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经济带水污染协同治理测度及优化对策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长江经济带的水污染治理。水的流动性决定了流域治理是系统工程，任何主体的单独行动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水污染问题，必须实现上下游的协同共治。构建包含利益激励机制、监管机制和协调合作机制的长江经济带水污染协同治理系统，利用复合系统协调度模型对长江经济带的水污染治理协同度进行测算。研究发现，长江经济带水污染存在整体协同治理能力较弱、区域联动机制不完善不成熟等问题，主要表现为流域区域利益激励机制差异大、监管机制整体重视程度不足、协调合作机制缺乏持续性等。基于此，提出优化长江经济带水污染协同治理水平的建议，具体包括构建利益激励机制、完善监督管理机制、建立长期持续的协同机制。     

湘江流域生态环境多元共治机制及路径研究

推进湘江流域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是打造湖南"三高四新"新发展格局和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分析湘江流域生态环境多元共治发展现状,发现在现阶段湘江流域生态环境治理实践中存在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目标差异、社会主体和市场主体的参与度较低以及多元主体之间的合作机制有待完善等问题,影响了湘江流域生态环境多元共治机制的有序运转.为破解上述难题,从系统论的视角出发,通过论证各参与主体与生态环境之间的责任关系以及各参与主体之间的协同关系,分别从政绩考核制度、生态补偿机制、社会主体参与渠道以及多元主体的合作方式等四个方面设计了湘江流域生态环境多元共治的优化路径,为湘江流域生态环境多元共治机制的有效实施提供保障.     

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的有效路径——以习近平调研长江经济带发展为背景

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破坏日益严重。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调研了长江经济带发展情况,主持召开了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当前,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政府积极主导,社会参与乏力;地方各自为政,缺乏战略规划;资金投入不足,补偿机制不健全;区域立法缺位,保护监督错位。为了实现长江经济带的高质量发展,需要通过提高环保意识、营造共抓环保氛围,建立互动机制、协调多方利益关系,创新融资方式、完善环保补偿机制,实现长江保护立法、推进环保监督升级等有效措施,积极打造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命运共同体,努力构建长江经济带环境保护齐抓共管机制。     

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机制的构建与创新

生态环境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只有充分调动生态环境治理利益相关者的治理热情,协调多方要素,才能形成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合力,实现“政府主导—利益相关者的治理”模式的稳健运行。实现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必须在各治理主体之间的政治博弈中寻求动态平衡,完善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公众参与机制,使公众在参与中升华生态文明情感,践行生态文明理念。构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反馈机制,有效推进生态环境协同治理与公众生态意识提升两者之间的优化与平衡。建立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监督机制,通过政府监督、企业监督和公众监督,以有效保证环境决策的有效贯彻实施。优化生态环境协同治理传播机制,有效运用现代化传播话语体系,实现生态文明传播者与公众之间信息的互动共享,提升生态文明传播的实效性。健全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法律保障机制,构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法治保障“制度链”,为促进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绿色司法”之路。     

西部民族地区跨域生态环境协同共治的逻辑理路

西部民族地区跨域生态环境问题往往出现在不同的行政区划中,既表现出生态环境问题的共性,也表现出西部民族地区跨域生态环境问题的特殊性,造成西部民族地区生态环境“属地治理”的失灵,亟待革新生态环境治理模式。协同共治是一种旨在超越单一治理主体与破解跨区域范围的新型治理模式,与西部民族地区跨域生态环境治理诉求高度契合,能够协调和平衡各方利益,凝聚利益相关者的思想共识,增强利益相关者的内部合法性。因此,将协同共治嵌入西部民族地区跨域生态环境治理全过程,从理念构筑、法律规制、组织保障、制度安排四个维度进行路径探索,大力推进西部民族地区跨域生态环境的协同共治,进一步增强西部民族地区人民群众源自良好生态环境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区域环境共治的结构分析与建构路径——基于共同利益视角

在工业化进程快速推进的初期阶段，粗放的增长方式带来了愈发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生态环境问题具有的整体性、系统性和跨域性等特征，要求环境治理必须建构多元协同共治体制机制，通过多主体之间的利益协同、协作治理实现生态环境的长效善治。基于共同利益视角，从城市功能定位、纵向权力结构以及协同共治过程三个角度对构建生态环境共治体系进行探究，并从理念、主体和实践等方面提出区域生态环境共治结构的建构路径。     

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治理政策差异与区域政策协同机制的构建

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治理涉及上中下游多地区利益，任意一方的独立作为无法解决问题，开展协同治理是必由之路。追求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治理政策的协同效应有必要梳理府际之间存在的政策差异。文章运用政策文献计量和内容分析方法进行中央政府和长江流域地方政府关于发文时间、发文单位、政策工具的对比分析，总结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之间关于长江生态环境治理政策的差异，进而探讨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治理政策的现实状况及进一步的政策供给。研究发现，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治理政策央地总体差异较小，地方政府之间在重视程度、响应速度及政策工具组合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这种政策差异与中央政府的立场、各地的资源禀赋、地方生态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等因素有关，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因此，政策制定者既要基于具体情境制定差异化的策略和措施，又要通过区域政策协同机制的构建更好地开展生态环境治理。     

长江经济带商贸流通业区域差异实证分析

通过构建长江经济带商贸流通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长江经济带商贸流通区域差异进行评价对.研究表明: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商贸流通区域差异较大,应建立长江经济带商贸流通发展的战略协调机制、利益协调机制、空间协调机制,制定协调发展的对策措施,促进长江经济带商贸流通协调发展.     

协同法治：区域环境治理的法理依归

行政边界区域环境治理面临广泛的不良府际竞争、地方政府缺乏区域环境保护的内生动力、相关利益主体缺位、缺乏区域环境治理的长效机制等根本性困境。因而,区域环境治理内在地要求实行“协同法治”。区域环境“协同法治”的基本法理包括其核心内涵和基本要素两方面。其核心内涵包括以区域民生为本、区域权力的有序规束以及区域利益的动态均衡三方面;其基本要素包括实质要素和形式要素。实质要素包括：法律至上,法、理、情相得益彰;整体政府和责任政府;公民主体,区域社会共治。形式要素包括：协同性立法;区域内协同执法;权威的区域司法和多元区域解纷机制。     

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框架下的生态文明建设

生态文明建设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是适应行政民主化潮流和公共管理主体多元化发展趋势的必然产物,是新时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美丽中国的必然要求,而协同学理论和行动者网络理论为推动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生态文明建设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形成机制应着力于从主体互动机制、资源整合机制、利益协调机制、监督惩罚机制和制度保障机制等五个方面进行系统构建,并从理念、机制和行动三个层面对生态文明建设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实现路径进行系统设计,即通过培育生态文明建设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理念,建立健全多元主体利益协调机制,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绿色绩效考核机制和全面推进多元主体环境信息公开共享等路径来推动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多元主体协同治理.