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杨度关于现代民族国家的思想——评杨度《金铁主义说》

杨度对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从历史和现实出发,以民族国家的整体性为归宿点,认为当时中国民族的认同方式有三种,国家利益、中华民族的文化、君主和民主。只有考虑到这三个因素才能实现中国历史稳定的转型,以此作为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基础,亦能消融和聚合因民族差别而造成分裂的脆弱性。     

试论杨度关于现代民族国家的思想——评杨度《金铁主义说》

杨度对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从历史和现实出发,以民族国家的整体性为归宿点,认为当时中国民族的认同方式有三种,国家利益、中华民族的文化、君主和民主。只有考虑到这三个因素才能实现中国历史稳定的转型,以此作为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基础,亦能消融和聚合因民族差别而造成分裂的脆弱性。     

论民族、民族国家与现代民族国家——以中国本土学术话语中的“民族”为中心

中国本土学术话语中的“民族”概念有一个演进的过程.古代“族”的概念以及“族类”观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群体分类体系.近代“民族”的使用始于西方术语翻译和汉语由文言向白话的转变,明显受到西方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理论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与苏联模式长期在我国民族理论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围绕民族译名及民族形成问题出现过几次论争.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学界对民族概念的讨论日益朝解构和多元反思的方向发展.综而观之,中国本土民族概念的传统导源于中华民族历史形成的多元一体格局,强大的包容性使其逐渐形成了内涵丰富、外延宽泛、使用灵活的独特话语体系.目前学界对民族国家与现代民族国家的使用不够规范,建议把民族国家作为特指性概念专门指称西欧早期民族国家,而把现代民族国家作为泛指性概念,用来指称所有时期和类型的民族国家.     

民族国家的生成与内涵辨析

学界有关民族国家生成于何时形成了两种说法:即起于绝对主义国家时期或起于资本主义国家时期。这一争论与学者们对民族国家的内涵认识不一致相关。在民族国家内涵上,学界存在阶级视角、国家要素视角、历史社会学的制度视角、民族原则和国家原则熔合等分析视角。这些不同的分析视角都认同民族国家是现代国家,现代性是其内核,只不过它们强调了民族国家的不同内容、不同面向而已。由于现代性是一项未完成的任务,现代的多样性导致民族国家的内涵充满了多样性,其实践脉络的多样性。但毫无疑问的是,它是在竞争性的国际体系中通过竞争而获得当前地位的。     

民族国家的命运及其民族问题

全球化造成了对民族国家的冲击和诘难 ,但民族国家将依然是国际体系中的主要行为者 ,民族和国家之间的不和谐只有通过民族国家的不断构建和完善才能解决 ,民族诉求的最大目标仍然是民族国家 ;民族国家面临着错综复杂的民族问题 ,但民族融合、民族文化、民族主义是所有民族国家的共同性问题 ,促进民族融合、鼓励民族文化创新和适应、正确引导民族主义将是解决民族问题的有效途径 ;中国同样面临着民族问题 ,民族人口数量规模上相对人口和绝对人口的增加以及民族分布的广泛性说明了民族问题在中国社会问题中的权重有可能加大 ,另外 ,民族的区域性和区域的民族性既是合理的历史继承 ,但同样对社会流动和整合带来现实的阻碍 ,各民族的共同发展与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增强是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根本出路。     

民国时期的社会转型、政权建设与族群关系

中华民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中最复杂和最动荡的时代。贯穿民国38年历史的有三条主线。第一条主线是中国各族人民坚持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第二条主线是中华民国下属各民族维护国家统一、与帝国主义支持的国内分裂势力的斗争。这两条主线是晚清"救亡图存"斗争的延续。第三条主线是探索如何实现国家体制的政治转型,实现从"多元型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的体制过渡和国民思想过渡。在整个民国期间,帝国主义别有用心地向中国各族群输入"民族"意识,并扶植代理人。民国历史中,最核心的利益是救国图存,捍卫中华民族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在评价民国所有的历史人物时,这是一条最根本的底线。     

从帝国体系到民族国家: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国家建设的基本战略.中华民族的发展孕育了今天的中国,而今天中国的国家建设则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根本基础.中华民族是在多民族的聚合与整合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有深厚的历史、社会与文化基础.以1911年的辛亥革命为界,在此前后,将中华民族汇聚成为一个有机整体的政治共同体呈现的形式不同.在 1911年之前,这个共同体是传统的中华帝国体系;而在1911年之后,随着清王朝的灭亡和帝国体系的瓦解,这个共同体就是逐渐确立和发展的现代民族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中华民族的整体进步与发展与中国的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相伴相随.     

市场经济与民族国家:对斯大林民族形成条件理论的修正

斯大林的民族理论认为,民族(民族国家)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产物.这一理论判断在应用到中国的历史时发生了难题,这也是中国史学上汉民族形成问题之所以产生争论的原因.解决这一难题的出路在于对斯大林民族形成条件理论作出修正.笔者在比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论述和中西历史的基本特征之后认为,是市场经济而不是资本主义构成了民族国家形成的基础.     

世界体系和民族关系:解读现代民族问题的一个视角

民族之间的交往行为在其所处的历史体系中发生 ,并从这个体系获得本质内涵。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现代世界体系对现代民族关系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由国家的政治结构和法律制度所决定的各民族在国家中的政治地位、经济利益和文化权利 ,是现代民族关系的本质。建立在排斥性认同基础上的民族国家观念制度及政策实践与现代国家多民族社会构成之间的矛盾 ,是现代国家内部各种民族矛盾和民族冲突的理论和实践渊薮。改善多民族国家内部的民族关系 ,必须从改造民族国家观念制度、重建政治共同体认同标准入手 ,其本身就是改造现代世界体系的重要内容     

闻一多的神话研究与民族国家建构

闻一多先生的神话学研究,立足于国家民族主义立场,从考证伏羲、女娲是中华民族的共同始祖和对图腾崇拜的重新阐释两个方面,以探寻民族文化源头的方式,构建同源同族的历史谱系,从而参与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建构。     

论民族共治的理论基础与基本原理

本文通过对中国等多民族国家民族政治实践的考察，指出民族共治是与民族自治同时存在的事实，并通过对现代多民族国家民族政治理论和原理的论证与揭示，提出了“双向两层面民族共治”的命题。“双向共治”一是指参与管理，二是指接受管理；“两层面共治”一是指国家层面的管理，二是指民族自治地方层面的管理。民族共治是现时代民族发展和多民族国家统一建设的必然和合理要求，它与民族政治民主和共和“三位一体”，是现代多民族国家民族政治生活的纲领性命题，而“自治”、“参与”等少数民族政治权利诉求和保障则属于子目问题。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 在解决中国民族问题道路上的探索

在人类历史上，有民族就有民族问题。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是有史以来就存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民族问题非常重视，把民族问题放在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总政策之下加以解决，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原理与中国民族问题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论民族权利与国家整合

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与发展,在人类社会引发了两大政治潮流:一是民族独立运动,即寻求自由、独立和平等的民族力图建立民族独立国家;二是国家整合运动,即民族国家力图以共同的国家认同为基础,有机整合国内各民族,从而建立一体化的民族国家共同体。于是,在全球范围内,民族与国家之间就出现极为复杂的政治关系。本文主要探讨在民族国家建设过程中,国家整合与保障国内少数民族权力之间的内在关系。     

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是中国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正>2014年11月,中央候补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李培林在"2014年中国社会科学论坛: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国际会议上指出: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提出了构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重大发展目标。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是构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审视民族地     

"政治化"还是"文化化":晚清时期西方民族国家理论对中国的影响

本文从分析国内某些学者提出的民族问题"去政治化"等观点切人,指出这种观点不是原创,而是美国学者杜赞奇提出的民族问题"复线历史"的翻版;从晚清两种民族主义思潮的考察分析展开,指出晚清维新派、立宪派民族观的内核并非所谓"文化主义",实质是穿着文化外衣的政治化的西方民族国家理论--将清王朝从"帝国"转化为"现代民族国家";指出"西方民族国家理论"、"国族-族群"论、"民族问题去政治化"论等不适应中国.     

“民族国家”与“国家民族”——“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紧张关系何以消解

伴随着全球化的到来,民族主义浪潮再度兴起。在民族主义的催生下,多民族国家内的少数民族的民族认同得以强化,相应地可能弱化国家认同,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受到严重威胁。显然,当代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危机的症候是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紧张关系。何以消解这一紧张关系?一些民族国家曾经采用过或仍在继续所谓的同化和多元化等策略,前者已经被人民强烈地抵制,后者也凸显出诸多问题。为此,本文尝试基于对民族国家实质的分析,结合考察已有的理论范式的不足,并探究一体化的路径,即通过构建国家民族来实现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的和谐。     

跨界民族对国际政治关系的影响

跨界民族是指那些因传统聚居地被现代政治疆界分隔而居住于毗邻国家的民族。它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在一个国家为主体民族的同一个民族分布在相邻的一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是这些国家的少数民族之一；一是同一个民族被不同的国家划分．没有自己的民族国家（如库尔德人和萨米人）。跨界民族问题对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国家与地区之间的关系、国家与国际社会之间的关系有着重大影响。     

当代中国民族问题的知识坐标:基于对西方族群理论的反思

从国家政治的视角出发,需要对当下的民族问题作出一种知识定位。也就是说,需要反思西方关于民族与族群的知识生产及其与中国民族问题的关系。这种关系决定我们通过一种什么样的知识工具来理解民族问题,而且这种关系背后所包含的政治哲学原理也有必要成为反思对象。鉴于现代社会科学知识体系是从西方社会发展经验中衍生出来的,因此这种知识定位对于中国来说并不适用。无论是西方族群理论关于族群本质的争论、对西方民族国家典型模式的理解,还是关于多元文化主义的辩论,都在一定程度上正在影响解释民族问题的知识逻辑。本文将围绕这三方面进行理论分析,试图从宏观维度上发现中国民族问题的知识坐标。     

文化维度的“国家”——青海循化撒拉族“国家”建构史的人类学考察

本文以青海撒拉族这样一个独特的"穆斯林地方社会"为窗口,考察一个世俗最高权力并非伊斯兰"政教合一"的"国家"体系是怎样在从"帝国"到"现代国家"变迁的历史场景中针对西北穆斯林民族建构自身形象的,从历时性角度反思"国家"对"民族"形塑的历史文化特性,提出国家文化维度建构的重要性。     

现代国家与族群记忆重构——以西南民族地区为考察对象

在中国的多民族文化形成过程中,族群记忆起到了重要作用,它在实现了对族群文化价值传承的同时,也凝聚起少数民族共同体共同力量,进而形成对民族共同体的情感和忠诚。而在其中,国家始终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国家在对民族地区的治理当中,试图通过控制和重构历史记忆来引导少数民族成员实现对国家的认同。其中,少数民族的民族教育是重要的柔性途径,国家在对少数民族的族群权利保障是重要的硬性途径,它们共同为现代国家认同的建构提供了坚实基础,实现了在对本民族文化认同基础上认同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推动多民族国家建设的现代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