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山陕商人在河南的会馆建设及其市场化因素

通过分析明清山陕商人在河南的经贸活动,论述了明清以来山陕商人在河南进行会馆建设的基本情况;并进一步评述了这种经贸活动和会馆建设对于推动明清河南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因素的增长、加强中西部区域经济文化交流的积极作用.     

明清时期青海山陕会馆的创立及其市场化因素

通过分析明清时期山陕商人在青海的贸易活动,论述了明清以来山陕商人在青海进行会馆建设的基本情况,并进一步评述了这种经贸活动和会馆建设对保证山陕商人经贸事业的顺利开展,促进青海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经济因素发育所起到的积极作用。     

明清陕西山陕会馆的特点及市场化因素

通过分析明清陕西山陕会馆创建和分布的若干特点,探讨了这些特点形成的社会经济原因,并对陕西商人在陕西本土建设会馆的特殊现象进行了研究,论述了明清陕西山陕会馆所包含的市场化因素。     

明清山东运河区域的商人会馆

会馆是客居外地的同乡人在寄居地创建的一种用于联乡谊、祀鬼神的特殊社会组织。明清运河区域商人会馆是当时商业繁荣的重要标志之一。本文以聊城山陕会馆为典型案例,对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的商人会馆分布和文化内涵做了初步探析,指出明清商人会馆所具有的浓郁的文人气、厚重的江湖气和世俗的商人气,是封建社会母体中新的社会力量崛起、新的价值观念产生、新的商业文明显现的具体反映。     

论聊城山陕会馆的戏台与戏曲流动

聊城山陕会馆为京杭大运河漕运鼎盛时期所建,除了承载明清时期山陕商人的祭祀、买卖、社交等功能,也满足着他们对于娱乐的需求。会馆内戏楼后台处的墨记与会馆内现存的石碑记录着各地戏班在当时的演出资料。各地的戏班在此交流,唱腔在此融合,戏曲这一古老的艺术形式在此得到了延续和发展。     

清代乾隆至光绪年间的聊城商业--以山陕会馆碑刻资料为中心的考察

清代聊城借漕运之便,经济地位提升。山陕商人为经商方便,建立会馆,遗留碑刻资料记载了大量山陕商号,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乾隆到光绪年间聊城的商业面貌。     

聊城山陕会馆碑刻分类及其史料价值

聊城山陕会馆始建于乾隆八年。现存碑刻19幢,将其分类并探讨其史料价值,对研究清代山陕商人在聊城的经营活动以及清代运河地区的经济发展有重要意义。     

论社旗山陕会馆的“合”之美

乡土神、福禄财神和行业神是社旗山陕会馆中供奉的三种主要神灵,乡土神占主体地位,但这三类神界限并不明显,人们把它们并置在会馆中共同敬奉以求平安富贵.儒、道、佛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影响着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山陕会馆的建筑装饰中就可看出儒、道、佛思想的无所不在.山陕会馆处处体现了天人合一思想,显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仁爱宽厚的和谐境界.山陕会馆以其丰厚的政治、经济、艺术等内涵成为我们看取明清社会的一面镜子,体现出传统文化的多元融合之美.     

论明清工商会馆在整合市场秩序中的作用——以山陕会馆为例

认为明清之际中国传统市场的发展 ,使整顿市场秩序成为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而中国封建政府长期实行的“重农抑末”政策 ,官商不相交接 ,造成市场管理的空白 ,使得工商会馆不得不承担起整合市场秩序的任务。工商会馆通过制定行规业律 ,仲裁商务纠纷 ,营造“诚信”的会馆文化氛围 ,以规范商人的市场行为 ,维护市场的正常秩序。因而主要以明清各地的山陕会馆为例 ,论述上述会馆在整合市场秩序中的作用。     

清代中叶聊城商业规模的估算——以山陕会馆碑刻资料为中心的考察

商人会馆碑刻是目前所见能够藉以对古代商镇规模进行估算的最好资料。对聊城山陕会馆碑刻资料的考察可见,清代中叶山陕商人在聊城的经营规模增长迅速,乾隆初年仅数十万两,嘉庆时增至一百数十万两;道光年间即便以千分之一的抽厘率从低折算,山陕商人的年经营额也达210万两,与乾隆初年相比翻了两番。嘉道年间是山陕商人实力最强的时期,汇聚聊城的山陕商号至少有三四百家,最多可达八九百家;其中年经营额超过万两的大商号有四五十家,个别商号的经营额甚至高达七八万、十数万两。全城合计,嘉庆年间聊城的商业规模在200万两上下;道光年间以千分之一的抽厘率从低折算为300万两,若以万分之三的抽厘率折算则高达1000万两。     

战国时期商人活动的地域性考察

中国古代商人自身历史的发展因时间向度的演进而具有时代性。该文从空间上分析,认为战国时期由于列国民风、自然地理和交通条件、重商传统、国势变化的不同,造成了商人分布的地域差异。     

论幕藩体制下的商人——商人是幕藩体制的“宠儿”和掘墓人

幕藩体制对商人的限制和为商人提供的条件、对商人的依赖,都是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都市商人寄生于幕藩体制,掏尽了统治者钱袋中的最后一枚铜板,使之债台高筑,成为世界上最贫穷的统治阶级,颠倒了社会阶级关系。农村商人以农民的商品经济为依托,加速了自然经济的瓦解和新生产关系的产生。政治统治者创造的经商条件和对商人的依赖,使商人动摇了幕藩体制的经济基础和社会阶级基础,成了幕藩体制的掘墓人。     

论清代陕西商人在新疆的活动及其会馆建设

清代以来内地商人陆续入疆行商,陕西商帮是其中一支重要力量。他们在新疆各地从事商品经营,建设会馆,促进了新疆与内地的经济联系,并将内地的传统文化植入新疆,加强了边疆与内陆文化的融合,有力推动了陕、甘、青、宁与新疆地区各民族文化交融混合的多元化文化特色的形成。     

甘肃发展循环经济中的金融支持及对策建议

循环经济是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模式。发展循环经济要涉及多个学科领域,技术更新速度快,研发投入大,对设备和原材料的要求高,这些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在现代经济中,经济活动与金融活动密不可分,功能完善的金融体系可以有效地促进经济的发展,而不健全的金融体系对经济的增长会造成很多不利的负面影响。2009年12月24日,国务院正式批复了《甘肃省循环经济总体规划》,甘肃成为我国第一个由国家批复的区域循环经济发展示范区,真正实现了循环经济由理论到实践的突破。本文拟从甘肃的现实情况出发,对金融支持甘肃循环经济的发展进行分析研究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甘肃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中外语翻译人才的现状调查及对策研究

随着中国入世及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全面实施,甘肃对外经济、文化交流活动日趋频繁,规模逐渐扩大,对外语翻译人才的需求日渐迫切。因此,培养、造就一大批高素质的、国际化的、新世纪所需要的既掌握外语,又熟悉国外经济、法律,同时了解甘肃经济、历史文化的复合型人才,不仅是甘肃外语翻译事业发展的需要,而且还是甘肃加快经济改革步伐、进一步扩大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促进对外经济贸易增长、推动旅游业发展及扩大国际商贸市场、实现甘肃走向世界的需要。本课题组对我省经济、文化领域内的外语翻译人才现状作了详细调查和分析,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旨在供政府决策部门及培养外语人才的高等院校参考。     

1980年以来的甘肃民族经济问题理论研究

最近20年里,甘肃学术界结合甘肃和西部民族地区的实际,对民族经济问题作了卓有成效的研究探讨,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战略、民族地区发展市场经济的基本思路、草原牧业经济、民族地区工业经济和乡镇企业发展、民族贸易经济、旅游经济,以及藏族寺院经济、民族地区扶贫开发等方面,取得了许多有较高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的研究成果.     

一口通商对早期中英贸易的影响

清初,清政府沿袭明代的海禁政策,对外贸易的主要形式为朝贡贸易。1684年,康熙皇帝开海禁,设立江浙闽粤四海关,管理对外贸易。但四口通商对早期的中英贸易影响甚微,一方面是因为英国没有被清政府纳入朝贡体系,英商不享受相应的优待政策。对于缺少贸易中转站又不了解中国市场行情的英国商船来说,即便到达四口也难以售出货物,更无力购买大宗的中国商品。另一方面,四口都缺乏同英商长期贸易的准备,一时难以组织英商所需的货源。为了加强对英商的管理,1757年,乾隆皇帝将中英贸易限定于广州一地,并推行公行制度。同年,东印度公司职能发生转变,实力强大的“公司国家”垄断中国与欧洲的茶叶贸易,中英贸易进入大发展时期,鸦片贸易成为东印度公司平衡收支的重要筹码。     

“二拍”的商人及商业文化

"二拍"78篇短篇小说中有23篇是以城市工商业者特别是商人为主要人物或重要人物来描述的,塑造了商人群体形象。这些作品从众多的方面展示了明代中叶以后经济、政治以及习俗等方面较大变化的社会风情。晚明的商业活动是社会变化新的活跃点,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形成了浓厚的商业文化。     

明清时期徽商与晋商经济活动的价值取向

徽商和晋商是对中国经济产生重要影响的两大商帮。通过大量文献资料,从传统文化分析的角度,考察明清时期中国的徽商与晋商。研究发现,不仅其兴衰轨迹极其相似,而且商帮性质别无二致,二者经营机制各具特色,价值取向迥然有异,其中最大区别是两者在文化渊源上折射出＂徽商重儒,晋商尚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