, reducing external influences on minorities from their trans-border ethnic or cultural kin. Concomitantly, the majority’s cultural prominence is further entrenched in this process by the emphasis placed on minorities’ folklore in contrast to the Han’s culture of civilization.     

论世界遗产的合理利用与依法保护

中国是拥有世界遗产类别最齐全的国家之一,保护好中国的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国际意义。保护文化遗产要把继承与创新统一起来,把合理利用与继承发展统一起来,把法律手段与科技手段结合起来,要坚持遗产资源开发利用的时代性标准和民族性标准。我们肩负着保护世界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的崇高义务和神圣责任,文化遗产资源开发利用要法制化和规范化。     

世贸组织规则与中华民族文化遗产保护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72年制定《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把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纳入保护的范围;1989年又在《保护传统文化和民俗的建议》中,把民族传统和民俗文化纳入保护的范围。世界各国大都制定了保护民间文化遗产的法律规定,我国保护民族文化遗产的立法正在抓紧进行,开发和保护中华民族文化遗产资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须加快对民间文学艺术等遗产的立法保护,积极贯彻落实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     

论土司与土司学——兼及土司文化及其研究价值

我国土司研究已经走过了整整一个世纪的历程,建立土司学的时机已经成熟.本文从土司含义与土司类型出发,初步探讨了土司学的历史发展、研究对象、研究主题、主要内容、核心层面以及现代意识,并据此对土司学的重要研究时象--土司文化及其研究价值进行了深入讨论.土司学的创建,对我国土司、土司文化、土司政治文化以及微型社区的现代土司现象的多学科理论交叉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国外的土司现象与酋邦研究也具有参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