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弼讽谏之功和异曲新声的制作--中国古代早期文学对乐师职能的艺术显现

中国古代文学很早就有乐师形象出现,而且有着明显的职业特征.早期乐师的社会角色曾有过多次转换,乐师的社会职责也随之时有调整.神话时代,乐师扮演的是家族成员的角色,他们所负载的是传承前代遗传基因的职责;传说时代,乐师扮演的是行政长官的角色,他们的职责就是施展自己在音乐方面的才能,为所在的原始共同体的生存和发展服务;进入文明社会之后,乐师的社会角色和职责变得复杂起来.一方面既要担当维持国家长治久安的职责,另一方面又要满足君主享乐的需要,二者之间经常出现矛盾,很难同时兼顾.     

中国早期历史记忆留存与传播方式的变迁——以乐与诗为中心

在周代的礼乐文化中,诗歌、乐舞共同组成了保留、传播族群历史记忆的立体空间。雅乐概念的衍变标识着现实与历史的关联,其具体内涵展现了由仪式乐舞所建构的线性历史框架。其中的《大武》不仅是对周初历史的整体性和连续性表达,更揭示了仪式性活动与早期历史叙事的关联。周代乐师的“讽诵诗、奠世系”具有记忆族群世系、建构文化认同以及融合古今历史、填补记忆缺口的功能。随着礼乐制度崩坏,以及乐师主导的仪式性记忆模式向史官主导的文字性记忆模式的转变,原先附着于礼乐机制上的《诗》的乐义为后来孔子创作《春秋》所吸纳,这便是孟子所言“《诗》亡然后《春秋》作”的内涵。借助理解仪式性记忆与文字性记忆在早期文化发展中的关系,可以帮助我们重新看待此后学术发展中“口述”和“书写”两种知识传播途径,以及经学阐释在“重义”和“重事”上的两种偏好。     

个性群体化，群体个性化，思维主体的历史大转换——广州人思维主体角色转移的探讨

本篇是系列论文第三篇，紧扣广州人思维主体角色转换问题展开。从思维主体角色的视角看广州人的思维，它是经历了由个性群体化到群体个性化的历史大转换的，这种转换是广州人思维机制趋向完善化的集中表现     

信息时代外语教师角色的转换

信息时代给外语教学带来了许多新变化、新特点。外语教师要适应这些变化,就应实现角色转换,努力从语言知识的传授者转换成语言技能的培养者和文化传播者;从教学活动中的主演转换成教学活动中的导演;从书本知识的复制者转换成自主学习的引导者;从外铄的权威转换成内生的权威。     

近代中国商人与社会变革

中国的历史发展至近代,进入了一个充满着变革的转型过渡时代.新的社会群体不断出现,有的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进步社会力量,有的则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落后反动势力,还有的扮演着错综复杂的角色,不能以进步与反动简而言之.中国近代的商人,即是这样一种新兴的群体.对于类似这样在社会变革进程中常常转换角色和地位的复杂群体,当然不能用简单的定性方式作出历史的评判,而应进行具体的论述和分析.本文仅就近代中国商人在社会变革中求稳求变的矛盾心态特点及其具体表现和影响略作论述.     

中国少族民族生态文化的创新、转换与发展

生态文化是关于天人之道也即人与自然关系的综合揭示和展示.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中国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是一种能够维持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而在当今社会历史条件下,中国少数民族生态文化必须实现由传统向现代的创新,转换和发展.才能实现中国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非政府组织:兴起背景与功能解读

从世界范围来看,非政府组织的勃兴孕育在西方国家政治空间转换的历史逻辑中;从中国现实来看,非政府组织的兴起也是当代中国政治空间转换的结果之一.非政府组织的生机与活力正是缘于其非政府、非营利或准政府、准营利的"中间组织"的特性.另外,非政府组织作为中间组织的社会功能具体表现为"缓冲"与"创新"的两大社会角色.     

中国早期文学社会边缘角色的界定

中国早期文学社会边缘角色的界定,主要是从社会分工的角度出发,即根据社会成员当时所充任的具体角色来确认他们是处于边缘还是中心。早期文学社会边缘角色的最大特点,就是兼有哲学家的身份,他们所从事的具体职业和他们所谈论的要言妙道形成巨大反差,从而使人物形象更具独特艺术魅力。     

1956～1976：中国共产党未能成功转换角色的原因探析

执政党角色与革命党角色相比,在地位、任务、领导方式、党的建设内涵、党群关系等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是带有浓厚革命党色彩的执政党,没有成功地实现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角色的转换。之所以未能成功地实现向执政党角色转换有其国际大环境和国内原因促成,是党的建设模式的不当定位以及战争年代行之有效的一整套经验的巨大惯性迁移的作用。总结历史,有利于在新世纪加强执政党建设。     

东方社会历史如何是世界的——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研究维度探析

马克思早期从资本主义扩张性的单一维度来研究世界历史的起源及本质,这一研究视域下的东方社会是被动卷入世界历史发展潮流中的受动客体。马克思晚年开始着眼于从西方社会和东方社会共同打造世界历史的双向维度来进一步考察世界历史发展进程,这一研究视域下的东方社会是主动参与创造世界历史的能动主体。东方社会从世界历史中的受动客体向能动主体的转换历程,就是东方社会从民族史走向世界史的发展历程,同时也是一部东西方民族不断加强文明对话的发展史。在当代全球化的历史条件下,文明对话是促进世界和谐的主要途径。     

关于现代化理论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若干认识

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国人对于现代化概念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由“四个现代化”转变为现代化是“人类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一个包罗宏富的转变过程”。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中,革命是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力量;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现代化范式”可以将革命史的内容包含其中,与“革命史范式”相比,“现代化范式”可以更加全面、客观地反映中国近代历史发展实际情况。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20年代中期可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早期阶段。     

组织重构:乡村现代化的社会基础

中国社会是在与酉方社会截然不同的历史路径中发展的，它不可能完成像酉方社会那样一个由乡村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自然转型，而是走一条所谓的“规划的社会变迁”的道路。这就要求以政治发展来推动社会发展，也就是说，政府要在乡村发展中扮演主导角色，而组织是政府推动乡村发展的体制性力量。乡村社会经历了1949年革命后到改革后组织变迁的历史过程，组织重构是推进乡村现代化的政治基础。1949年革命后，中国社会在社会主义的国家形态下继续推进现代化进程。正如吉登斯所言：“所有的国家在进行思维控制时，都用不同的方式去发明历史，因为对…     

浅论20世纪初期侨批局的经营制度创新——以侨批局和银行的关系为例

侨批局是存在于独特历史条件和特殊地域之中的一种以侨民汇款和信邮为主要业务的民营企业形式。侨批局在面对银行业对其侨汇业务的冲击时,积极对自身早期经营制度进行大胆创新,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传统经营制度的弊端,使其更加富有竞争力,因而银行同侨批局的关系由竞争走向合作。通过侨批局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中国的传统民营经济并不一定要彻底转换成西方的经营模式,只要从自身情况出发,因地制宜,自主创新,就能建立适合本国国情和企业自身的经营制度。     

结构主义视阈下的中国社会转型与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当代转换

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巨大实践中,作为马克思解开"历史之谜"、创立唯物史观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社会结构理论不断获得新的发展与转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前六十年实践历程显示,改革开放、市场经济转轨是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必经阶段和必然结果,也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理论在当代中国实践的新阶段。十六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大战略任务的提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在中国当代的华丽转换。与此同时,在中国现代化的社会转型中,结合中国的现实国情,应用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理论,采用制度、政策创新等不同的改革策略,促进社会结构优化,推进社会资源配置均衡,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健康发展,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实现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实践中不断转换必须面临的时代议题。     

国家与社会:社会福利体系结构性变迁规律与制度框架特征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实质是国家在社会与福利发展中扮演的角色,社会福利体系结构与政策框架主要由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组成,中国社会福利体系与制度安排在历史发展阶段、水平结构、垂直结构和体系结构建设方面均与欧美国家存在着巨大差距,这既反映了中国社会结构与政策模式的独特性,又说明福利制度建设与政策框架设计任重道远,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现代化尚有不小差距。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现代化迫切需要大力发展社会福利事业。     

“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李大钊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分析

李大钊运用唯物史观来认识和改造中国社会,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获得了一个富于生机的开端。他认为历史是物质的、变化的,历史有其自身矛盾运动和规律,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社会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环节,并最早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相结合。研究李大钊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对于探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的传播和实践运用,以及运用唯物史观正确看待当今中国社会和未来发展,都是有价值的。     

法制:人性善的悖论

现代化是中国社会历久弥坚的理想与追求。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也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根本保证。法制社会的确立 ,意味着传统意义上的政府存在必须进行重新定位 ,权力的社会角色注定要实现由道德认证向法律界定的转换 ,制度创新成了中国社会实现法制化的必由之路。由于道德社会整合模式拥有极其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 ,中国社会的法制化进程势必受到传统社会道德因素的排斥和掣肘 ,所以 ,法制欲在中国社会找到理想的契合点 ,关键在于对传统道德社会非法制化因素的深入剖析与破解 ,其中 ,对贵为传统道德社会理论基石…     

民国时期东省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比较分析

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公署和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是民国时期中国政府针对地方特殊情况而设置的两个省级政权机关。虽然二者在授权主体、设置的历史背景、权力行使程度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但都与中国在世界大战后扮演的角色以及国际与地区间军事政治格局变化相关联,都是中国政府为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加强对全国的统一领导而设置的特殊行政机构,都设有庞杂的组织机构且内部矛盾重重。尽管如此,二者在民国时期中国地方政制建设史上均占有一席之地。     

我国社会转型期政府角色的定位与转换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社会已经从生存型社会发展阶段开始过渡到发展型社会阶段,这就要求我国政府角色的定位与转换要同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相适应。本文拟对政府角色定位与转换的背景、政府角色定位与转换后形成的模式以及政府角色定位与转换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加以研究。     

乡村精英转换对乡村治理的影响分析

乡村精英在中国乡村社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乡村精英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不断完成自身的循环与再生,从而实现乡村精英转换。乡村精英转换是乡村社会变迁的反应,乡村精英转换反作用于乡村社会变迁。乡村精英转换会带来乡村社会各方面利益格局的改变,产生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冲突。同时,新乡村精英群体的出现能够实现乡村社会更高层次的发展与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